我的父亲于1946年毅然投身军旅，成为华东野战军陈毅部第三野战军第八纵队的一员，后来部队改编，他又编入陆军第26军。他在军队中度过了长达二十三年的光辉岁月。起初，他从护士班长做起，凭借自身的努力与才华，逐步成长为一名军医。1955年，父亲被授予中尉军衔，在1961年或1964年全军普调军衔时，晋升为上尉。
我至今仍对1966年的情景记忆犹新。那时我在招贤营房上小学，父亲每月工资是90元整，行政级别为19级。在此，我郑重说明，以澄清事实：根据史料记载，1965年军队实行行政级别工资制，正连级干部月工资90元，对应行政19级，这一标准从实行到70年代初基本没有进行普遍调整。因此，可以确凿地证明，1969年父亲担任军医时为正连职，月工资90元，这一史实清晰明确，不容置疑。
2018年，已93岁高龄的母亲提出要前往东营看望原团后勤处刘处长一家。当年我们全家随军，与刘处长家相邻而居，两家人情谊深厚。母亲曾在烟台毓璜顶医院做手术，那段时间我们姊妹几人，全靠刘处长的爱人杨阿姨悉心照料生活起居。刘处长在1976年转业到东营油田，离休后安享晚年。见面时，我向这位老首长求证父亲当年的军衔与级别。九十多岁的老人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他明确地告诉我：“1965年6月1日取消军衔制前，我是大尉、团后勤处长，行政18级，月工资102元；你父亲是上尉、团卫生队军医，行政19级，月工资90元。”老首长的亲口证言，成为了最有力的证据。
家父这段行政19级的经历，如同刻在我心中的印记，也彻底改变了我们全家的命运。父亲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二十三年，把生命都奉献给了国家，然而最终却因为一纸命令，不得不脱下军装，解甲归田务农。1969年春，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部队以“精兵简政”为由出台政策，要求行政19级干部一律无条件复员回乡。父亲接到命令后，毫无怨言，默默地摘下领章帽徽，收拾好行装，准备带着家人返回故乡。然而，随军时间不长、还带着四个未成年孩子的母亲，却坚决不肯离开。母亲是抗战时期入党的老党员，在解放战争时期还担任过妇女干部，她性格刚直，有着自己坚定的信念。父亲耐心地劝说母亲：“回老家也挺好的，咱家乡有金波泉、玉液泉、大花泉，那里的泉水甘甜可口，冬暖夏凉。”母亲立刻反驳道：“泉水再甜，能当饭吃吗？光靠喝水能把孩子养大吗？你当兵都当糊涂了！打江山的时候需要你，现在解放了就把你一脚踢回家，这公平吗？你是军人，要服从命令，你要走你就走，我们娘几个不走，我倒要看看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面对母亲的委屈与质问，父亲沉默不语，他心中满是无奈与愧疚。1946年，父亲新婚不到一年就告别妻子投身革命，跟随部队渡长江、解放上海，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直到全国解放后，夫妻二人才得以团聚。父亲半生戎马，对国家、对军队始终怀着一腔赤诚的忠诚。但是，想到母亲那些年的诸多不易，父亲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得以沉默寡言的态度，来应对母亲的坚守……
父亲复员回乡后，部队发放了几千元的复员费，记得仅盖几间居住的瓦房，就花去了将近一半。为了拉扯四个未成年的子女，父亲每天早出晚归，在生产队里辛苦挣工分。他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劳作了一年，到头来却还要向生产队交纳一两百元的口粮钱，生活的艰难程度，实在让人不堪回首……
1978年冬天我入伍后，经过一番了解发现，在1978至1981年间，不少连营干部都是1967、1968年入伍的兵。结合父亲这批19级干部被集体复员的往事，那段历史的脉络逐渐清晰起来。当年26军77师6021部队一营，新四军出身、行政十九级的刘副营长，因老家来信举报其抗战期间有“投敌嫌疑”而被开除军籍、遣送回乡；该营红一连贺连长，同样是新四军出身，身上布满了多处枪伤和刺刀痕，行政19级；机炮连大学生出身的刘副指导员，师篮球队的主力，行政也是19级；我的父亲时任一营卫生所长，同样是行政19级。
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一个建制营的四名有实战经验的19级干部，除刘副营长原因特殊外，全部哪里来哪里去，复员回乡务农。由此可以推断，1969年全军被无条件复员的19级干部，绝对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后来听父亲说过，仅我们县就有二十几个。也正是为了补齐基层干部的人员缺口，进而保持和恢复部队的战斗力，上级只得紧急提拔干部：服役两年左右的优秀班长提为排长，排长提为副连，副连提为正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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