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在春节前后
“第一次庭审失利被当事人指着鼻子骂，没有劝退我；连着两个星期加班到凌晨，也没劝退我。”律师张骁（化名）如是说，“直到春节放了个假，我想开了。”
执业第七年，张骁选择离开律所。
三十三岁的他，做商事诉讼，普通本科、法硕出身，没有光鲜背景，但也算一步一步走得稳。进所时是助理，后来成为独立承办律师，能做案子，也能扛压力。忙的时候，他一年在外地开庭超过六十天，凌晨改材料是常态。团队不大，收入不算高，但看起来“还行”。
去年春节，他回了趟老家。
饭桌上亲戚照例问起工作：“你现在一年能赚多少？在上海做律师应该不错吧？”他笑着敷衍过去。但那天晚上，他第一次认真算了一笔账。
这一年，他做了三十多个案子，账面收入不低。但扣掉分成、费用垫付、回款周期和不确定风险，真正沉淀下来的并不多。而与他同龄的同学，有人稳定升职，有人已经买房，有人开始规划第二条职业路径。
他忽然意识到一件事：自己很忙，但没有变得更稳定。
那种感觉不是焦虑，而是一种轻微却持续的失重感。
春节过后，他去了企业做法务。
没有争执，没有戏剧性转折。只是觉得，该换一条路了。
像张骁这样的年轻律师，这两年并不少见。他们不是最差的一批，反而是仍然有选择空间的人，其离开本身也常常带着一种冷静：没有失败，只是重新计算过。
相比之下，中年律师的离开显得更安静，也更复杂。
周铭（化名）四十三岁，执业十五年，是所里的资深诉讼律师。案子做得扎实，在本地有一定口碑，也带过几位年轻律师。按行业标准，他属于“站稳的人”。
但过去两年，他明显感觉到变化。客户更谨慎，费用更难谈，大额案件减少，小案子增加。年轻律师流动快，团队稳定性下降。律所扩张放缓，内部竞争变强。
他开始意识到，未来十年的回报可能不再像过去那样确定。
去年春节，他没有像往年那样规划业务，而是认真想了另一件事：如果再干十年，自己想要收获什么？
节后不久，他离开律所，与两位朋友一块跨行创业。
没有公开告别，没有情绪波动。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人生。
这些离开并不喧哗，它们只是恰巧发生在春节前后——这个城市最安静、律师最清醒的时候。
离开从来不是一瞬间的决定。忙碌时，人会继续向前；只有停下来，路径才会显现。
春节，恰好是打工人一年到头难得的停顿。
谋事在人，但
当相当一部分律师在同一时间节点选择离开，个体选择就变成了可以量化的趋势。
毕竟这些离开看似分散，背后却有着相似的环境。
过去几年，律师行业并没有什么突然急转直下的剧情，而是在悄悄演变。不剧烈的变化持续、稳定地累计起来，其影响也会足够深远。很多律师没有在第一时间意识到这种水文变化，但身体不会撒谎——更忙了，更累了，却没有更安心的感觉。
首先发生变化的是案源。
传统依赖关系与转介绍的模式正在弱化，客户更集中，也更理性。企业法务更成熟，采购更专业，预算更严格。客户不再轻易为“努力”和“加班”付费，而更关注结果、效率与可预测性。收费谈判变得更艰难，价格透明度提高，议价权正在向客户一侧倾斜。
对于忙碌的那部分律师而言，案子的质量与利润结构也已经大不同。大案减少，小案增多。单案收费下降，服务周期延长，成本却没有同步下降。忙碌感上升，确定性却下降。
行业内部的分化在扩大。少数头部律师与平台仍在上升，而大量普通律师处在一种“看起来还可以、实际不稳定”的区间。收入不一定减少，但波动变大；工作不一定减少，但回报更难判断。
回款周期拉长，是许多律师最直接的感受。账面收入与实际现金流之间的距离变远，一些律所开始更谨慎地控制支出与扩张。年终时看似平稳的账面，往往掩盖着更大的不确定性。
组织结构在变化。年轻律师流动更快，稳定性下降。培养成本上升，但投入未必带来回报。许多律所开始减少长期培养，而更依赖即用型律师。中生代律师竞争加剧，晋升路径变窄，向上空间不再线性展开。
合伙人的角色也在变化。他们需要承担更多经营与现金流压力。团队规模越大，结构越复杂，风险也越高。一些律所看起来仍在扩张，但内部利润被摊薄，组织张力在累积。
这样的环境很容易给后来者一种错觉，即努力也没用，不如躺平。事实是，努力仍然重要，却不再足够。
决定回报的，不只是投入强度，而是位置、选择、资源与平台。有人在同样努力，却获得完全不同的结果。路径开始变得更依赖结构，而非单纯时间。
这些变化不会立刻改变行业叙事，却会慢慢改变个人判断。
很多律师并不是在某个瞬间被击倒，而是在持续的微小偏差中，逐渐修正对行业的预期。原本认为“再坚持几年就会更好”，后来变成“也许不会明显更好”。原本认为不确定只是阶段性，后来发现不确定正在成为常态。
春节是一个难得的时间窗口，让这种修正变得清晰。
当业务暂时停下，忙碌消退，很多人第一次有时间完整地审视过去一年：收入是否更稳，路径是否更清晰，风险是否更可控，未来是否更确定。
也唯有在春节，律师们有逃不开的社交，被迫接受更多来着各行各业各种关系的人的信息，进而帮自己在困顿中做出抉择。
适者生存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律师行业的主旋律是上升。
行业在扩张，需求在增长，城市在发展。只要坚持，位置通常会向前移动；只要投入，回报大多能够兑现。很多人并不确定自己能走多远，但相信方向是向上的。
这种确定性，曾是律师行业最重要的吸引力。
但现在，确定性变弱了。
客户权力上升，费用更透明，效率要求更高。行业内部的分化加剧，资源与平台开始集中。路径不再均匀展开，机会不再平均分布。努力仍然重要，但不再自动转化为跃升；经验仍然有价值，但未必带来更稳定的未来。
行业并没有停止，只是运行方式发生了改变。
少数人继续上行，他们拥有更强的平台、更稳定的客户、更清晰的位置。与此同时，大量普通律师进入一种新的状态：工作仍然忙碌，但确定性下降；收入未必减少，但安全感变弱；路径仍在延伸，却不再清晰。
这样的结构中，离开开始呈现出一种新的含义。
它不再只是个体的挫败，也不只是偶然选择，而逐渐成为一种主动判断。一部分律师选择留下，并继续适应新的规则；另一部分律师则选择离开，寻找更可控的路径与节奏。
你可以将其视作社会环境剧烈变化下的一种行业内自我筛选。
筛选意味着机会仍然存在，但门槛与分布方式已经不同。过去依赖时间积累的路径，正在被平台、结构与资源重新塑形。有人加速上升，也有人提前转向。表面仍然平静，底层却在缓慢移动。
所以，人们在春节前后下定决心，留下，或者离开。
做法务后，张骁的作息变得规律，生活节奏随之变慢，连体检的医生也调侃他：“早转行指标不早正常了。”偶尔，他仍会想起从前那些连夜改材料、赶早班高铁去开庭的日子，也会想起那个做决定的春节夜晚。
许多人和他一样站在类似的路口。有的人选择继续向前，有的人选择转弯。
离开的律师，并不总是最脆弱的那一群。
有时，他们只是最早看见变化，并意识到自己不再适应这种变化的人。
律师仍是个很好的职业，未来也会是，但它从来不适合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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