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中南海收到了一封挺让人意外的信。
写信的是个叫岑云端的普通舞蹈教员，人在广西。
信里有一句用土话写的大白话，胆子不小，直接管毛主席叫“阿爸”，自居“广西女儿”。
这信要搁平时，估计早就被当成胡言乱语扔废纸堆了。
可怪就怪在，它不仅顺顺当当到了主席案头，还让老人家来了精神。
看完信，主席乐了，撂下一句：“既然是广西的女儿，那就见见吧。”
这事儿没那么简单，绝不是咱们常说的“平易近人”四个字能概括的。
得知道，那会儿是1973年，主席身体状况大不如前，眼睛因为白内障看东西费劲，腿脚也不利索，平日里连见个外国政要都得医疗组严阵以待。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点名要见一个跳舞的，这里头的缘故，除了念旧，恐怕还有更深一层的心理寄托。
说起这段渊源，还得往回倒腾15年。
1958年夏天，北京中南海春藕斋。
那天晚上正举办舞会。
人堆里有个19岁的丫头叫岑荣端，广西贺县来的，黑里俏，身板儿苗条，典型的南方少数民族模样。
音乐一响，她跳了一段孔雀舞，那身姿灵动得，真跟孔雀开了屏似的。
那天主席兴致挺高，一身灰色中山装，手里夹着烟。
趁着休息的空当，有人把岑荣端引到了跟前。
接下来这番对话，挺有嚼头。
能看出来，主席看人，看的不是“才艺”，而是“底蕴”。
主席开口便问：“小鬼，哪儿人呐？”
岑荣端心里头直打鼓，怯生生地回：“广西贺县。”
一般人聊天，接着肯定问家里长短或者累不累。
可主席不一样，他笑眯眯地抛出个问题：“广西啊，那你跟岑春煊是啥关系？”
这下子，岑荣端彻底懵了。
岑春煊是何许人也？
那是清末民初的狠角色，两广总督，外号“官屠”。
可对个19岁的小丫头片子来说，这名字跟听天书没两样。
她支支吾吾半天：“我…
我不晓得。”
这细节挺耐琢磨。
在主席脑海里，每个人都是活在历史地图上的坐标。
一听广西贺县，他首先联想到的就是当地的历史名角。
瞅着小姑娘手足无措的样子，主席爽朗一笑，挥挥手把这茬揭过去了，转头问她叫啥。
听说叫“荣端”后，主席琢磨了一会儿，给出了个主意：“改个字咋样？
叫‘云端’。
飞得高高的，像天边的彩云。”
打这儿起，岑荣端就成了岑云端。
这可不仅仅是改个称呼。
搁那年头，能让领袖给改名，那是通了天的政治光环和期许。
谁知道，命运没按“平步青云”的套路出牌。
虽说改名后，岑云端凭着《孔雀舞》红了一阵，可她跟主席的交集，似乎就在1958年画上了休止符。
一晃十几年，世道变了。
1966年，岑云端工作调动，先跑了趟新疆，后来又折腾回广西老家，当了个普普通通的舞蹈老师。
从聚光灯下回到粉笔灰里，这落差，换谁心里都得咯噔一下。
但在那些平淡甚至有些紧巴的日子里，当初那句“云端”，成了她撑下去的念想。
时间转到1973年。
这会儿的岑云端早不是当初那个青涩丫头了。
岁月的风霜让她变得成熟，也更爱回忆往事。
她壮着胆子提笔写了那封信。
为啥敢自称“广西女儿”？
这招其实特高明，打的是“感情牌”。
要是以“前空政演员”的名义，那就是公事公办；要是以“崇拜者”的名义，这种信中南海每天能收一麻袋。
唯独这“广西女儿”，一下子戳中了主席晚年心底最柔软的那块肉。
晚年的主席，整天面对的是国际局势、国家大事，其实心里头挺孤单。
对于这种不带任何功利色彩、透着乡土亲热劲儿（他对广西印象一直不错）的“亲情”流露，老人家是一点抵抗力都没有。
所以工作人员一念这信，主席立马乐了，精神头也来了。
1974年快过春节的时候，进京的通知到了。
岑云端背着一包广西土特产，在火车上颠簸了几十个钟头，心里像揣了只兔子。
她哪知道，这一面见得有多难。
进了中南海，岑云端在个小会客室里等着。
等那个熟悉的身影拄着拐杖慢慢挪进来时，岑云端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十六年了。
当年的主席红光满面，如今背驼了，脸上褶子深了，走路也迟缓了。
岑云端赶紧起身鞠躬。
主席瞅着她，笑呵呵地来了句：“来了啊，广西的女儿。”
就这一嗓子，把十六年的隔阂全填平了。
接下来几天，岑云端觉着跟做梦似的。
她住进了中南海招待所，天天能见着主席。
爷俩聊啥？
没聊啥国家大政方针，也没聊让她升官发财。
主席关心的，全是“地气”。
问她日子过得咋样，问她从新疆回广西顺不顺。
一听她还在教跳舞，主席满意地点点头。
有个细节特有意思，主席专门提到了信里写的“大藤峡”。
“大藤峡那是老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着呢，你们广西人骨头硬。”
这话分量不轻。
在主席心里，大藤峡不光是风景，那是历史上瑶民起义的大本营，是反抗精神的标志。
他跟岑云端聊这个，其实是想通过她，确认那个充满生机、敢打敢拼的基层社会还在不在。
他对岑云端说：“云端呐，好好干，回广西给老乡们做点事，别让我失望。”
这是长辈的嘱咐，也是领袖的动员。
他把对广西那片热土的期望，全寄托在这个“女儿”身上了。
为了这情分，主席还特意安排放了场电影，陪她一块看。
临走时，亲笔题写了“大藤峡”三个字送给她。
这墨宝，比金山银山都值钱。
1975年，岑云端又接到了进京的信儿。
可这回，味儿全变了。
如果说头一年是温馨叙旧，那这回更像是拼了老命也要见最后一面的“执念”。
工作人员说话声调都低沉了不少。
岑云端直接被带进了病房。
主席躺在床上，刚做完眼部手术，视力差得厉害，身子骨虚得很。
岑云端轻声唤道：“主席，我来了。”
主席微微侧过头，凭声音听出了来人：“是广西的女儿啊，来，坐这儿。”
这次见面短得很。
岑云端强忍着泪，直觉告诉她，这恐怕是永别了。
瞅着病榻上的老人，眼神柔和却透着沉重，那个曾祝她“飞得高一点”的人，如今连翻身都费劲。
走出病房，岑云端心里空荡荡的，像丢了魂。
1976年9月，天塌了。
在广西听到主席逝世的消息，岑云端整整一天没开腔。
那种胸口被大石头压住的感觉，不光是失去了一位伟人，更像是没了位拿她当亲闺女看待的长辈。
后来她作为广西代表，又一次进京参加遗体告别。
站在灵柩前，眼泪到底是没止住，哗哗地流。
如今再回过头看这段往事，你会发现，主席和岑云端的这段交情，早就超出了普通朋友的范畴。
对岑云端来说，这是一辈子的荣耀和动力。
她后来一门心思扑在广西的舞蹈教育上，既是职业本分，也是为了兑现那句“别让我失望”的承诺。
而对晚年的主席来说，岑云端也不光是个老熟人。
在高处不胜寒的位置上，这个自称“广西女儿”的普通舞者，代表的是那个他始终挂念、朴实又鲜活的民间世界。
他给那个19岁的姑娘起名“云端”，盼着她飞得高；而那姑娘用半辈子的踏实劲儿证明，她没飘在天上，而是把根深深扎进了广西的泥土里。
这大概就是这段“父女情”最完美的结局。
信息来源：
郭建荣. (2003). 《20世纪中国的舞蹈艺术史》. 上海书店出版社.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