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三年，公元一〇〇六年，汴京的冬天格外冷。皇城深处，宋真宗赵恒在灯下展卷，案头堆着的是刚刚誊清的《古诗十九首》。据说，那一夜，他在页边停了很久，目光落在“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这句上，随后又看向窗外漆黑的夜色。殿中侍读小声说了一句：“陛下，天下读书人都盼个出头日。”赵恒只是点了点头，没有多话。
几十年后，“书中自有颜如玉”流传开来，成了无数寒门子弟嘴边的信念。但这句话背后的故事，却远不止一句劝学诗那么简单。
有意思的是，这位说出“颜如玉”的皇帝，并不是一个只会谈风月的文人皇帝。他一生既有“澶渊之盟”那样决定国运的举动，也有封禅泰山这种象征王朝荣耀的仪式，而“书中自有颜如玉”，恰好落在这两种选择之间，看似儿女情长，实则与国家需要、个人追求，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要弄清“颜如玉”究竟是什么人物，还是得从一首汉代乐府诗说起。
（一）从“东城高且长”说起
“东城高且长，逶迤自相属。”这首出自汉末的五言古诗，被后来人收入《古诗十九首》，题目叫《东城高且长》，大约成形于东汉末年。那时朝廷渐衰，世道飘摇，文人心气低落，诗里处处透着一种说不清的惆怅。
诗中主人公站在洛阳东城外，眼前是高城长堞，耳边是呼啸秋风。草色虽绿，却笼上一层阴冷。诗人写道：“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不过是清晨一阵风、草丛几声虫鸣，却让人有种说不上来的压抑感。
接着，情绪出现转折。诗句突然引入“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燕赵之地，自战国以来就以多美人、尚侠义著称。这里的“颜如玉”，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女子姓名，而是用来形容极其美貌的女子：脸若美玉，光洁如瓷。就像后来人说“闭月羞花”“沉鱼落雁”，更多是个意象，而不是某位具体女子的户籍信息。
诗里写这位美人，罗衣轻裳，在户前调弦理曲。“音响一何悲！弦急知柱促。”琴声一快，心就跟着揪紧。诗中男子在门外徘徊，整衣束带，嘴里什么都没说，可动作已经泄露心意。末尾一句“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更像是一声叹气——想与佳人比翼双飞，终究只是想想。
值得一提的是，《古诗十九首》整体风格统一，被后世视为汉末文人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它们不是为歌功颂德而写，而是对人生短促、世事无常的细腻体察。这里的“颜如玉”，本身带着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意味。读书人也好，游子也罢，心里有渴望，有憧憬，却知道现实往往另有安排。
从这个角度看，“颜如玉”最早出现在诗里时，更像是梦境里的幻影：美则美矣，却不一定真的能拥有。
（二）宋真宗为何偏偏选中“颜如玉”
时间往前推近千年，北宋立国不久，内忧外患，仍未平息。宋太宗赵光义之后，轮到第三位皇帝赵恒登基，他就是后来的宋真宗。
赵恒当政二十五年，从公元九九七年至一〇二二年，这期间最为世人熟知的，是景德元年（一〇〇四年）与辽国议和，签订“澶渊之盟”，以及后来封禅泰山。这两件事历来争议颇多，有人赞他知进退，有人嫌他偏重名教仪式，不够果断强硬。
不过，若只盯着这两件大事，反而会忽略他另一条清晰的执政路线：重文、重教、重科举。
宋代本就以“重文轻武”著称。到真宗时期，这一倾向更加稳定。他受过完整的皇家教育，熟读经史，善书法，喜欢与文士唱和。朝堂上，他广开科举之门，不断扩充士大夫队伍；朝堂外，他希望通过科举，把原本散落在乡间的读书人，吸到朝廷来，为他所用。
在这样的背景下，《励学篇》应运而生。那首让后世读书人耳熟能详的七言诗，大致内容是：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学界多认为在他即位后不久。诗中把“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一一罗列，几乎把普通人这一生的现实诉求说了个遍：有饭吃，有钱用，有体面，有家庭。不得不说，这样的表达很接地气，比起高悬的“王霸之业”“万世之功”，要亲近得多。
再看其中的安排顺序：先讲粮食，再讲房屋，再讲车马，最后才说到娶妻。过去不少人只记住“颜如玉”，但真宗诗里的逻辑其实很清楚——读书可以改变命运， 改的是一整套生活条件，而不只是找到漂亮媳妇这么简单。
那为什么偏偏从《古诗十九首》里拎出“颜如玉”这三个字呢？
一方面，这是文化传承。北宋士人多熟《文选》，真宗也不例外。《东城高且长》在当时已经是经典篇目。用“颜如玉”作比喻，既显得雅致，又容易让读书人会心一笑。
另一方面，这也是政治考量。科举制度要吸引寒门士子，就不能只讲“为国为民”这种大义，还得顾及他们切身的现实期待。真宗巧妙地把“功名富贵”“婚姻前途”一并塞进“读书”这条路上，相当于在告诉天下人：只要肯读书，哪怕出身寒微，也有可能挤上仕途，衣食无忧，家庭美满。
试想一下，那些住在乡村茅屋里的少年，冬夜里缩在油灯底下念书，心里琢磨的，未必是什么“经世之志”，而是有朝一日也能有房有田，娶个贤惠又好看的妻子。真宗这首诗，正是打在他们的心口上。
这一来，“颜如玉”便从《古诗十九首》的诗意美人，摇身一变，成了科举成功后“娶妻有望”的象征。
（三）“书中自有颜如玉”如何走进民间故事
如果说宋真宗是一位把“颜如玉”请进宫里、写进御诗的皇帝，那清代的蒲松龄，则是把“颜如玉”从书中拉下来，让她在纸上活了一回的人。
蒲松龄生活在清康熙年间，约一六四〇年至一七一五年之间。他早年屡试不第，乡试失利，直到中年才勉强取得贡生资格，仕途始终不顺。正因如此，他的《聊斋志异》里，处处可见对读书人命运的关注，也不难理解。
在《聊斋志异》中，有一篇名叫《书痴》的短篇小说，就是围绕“书中自有颜如玉”展开想象。
故事里的主人公叫郎玉柱，家境清寒，住处破旧，但为人聪慧，偏偏一心扑在书本上。无论春夏秋冬，他都抱着书卷不放。村里人见他到了二三十岁还不成亲，纷纷摇头：“这小子读傻了，将来有书也没人给他养老。”有人当面劝他，他却只答：“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这句话传开以后，乡邻愈发拿他当笑柄，背后说：“他是把那句诗当真了，怕不是在等书里掉出个美人。”郎玉柱听在耳中，表面不辩，心里却愈发固执。有天夜里，他翻阅旧书，忽然觉得书页间似有香气飘出，再抬头，面前竟站着一位女子，衣着古雅，神色娴静，自称姓颜名如玉。
当然，从现实史料来看，这样的情节只存在于文学创作中，不可能有“美人真从纸里走出来”的事实。但在蒲松龄笔下，这段故事却写得异常自然——颜如玉不仅陪着郎玉柱读书，还亲自为他讲解疑难，整理书房，织布做饭。两人情投意合，很快结为夫妇，还生下一子。
一段时间里，郎玉柱家里的日子慢慢好转，书屋也收拾得井井有条。村里人见状，半信半疑，有人站在门外嘀咕：“他家的烟火气变了，会不会真有个书中美人？”
遗憾的是，好景不长。故事传到县令史某耳中。史某为人刻薄，平日喜欢搜刮民脂民膏，又最容不得别人得意。他听说县里竟有人娶了个“书中走出来的美人”，便冷笑一句：“妖言惑众，当治其罪。”随即派衙役上门搜捕。颜如玉被迫离去，郎玉柱被扣进衙门，棍责加身，遍体鳞伤，家中书籍也被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
牢狱之苦熬过去之后，郎玉柱回到破屋，看着烧成灰的书堆，一时说不出话来。乡人劝他：“别再读了，命要紧。”他却咬牙说：“书还在心里。”从此，重新搜集书本，继续埋头苦读。
经过多年寒窗，他终于高中进士，被派往外省为官。有意思的是，蒲松龄并没有让他一考成名，而是经历了漫长等待，这与他自己的科场经历不无相似。
任职之后，郎玉柱被派往福建巡按，查核地方官员政绩。到那时，史县令早已高升，回到老家，坐拥田产，依旧压榨百姓。郎玉柱暗中查访，发现他在任时的贪赃枉法诸多证据，于是在公文里一一列举，上报弹劾，最终抄没其家产，使其伏法。坊间传言，他在落笔时，对着案头那块“颜如玉”牌位轻声说了一句：“你看，我没忘。”
这当然也是文学想象，但其中的用意很明确：所谓“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不只是说读书能带来富贵、婚姻，更指向一种逆转命运、伸张正义的力量。郎玉柱靠书本，从被鞭打的受害者，变成手握权柄的巡按，最后清算了曾经烧书打人的县令。
值得强调的是，蒲松龄并没有把“颜如玉”写成一个完全虚幻的诱饵，而是让她在故事里既有情感温度，又有象征意义。她既是郎玉柱苦读岁月中精神上的陪伴，也是那种“苦尽甘来”的象征。读者读完，很难不对那句老话重新生出几分信任：书里，确实藏着改变命运的机会。
从汉代《东城高且长》的诗意佳人，到宋真宗笔下的富贵象征，再到清代蒲松龄故事里的书中美人，“颜如玉”的意涵在一步步扩展。她已经不再是某一个具体的女子，而是被一代代读书人投射了愿望和期待的意象。
（四）“颜如玉”背后，是怎样的一条读书路
回到那首广为流传的《励学篇》，很多人背得滚瓜烂熟，却未必认真想过一句话背后的时代背景。
宋代以前，寒门子弟想往上走，门路并不多。魏晋南北朝时，门阀士族把控仕途，普通人哪怕读了书，也很难挤进上层。到了隋唐，科举制逐渐成形，按理说给了更多人机会，但在实际操作中，家世、人脉仍然影响不小。
北宋建立后，统治者有意压制武人力量，转而倚重文官集团。真宗时期，朝廷持续扩招进士，提高科举取士名额。对读书人来说，这是一个相对有希望的时代。只要有才学、有毅力，未必完全不能出头。
“书中自有千钟粟”，说的是通过读书步入仕途，获得稳定俸禄；“书中自有黄金屋”，暗指功成名就后，房屋田产不愁；“书中车马多如簇”，意味着出门有随从，有礼遇；“书中自有颜如玉”，则是把个人生活层面的幸福也算在里面。这样的组合，几乎把当时小人物心里的愿望，概括得明明白白。
不过，现实并不总是这么圆满。历史上，有太多像蒲松龄那样的读书人，寒窗几十年，屡试不中，只能在偏僻角落教书、行医、著书。也有不少人进了仕途，却被卷进党争，或被排挤，或被外放，终身不得志。
在这样的悬殊落差之下，“书中自有颜如玉”既是希望，也是赌注。有人押对了，功成名就；也有人押空了，老去书桌前。许多家庭押上几代人的积蓄，只为了供一个孩子读书，赌这一把。
不得不说，这种信念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支撑着无数普通人。尤其在动荡年代，读书成了为数不多的“向上通道”，哪怕艰难，哪怕结果不确定，也有人咬着牙走下去。
站在今天回看古人的选择，不能简单用“值得”或“不值得”来评判。对那时的他们来说，读书不是某种抽象的精神追求，而是踏实的生活出路，是对抗出身和命运的一种尝试。“颜如玉”之所以动人，就在于她背后站着的是一长串名字：那些无名的穷书生，那些在油灯下背诵经书的少年，那些在考场外抹泪的落第者。
宋真宗在御诗里写下这句话时，未必想到几百年后，一个叫蒲松龄的人，会在乡间书房里，点着昏黄油灯，以它为线索，写下《书痴》这样一个故事；也未必想到，一句随手的劝学之语，会变成中国人心里代代相传的口头禅。
追根究底，“颜如玉”既不是史书里的某位贵妃，也不是民间传说中某个有名有姓的女子，而是汉代诗人笔下的一抹美好形象，被宋代皇帝借来劝学，又被清代文人写入怪谈，在漫长的时间里不断被赋予新意。读到这里，大致可以下一个清楚的结论：“书中自有颜如玉”里的“颜如玉”，不是一个真实人物，而是所有美好憧憬的化身。她不在现实中行走，却在无数读书人的心里，把一本本书照得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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