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烟机嗡嗡地响着，抽走了锅里最后一丝热气。我把青椒炒肉装进白瓷盘，端到餐桌上，又回去拿碗筷。
客厅里，电视开着，放的是财经新闻。刘伟明坐在沙发上，膝盖上摊着一份文件，眉头皱着，手里的笔时不时在上面划一下。
“吃饭了。”我说。
他嗯了一声，没动。
我把碗筷摆好，盛了两碗米饭，坐下等他。
墙上的钟指着七点半。这个点，他通常还在公司，今天回来得早。我以为是好事，还特意多炒了一个他爱吃的菜。
五分钟过去，他合上文件，站起来，走到餐桌边坐下。
我递过筷子，他接了，夹了一筷子菜，放进嘴里嚼着。
沉默。
十五年了，这种沉默我习惯了。刚结婚那会儿他话还多，会跟我说公司的事，说客户的事，说同事的事。后来公司越做越大，他的话越来越少。回家就是吃饭、看文件、接电话、睡觉。有时候一连几天，我们说的话加起来不超过十句。
我以为今天也是这样。
“芝杏。”他忽然开口。
我抬头看他。
他没看我，低头扒着饭，声音闷闷的：“有件事想跟你商量。”
“什么事？”
他放下筷子，抬起头，看着我。
那眼神我从来没见过。不是平时的那种疲惫，也不是偶尔流露出的那种温柔，是一种陌生的、疏离的、像是看一个外人的眼神。
“咱们离婚吧。”
我手里的筷子顿了一下。
“你说什么？”
“离婚。”他重复了一遍，“我想了很久了。”
我把筷子放下，看着他。
他避开我的目光，盯着桌上那盘青椒炒肉，像是那上面有什么值得研究的东西。
“为什么？”
他没回答。
“刘伟明，”我说，“十五年，你给我个理由。”
他沉默了几秒，然后抬起头。
“芝杏，你是个好女人。”他说，“但这十五年，你做了什么？”
我看着他。
“我每天早出晚归，累死累活，一年挣六千多万。”他说，“你呢？在家待着，买菜做饭，看电视刷手机。我不是说这些事不重要，但你觉得，这公平吗？”
我没说话。
“我不是没给过你机会。”他继续说，“我跟你说过多少次，让你出去学点东西，做点自己的事。你呢？说不喜欢，说不习惯，说在家挺好。行，我尊重你。但现在……”
他顿了顿。
“现在怎么了？”
“现在我觉得，”他看着我，“咱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窗外的天黑透了，客厅里的灯光照在他脸上，把轮廓切割得很分明。他眼角的皱纹比去年深了，鬓角多了几根白发，眉心那道竖纹又刻进去几分。
这个人，我看了十五年。
从一无所有看到身家过亿，从意气风发看到心力交瘁。我以为我看懂了他，看透了他，看到了他心底最深处。
原来没有。
“伟明，”我说，“你是不是外头有人了？”
他愣了一下，然后摇头。
“没有。”
“那为什么？”
他没回答。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里面没有愤怒，没有厌恶，只有一种疲惫的、无可奈何的东西，像是一个早就想好的决定，终于说出口之后的如释重负。
“芝杏，”他说，“咱们好聚好散。房子归你，存款分你一半，每个月我再给你生活费。你下半辈子不用愁，想干什么干什么。行吗？”
我没说话。
他等了一会儿，没等到回答，低下头，继续吃饭。
筷子碰在碗沿上，发出细碎的声响。电视里还在放财经新闻，主持人说着什么指数、什么增长率、什么市场预期。油烟机早就停了，厨房里安静得像一潭死水。
我站起来。
他抬头看我。
我走到玄关，从鞋柜最里面拿出一个铁盒子。那是十年前搬家时带过来的，装些乱七八糟的票据，一直放在那儿，从来没打开过。
我抱着盒子走回餐桌边，坐下。
他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点不解。
我把盒子打开，从最底下翻出一张银行卡，放在桌上。
“这是什么？”
我没回答，继续翻。
一张，两张，三张。
一共七张银行卡，整整齐齐排在他面前。
他的眉头皱起来。
“芝杏，你什么意思？”
我看着他，说：“刘伟明，你一年挣多少？”
“六千多万。”
“挣了多少年了？”
他愣了一下，没回答。
我替他说：“公司开了十二年。头两年赔钱，第三年开始盈利，第五年过千万，第八年过三千万，去年六千三百万，今年上半年三千四百万。”
他看着我，眼神变了。
“这些账，你记得这么清楚？”
我没回答，只是把第一张银行卡往前推了推。
“这张卡，是公司成立第三年开始存的。那年你挣了一百二十万，给了我二十万当家用。我没花完，剩下的存进去。”
我又推第二张。
“这张，第四年。那年你挣了三百多万，给了我五十万。”
第三张。
“这张，第五年。那年你挣了八百万，给了一百万。”
第四张，第五张，第六张，第七张。
一张一张推过去，每张卡都记着年份，记着数字，记着那些他从钱包里抽出来随手扔在茶几上的钱，记着那些他说“拿去花，别省着”的日子。
七张卡，在他面前排成一排。
他看着我，眉头皱得很紧。
“芝杏，这到底是多少钱？”
我说：“你自己查。”
他从桌上拿起第一张卡，翻来覆去看了看，掏出手机，打开银行App。
输卡号，查余额。
他愣住。
又拿起第二张，查。
愣住。
第三张，第四张，第五张，第六张，第七张。
每查一张，他的表情就变一分。等七张卡全查完，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神像是看一个陌生人。
“这……”
“八千六百四十万。”我说，“加上理财收益，九千三百万出头。”
他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我看着他，心里没有想象中那种扬眉吐气的快感，只有一种空落落的平静。
“伟明，”我说，“你问我这十五年做了什么。”
他没说话。
“我给你算算。”
我靠着椅背，看着他的眼睛。
“头两年，公司刚开，你租不起写字楼，在家办公。我每天给你做饭、打扫、接电话、回邮件、接待客户。你那些早期客户，有三分之二是我帮你聊下来的。你记得吗？”
他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第三年，公司搬到写字楼，招了人，你开始忙。我怀孕了，你说让我别上班，在家养着。我说行。后来孩子没保住，我躺了三个月，你在医院陪了我三天。剩下的时间，都是我自己扛的。”
他的眼睛红了。
“后来公司越做越大，你说让我全职在家，以后不用愁了。我说行。你说家里的钱你管，让我别操心。我说行。你说什么都行，你记得吗？”
他没说话。
“我每天买菜做饭，等你回家。你应酬喝多了，我熬醒酒汤。你出差累垮了，我煲汤给你补。你睡不着觉，我陪你说话。你说压力大，我听着。你说不想说话，我就安静。十五年，你记得我抱怨过一次吗？”
他低下头。
“你问我这十五年做了什么。”我说，“我做了你老婆。你让我做的每一件事，我都做了。你不让我做的事，我一件没做。你说在家待着，我就待着。你说别操心钱，我就不操心。你说什么，我都听。”
我顿了顿。
“可你从来没问过我，想不想操心。”
客厅里很安静，只有电视里财经新闻的播报声。主持人换了一个，开始说天气，说明天的降雨概率，说出门记得带伞。
刘伟明低着头，盯着桌上那七张银行卡，一动不动。
窗外的风吹进来，窗帘轻轻动了动。
“芝杏。”他开口，声音哑了。
我没应。
“这些钱……”
“你给我的。”我说，“每一分都是。我一分没花，全存着。”
他抬起头，看着我。
那双眼睛里有了泪光，在他这个年纪的男人脸上，显得陌生又熟悉。我好像很多年前见过，那会儿他还没开公司，还在打工，每个月挣几千块。有一回他发工资，给我买了一条围巾，就是这种眼神。
“为什么？”他问。
我看着他的眼睛，说：“因为我怕。”
“怕什么？”
“怕有一天，你不要我了。”
他的嘴唇颤了一下。
“刘伟明，”我说，“你越来越成功，我越来越没用。你认识的人越来越多，我的世界越来越小。你每天见的都是大老板、投资人、政府领导，我每天见的只有菜市场的大爷大妈。你说咱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我其实早就有感觉。”
我停了一下，把那股涌上来的情绪压下去。
“可我不怪你。”我说，“你有你的路要走，我有我的日子要过。你能给我钱，但给不了我安全感。所以我自己攒。”
他看着我的眼睛，眼眶红红的。
“芝杏……”
“你不用解释。”我打断他，“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我都听见了。你说我每天在家待着，买菜做饭，看电视刷手机。你说我不学习，不进步，不做事。你觉得我没用，配不上你。这些，我都听见了。”
他的眼泪掉下来。
我没动，只是看着他。
十五年，我第一次看见他哭。
电视里天气预报播完了，开始放广告。一个女明星举着洗发水，笑得明眸皓齿。油烟机早就停了，厨房里安静得能听见冰箱工作的嗡嗡声。
“伟明，”我说，“你想离婚，我同意。”
他抬起头。
“你刚才说的那些，房子归我，存款分我一半，每个月给生活费。这些话，我记住了。”
我把桌上那七张银行卡收回来，一张一张放回铁盒子里。
“但这九千三百万，”我说，“是我自己的。”
他的脸色变了。
“你给我的那些钱，是家用。我没花完，存下来，是我攒的。你没说过让我存，也没说过不让我存。我存了十五年，存成这样。这是我的，不是你的。”
他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我把铁盒子盖上，抱在怀里，站起来。
“明天上午九点，民政局门口见。”
我转身往卧室走。
“芝杏！”
他在身后喊。
我没回头。
卧室门关上，我靠在门板上，听着外面的动静。
他站起来，椅子腿刮在地上，发出刺耳的声响。脚步声在客厅里来来回回走了几圈，然后停下来。
手机响了，他接起来，声音压得很低，听不清在说什么。
挂掉电话，脚步声又响起来，这回是往卧室这边来的。
我盯着门把手，看它会不会动。
没动。
脚步声停了一会儿，然后走开了。
客厅里安静下来。
我抱着那个铁盒子，坐在床边，看着窗外的夜色。
城市的夜从来不黑，到处是灯光，红的绿的白的，把天空映成一种奇怪的暗橙色。远处有车流的声音，隐隐约约的，像是隔了一层什么。
我想起很多年前的事。
那时候我们刚结婚，租着一间十几平米的单间，没有客厅，没有阳台，窗户朝北，冬天冷得不行。他说以后一定让我住上大房子，有落地窗，有中央空调，有独立卫生间。我说好。
后来都有了。
大房子，落地窗，中央空调，独立卫生间。都有了。
可我们俩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远。
不是他的错，也不是我的错。只是一个往前跑，一个原地待着，跑着跑着，就看不清对方的脸了。
我低头看着怀里的铁盒子，盒盖上落了一层灰，是刚才从鞋柜里翻出来时沾上的。我用袖子擦了擦，露出原本的颜色。
这个盒子是他送我的。十年前搬家时买的，他说装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别让家里太乱。我就拿来装发票、收据、旧照片。
后来开始装银行卡。
第一张卡存进去那天，是他第一次给我大笔钱。二十万，他说让我买衣服买包买化妆品，别省着。我没花，存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存。可能那时候就有预感，觉得这钱不是我的，是他的。他给我的，是他的心意，但心意这东西，说变就变。钱不一样，钱存下来，就是自己的。
后来他越给越多，我越存越多。
有时候自己也觉得可笑。明明是他老婆，花的却是他的钱，存的也是他的钱，到头来还怕他不要我。这种日子，我过了十五年。
窗外有车经过，灯光从窗帘缝隙里透进来，在天花板上划出一道淡淡的光影，然后消失。
我把铁盒子放在床头柜上，躺下来，看着天花板。
明天去民政局。
然后呢？
然后怎么办？
不知道。
但至少，我有九千三百万。
第二天早上，我七点起床，洗漱，换衣服，化了个淡妆。
走出卧室的时候，客厅里没人。餐桌上放着早餐，豆浆油条，还冒着热气。旁边压着一张纸条，是他的字迹：
“芝杏，早餐趁热吃。我先去公司处理点事，九点民政局门口见。”
我看着那张纸条，看了很久。
豆浆是热的，油条还是脆的，他应该是刚走不久。
我把早餐吃了，洗碗，收拾厨房，然后换鞋出门。
民政局门口，他先到了。
站在台阶上，穿着一件深蓝色衬衫，头发梳得很整齐，胡子也刮干净了。看见我走过来，他迎上前几步，又停住。
“芝杏。”
我点点头。
“进去吧。”
他站着没动。
我看着他。
他的嘴张了张，又合上，像是有什么话想说，又说不出口。
“怎么了？”我问。
“芝杏，”他说，“我昨晚一宿没睡。”
我没说话。
“我想了很多。”他说，“这些年的事，咱们俩的事。你说的那些话，我都记住了。”
我等着。
“你问过我，为什么想离婚。”他说，“我说是因为你没用。那是气话，不是真的。”
我看着他。
“真的原因是，”他低下头，“我配不上你。”
我愣住了。
“公司越大，我越怕。”他说，“怕失败，怕赔钱，怕被人坑。天天提心吊胆，回家也不敢跟你说，怕你担心。时间长了，就……”
他停住，深吸一口气。
“就怎么了？”
“就觉得，你什么都不知道，真好。”他说，“你不用操心那些破事，不用跟那些烂人打交道，不用半夜惊醒想着明天怎么办。你就在家，好好的，等我回来。我就觉得，值了。”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里面有泪光，有疲惫，有我看不懂的东西。
“那你为什么说那些话？”
他苦笑了一下。
“因为我觉得，我不配。”
“不配什么？”
“不配有你这样的老婆。”他说，“你那么好，那么安静，那么不争不抢。我天天在外头跟人斗来斗去，回来看着你，就觉得心里安静。但安静久了，又觉得不安。觉得你这么好，我这么烂，你早晚会嫌弃我。”
他的声音有点抖。
“所以你就先嫌弃我？”
他没说话。
我看着他，看着这个我看了十五年的男人，忽然觉得有点陌生，又有点熟悉。
陌生的是，我不知道他心里藏着这么多事。
熟悉的是，他还是那个当初给我买围巾时，眼神亮亮的年轻人。
“伟明。”我说。
他抬起头。
“我问你一件事。”
“你说。”
“你昨晚想了一宿，想明白什么了？”
他看着我，沉默了几秒。
“想明白了一件事。”他说，“钱不钱的不重要。你那些存款，九千多万，我不要。房子，存款，什么都不要。只要你。”
我看着他。
“芝杏，”他说，“我不想离婚。”
台阶下面有人经过，看了我们一眼，又走开了。门口的工作人员站在玻璃门后面，低头看手机，偶尔抬头往这边瞥一眼。
风吹过来，吹起我额前的碎发，痒痒的。
“刘伟明，”我说，“你昨天说的那些话，我都听见了。你说我这十五年什么都没做，说我跟不上你，说咱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这些话，你收不回去。”
他低下头。
“你收不回去，我也忘不了。”我说，“但我可以原谅你。”
他抬起头。
“不是因为你刚才那些话。”我说，“是因为这十五年，你对我，是真心的。”
他的眼眶红了。
“你给了我钱，给了我房子，给了我能给的一切。”我说，“你没给过的，是你心里的那些事。你不说，我也不问。但以后，你得说。”
他点点头。
“芝杏……”
“我还没说完。”我打断他，“那九千三百万，是我的。我不给你，你也别要。”
他说我不要，我不要。
“但你每个月挣的钱，得给我一半。”我说，“不是家用，是我该得的。我做了十五年你老婆，值这个价。”
他愣住了，然后笑了。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好，”他说，“给，都给你。”
我看着他的笑脸，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他第一次领我回家见父母的样子。那时候他紧张得说话都结巴，手心全是汗，拉着我的手攥得紧紧的。
十五年过去了。
他还是那个他。
我还是那个我。
我们之间隔了那么多东西，钱，时间，误会，伤害。但有些东西，没变。
我伸手，在他脸上擦了一下，把他眼角的泪擦掉。
“走吧，”我说，“回家。”
他愣了一下：“不回民政局了？”
我看着他，说：“你想回？”
他拼命摇头。
我转身往台阶下走。
他跟上来，走在我旁边，步子有点急。
走了几步，他忽然拉住我的手。
我低头看了一眼，他的手还是那样，骨节分明，手心有薄薄的茧。和十五年前一样。
我没甩开。
阳光照在街上，照在来来往往的人群身上，照在我们身上。
他攥着我的手，攥得很紧。
我侧头看他一眼。
他的眼睛红红的，但嘴角弯着，像哭又像笑。
“芝杏。”
“嗯？”
“谢谢你。”
我没说话。
风从街角吹过来，带着早餐铺子的油烟味，混着路边花坛里的泥土气息。有一辆洒水车开过，唱着《兰花草》的调子，把路面冲得湿漉漉的。
我握紧了他的手。
那天晚上，他做了一桌子菜。
我靠在厨房门口看着，看他系着围裙，手忙脚乱地翻锅、切菜、调味。油溅出来，他往后躲了一下，差点撞翻旁边的酱油瓶。
“你行不行？”我问。
“行，怎么不行，”他头也不回，“等着吃就行。”
我没说话，就那么看着。
窗外天黑了，厨房里的灯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长长的一道。他弯着腰切葱，刀起刀落，节奏不太稳，但很认真。
我想起刚结婚那会儿，他也是这样，第一次给我做饭，煮了一锅糊了的粥。我喝完了，他说你怎么不嫌难喝，我说不难喝，是你做的。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那时候的笑，和现在一样。
菜端上桌，四菜一汤，摆了满满一桌子。他摘下围裙，坐在我对面，眼睛亮亮地看着我。
“尝尝。”
我夹了一筷子，放进嘴里。
有点咸，但能咽下去。
“怎么样？”
我说还行。
他松了口气，拿起筷子，开始吃。
吃了几口，他忽然放下筷子。
“芝杏。”
我抬头。
“今天早上那些话，你还记着吗？”
我说记着。
他低下头，看着桌上的菜，沉默了几秒。
“我知道你记着。”他说，“我也记着。那些话我说了，收不回来。但我得让你知道，那不是真心话。”
我等他继续说。
“我昨天晚上，”他说，“一个人在办公室坐到天亮。想了很多事。想咱们刚结婚那会儿，想那些一起熬过来的日子，想你这么多年为我做的事。越想越觉得自己不是人。”
他抬起头，看着我。
“芝杏，我不是嫌弃你。我是害怕。”
“怕什么？”
“怕你太懂事。”他说，“你什么都听我的，什么都顺着我，从来不抱怨，从来不提要求。我有时候半夜醒来，看着你睡着的样子，就在想，这么好的女人，为什么跟着我？我要是哪天不行了，你怎么办？”
我看着他的眼睛。
“所以我拼命挣钱，拼命对你好，给你钱，给你房子，给你我能给的一切。我以为这样就行了，这样你就不会走。可后来我发现……”
他顿了顿。
“发现什么？”
“发现你越是这样，我越害怕。”他说，“因为你什么都能忍，什么都不要，我就不知道你到底要什么。我不知道拿什么留住你。”
他的眼眶红了。
“昨天我说那些话，其实是说给自己听的。我告诉自己，她没用，她配不上我，离了算了。可说完我就后悔了。我哪是在说她，我是在骂我自己。”
他没再说下去，只是低下头，盯着面前那碗饭。
我看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我伸手，把他面前的碗端过来，给他夹了一筷子菜，推回去。
“吃饭。”我说。
他抬起头，看着我。
“芝杏……”
“那些话，”我说，“我原谅你了。”
他的眼泪掉下来。
我没再看，低头吃自己的饭。
窗外的夜很深，城市的灯火从窗帘缝隙里透进来，在地板上投下淡淡的光影。他坐在我对面，吃着饭，偶尔抬头看我一眼，目光里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惶然。
我吃着菜，有点咸，但心里很安静。
十五年，我以为我什么都不求，什么都不争，就是对他最好的爱。
原来不是。
他需要的，不是一个什么都不要的人。他需要的，是一个敢要的人。
敢要他的钱，敢要他的时间，敢要他的真心，敢要他的害怕和软弱。
他需要的，是知道他配得上。
第二天早上，我给他转了五千万。
他在公司收到银行短信，电话立刻打过来。
“芝杏，这什么情况？”
我说：“那是我存的。现在给你一半。”
“为什么？”
我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来来往往的人和车，阳光照在身上，暖暖的。
“因为你害怕，我也害怕。”我说，“我怕你不要我，你怕我嫌弃你。咱们俩怕了十五年，够了。”
电话那头沉默着。
“那五千万，是我的底气。”我说，“现在给你，是告诉你，我不怕了。”
他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说：“芝杏，我这辈子，欠你的。”
“那你慢慢还。”我说，“还有几十年呢。”
挂了电话，我站在阳台上，看着远处若隐若现的山影，想着这十五年走过的路。
从出租屋到大房子，从一贫如洗到九千多万存款，从相濡以沫到差点分道扬镳。我们经历了那么多，好的坏的，甜的苦的，最后发现，什么都没变。
他还是那个会为我买围巾的年轻人。
我还是那个愿意陪他吃苦的傻姑娘。
钱可以存，爱也可以。
只是需要一点勇气。
风从远处吹过来，吹起我的头发。
我眯着眼睛，看着那越来越亮的天光。
忽然觉得，这辈子，还长着呢。
声明：本文为虚构小说故事，地名人名均为虚构，请勿与现实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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