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以来，意大利天主教会神职人员数量锐减超六成。一场由圣召持续低迷、信徒结构深刻变迁引发的教会结构性改革，正在亚平宁半岛悄然展开。昔日以堂区为核心的传统牧灵体系面临严峻考验，教会不得不重新思考：在一个不再以信仰为多数的社会里，该以何种方式存在。
意大利：半个世纪减少逾六成
根据意大利主教团的最新研究数据，意大利教区修生人数在过去五十年间经历了断崖式下跌。1970年，全国教区修生人数为6337人，而到2019年已下降至2103人，减少幅度超过60%。从更近的时间段看，2009年至2019年间，圣召人数减少了28%。
目前，意大利全国约120所大修院中，修生总数约为1800人，平均年龄略高于28岁。其中，19岁至25岁年龄段的修生约占40%。值得关注的是，修生的背景正在发生变化：约36%的修生在进入修院前已完成大学学业或拥有稳定的工作经验，10%的修生为外国裔，显示出圣召辨别（discernmento）正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和国际化。
与此同时，在任神父的数量也在持续减少。2020年，意大利全国共有约3.1万名教区神父，而上世纪九十年代这一数字为3.8万人。2020年，新冠疫情导致269名神父去世，进一步加剧了神职人员短缺的局面。当年全国神父净减少956人。
都灵教区：十年减少172人，243个堂区无驻堂神父
在意大利北部的都灵教区，神职人员减少的趋势尤为明显。根据教区最新统计，目前该教区仅有378名在任神父，与2014年的550人相比，十年间减少超过170人。
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去世人数远超新晋铎人数。以过去四年为例，教区共有52名神父去世，而新祝圣的神父仅有9人。目前，在都灵教区管辖的346个堂区中，有243个堂区没有常驻神父。这一现象在都灵市区涉及约50个堂区，数量比新冠疫情前增加了一倍以上，在瓦迪兰佐（Valli di Lanzo）和卡纳韦塞（Canavese）等山区则更为突出。
在这种情况下，88名神父需要同时负责两个或更多堂区。部分山区神父甚至要管理11个村庄的教务工作，每周驾车行驶数百公里，在不同堂区之间奔波。一位在瓦迪兰佐山区服务的神父将自己的汽车称为“移动的圣器室”（sagrestia mobile），他每年在山区的行驶里程约2.5万公里，车辆总行驶里程已超过40万公里。
为了缓解神职人员不足带来的压力，都灵教区决定引入约80名平信徒参与堂区工作。这些平信徒将在没有常驻神父的堂区承担部分职责，包括组织宗教活动、主持祈祷、管理堂区日常事务等。按照教区的规划，他们将成为维系这些堂区运转的重要力量。
北部多教区面临相同困境，改革势在必行
都灵教区的情况并非孤例。在皮埃蒙特大区，多个教区正面临相似甚至更严峻的局面。
在皮亚琴察-博比奥教区（Diocesi di Piacenza-Bobbio），2025年共有6名神父去世，而当年没有新的祝圣。目前该教区管辖420个堂区，但仅有188名在任神父。主教阿德里亚诺·切沃洛托在介绍2026年教区年鉴时坦言，这些数字“提供了一个以现实主义眼光审视自我的机会”。他指出，必须放弃“钟楼主义”（campanilismo），在堂区不再具备维持条件的地方进行合并。该教区目前已划分为38个牧灵团体（comunità pastorale）。
在库内奥-福萨诺教区（Diocesi di Cuneo-Fossano），结构性改革已进入实施阶段。该教区由教宗方济各于2023年批准合并成立，是意大利近年来少数实现完全合并的教区之一。根据2024年6月发布的总法令，教区计划将堂区数量从102个逐步缩减至36个。教区秘书长埃利奥·多托神父解释说，目前115个堂区仅由36名本堂神父负责，因此需要通过建立新的堂区来整合旧有堂区，使平均每个堂区覆盖的居民从1400人增加到4400人。多托神父强调，这一改革的目的是“简化并减轻牧灵服务的负担”，让神父摆脱繁重的行政管理事务。
在蒙多维教区（Diocesi di Mondovì），主教埃吉迪奥·米拉戈利采取更为谨慎的策略。他指出，教区目前有84名神父，服务约12.5万信徒。面对神父数量下降，该教区选择“循序渐进”的方式，优先在同一个小镇内已有同一名神父负责的多个堂区进行合并，并尽可能让合并请求“从基层自发形成”。米拉戈利主教强调：“我们不想只把组织、经济和行政问题放在中心。我们不是一家企业。教会不仅仅是结构网络，更是一张由社区组成的网——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历史、人际关系、不同的道路和活出信仰的独特方式。”
在瓦雷泽，情况同样不容乐观。据当地媒体报道，未来十五年内，瓦雷泽总铎区（decanato di Varese）的神父数量将从目前的50人降至32人，而需要服务的堂区有39个。届时，约90%的神父年龄将超过40岁。在布斯托阿西齐奥，一位神父放弃圣职的决定成为全国性新闻，进一步加剧了神职人员短缺的局面。
南部情况相对较好，卡拉布里亚成例外
与北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意大利南部部分地区仍保持着较高的圣召密度。以卡拉布里亚大区（Calabria）为例，该地区每50万人口中约有29名修生，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5名。雷焦卡拉布里亚的“庇护十一世”大修院是整个地区的圣召中心，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仅这一所修院就为教会培养了约92名新神父，平均每年近5人。
2025年3月，雷焦卡拉布里亚承办了第68届全国修生传教大会，来自意大利各地的160名修生参加。分析认为，南部地区相对较高的宗教实践率、传统家庭结构的保持以及社区归属感较强，是圣召得以维持的重要原因。
然而，即使在南部，挑战同样存在。在卡塞塔省的塞萨奥伦卡（Sessa Aurunca），三个山区堂区——蓬特、丰塔纳拉迪纳和利保利——目前没有常驻神父。当地信众不得不自己开车寻找有空的神父，接送他来主持周日弥撒，结束后再将其送回。据当地媒体报道，目前找到的解决方案是一名神父“临时服务”三个月，到期后若无新的安排，将不得不再次离开。对于这些以老年人为主的山区社区，教堂不仅是信仰场所，更是人际交往和社会支持的重要中心。
信徒结构变化：从不进堂者首次超过常规参与者
神父数量的减少与信徒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根据意大利国家统计局（ISTAT）的数据，2018年是一个转折点，从不前往宗教场所的人数首次超过定期参与弥撒的人数。
从年龄分布来看，60岁以上老年人中定期参与弥撒的比例约为40%，45岁至60岁人群中这一比例为25%，而15岁至29岁的年轻人中只有15%会定期进堂。
皮亚琴察-博比奥教区主教切沃洛托坦言，教会已不再是社会的“强大多数”。“如果我们只看领洗人数，似乎离少数派还很远，”他说，“但我更关心的是有多少人真正活出信仰生活。早就知道，参与圣事生活的人已经大大减少。即使是认同基督教世界观的人，如今也不再像多年前那样占据绝对多数。”
教会的回应：从合并到重新定位
面对这一系列挑战，意大利天主教会正在多个层面作出回应。
在组织层面，堂区合并和牧灵团体的建立成为普遍做法。在库内奥-福萨诺教区，新的堂区已经开始运作：德蒙特的新堂区合并了4个旧堂区，加约拉的新堂区合并了5个旧堂区。与此同时，教会也在简化行政结构，让神父能够从繁琐的管理事务中解脱出来。
在圣召培育层面，教区越来越注重培育质量而非数量。预备年（anno propedeutico）——即正式进入修院前的反思期——现已在意大利大部分地区成为强制性要求，以避免早期放弃。教区圣召中心（Centro Diocesano Vocazioni）的任务也不再局限于寻找未来的神父，而是帮助所有平信徒辨别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
在神职人员层面，每年有超过40名神父申请豁免，以便结婚或因为不再适合担任牧职。教会也在思考如何更好地支持面临困难的神父。
从更宏观的层面看，教会的改革正在触及教区边界。2026年将有至少11位主教因年满75岁而依教会法典规定向教宗提出辞呈，其中包括米兰总主教马里奥·德尔皮尼、贝加莫主教弗朗切斯科·贝斯基等。教宗良十四世在2025年11月对意大利主教团讲话时明确表示，“应当尊重75岁教区主教结束任职的规范”，并强调在必要时继续进行教区合并，“不回到过去”。
蒙多维主教米拉戈利的一段话或许最能概括这场变革的本质：“当我们面对改革进程时，必须避免认为变革就是历史的终点，好像我们就是终点站。我们身后有不可遗忘的过去，身前有我们无法控制、更无法预判的未来——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当下的责任。每一次好的改革都不是一次性的定案，而是一次交接：为后人创造条件，让他们能在自己的时代聆听和诠释圣神的行动。”
当一座座钟楼依旧矗立在意大利的城乡之间，当古老的教堂在晨光中静静等待信徒到来，一场无声却深刻的变革早已悄然发生。神父的身影少了，可信仰的火种并未熄灭；堂区的结构变了，但信仰所维系的温暖与联结依然在人间延续。
从北部山区奔波不停的牧者，到主动站出来的平信徒；从坚守传统的南方社区，到勇敢革新的北方教区，人们正在用新的方式，守护心中那份不变的信仰。
教会的未来，不只取决于神父有多少，而取决于每一个普通人，是否愿意带着爱与责任，继续走在信仰的路上。钟声或许会稀疏，但信仰不会落幕；结构或许会改变，爱与希望却永远不会消失。
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意大利教会正在经历一场艰难却充满希望的重生 —— 不是回到过去，而是走向未来。
来源：意欧视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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