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古代当官要考核，但你可能想不到，他们的考核项目有多离谱。
有些大臣的升官发财，甚至身家性命，居然跟抓兔子、养鱼的成绩单挂钩。
在强大繁荣的唐朝，有些地方官，
最头疼的不是收税审案子，而是完成朝廷下达的“特殊采购任务”。
比如在关中某些地区，当官的年终考核里，有一项是必须上缴规定数量的活野兔。
这兔子不是给皇上吃的，主要是用来搞宫廷狩猎表演或者祭祀活动。
这可难坏了刺史县令们。
野兔哪是那么好抓的？
没办法，只能发动群众，有时候甚至动用军队去围捕。
一时间，“为官一任，抓兔一方”成了真实写照。
你要是完不成任务，轻则考评得个“差评”，升官别想了；
重了可能被罚款降职。
好好的地方父母官，硬生生被逼成了“皇家动物园采购员”。
宋朝更是设立了“河渠司”，本来是个管水利运输的正经部门，结果考核内容里居然有养鱼指标。
朝廷要求运河里的鱼不仅要够多，还得种类对、个头足，好做成腌鱼上贡。
光是捕鱼还不行，为了“可持续发展”，朝廷还下令要定期禁渔、投放鱼苗。
听起来挺科学是吧？
但僵化的考核让这事完全变了味。
有些大臣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干脆在领导来视察前，
连夜从菜市场买一大堆活鱼倒进运河里，假装生态保护做得特别好。
更有甚者，连运送活鱼进京途中死了多少，都算在考核里。
于是，一群本该研究怎么治水修堤的地方官，整天琢磨起了怎么让鱼长得肥、运得活。
他们的官运，简直就跟运河里的鱼绑在了一起。
明朝的工匠们也很“卷”。
他们被编入“匠籍”，世世代代给朝廷打工，而且任务细到让人窒息。
除了每年每月要完成固定的生产定额，比如多少匹绸缎、多少件瓷器，最要命的是“创新指标”。
皇宫里的管事太监动不动就下命令：
“这个月给我设计五种新花纹、试烧三种新颜色的瓷器，月底交样品！”
工匠们就惨了。
创意哪是水龙头，说来就来？
为了完成任务，他们只能绞尽脑汁，从做梦里找灵感，甚至看小孩乱涂乱画都想借鉴一下。
这种在大棒子威胁下逼出来的“创新”，虽然偶尔也能出个精品，
但对工匠来说纯粹是折磨。
他们的KPI，不仅是做多少东西，更是要憋出多少新点子。
清朝管国家粮仓的“仓场侍郎”，是堂堂二品大员，听着威风吧？
但这个位置被叫做“坐在火药桶上的肥差”，因为他们头上悬着一把叫“损耗率”的利剑。
朝廷规定，粮食储存运输中的自然损耗。
比如老鼠偷吃、受潮发霉，不能超过一个极低的比例。
但这个比例根本不符合实际，几乎不可能完成。
怎么办？整个系统从上到下开始了一场心照不宣的集体造假。
收粮的时候，故意把斗踹一脚，让上面堆尖的粮食洒出来，
这些多出来的就成了填补账目亏空的“小金库”。
把新粮和陈粮混在一起记账，掩盖陈粮的损耗。
还备着真假两本账，一本自己看，一本应付检查。
所有经手的人，从大官到小吏再到搬粮的工人，都被绑在了这条造假船上。
这位侍郎大人的主要工作，根本不是管好粮食，
而是小心翼翼地维持这个造假游戏的平衡，别让它炸了。
这个考核，考的不是能力，而是做假账和搞关系的“艺术”。
从唐朝抓兔子，到宋朝养鱼，
再到明朝逼创意、清朝控损耗；
只能说，再好的制度，一旦脱离实际、变成僵化的数字游戏，
就会闹出荒唐事，逼出歪门邪道。
它让大臣们把聪明才智用在了应付检查上，而不是治理地方；
它让整个系统学会了表面文章和集体造假。
历史告诉我们，不管是管理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公司，
定目标、搞考核都得接地气，
否则，再严肃的事情，最后都可能变成一场劳民伤财的冷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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