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那顶洗得发白的蓝布帽，似乎总比别人的要沉上几分。

那是六十年代，日子过得紧巴，土地像是被抽去了筋骨，无论怎么伺候，粮食产量就是上不去。父亲是生产队的队长，那顶蓝布帽常年扣在头上，帽檐总是耷拉着，像是被什么重物压弯了似的。小时候我不懂，以为那是帽子的款式，后来才明白，那压弯帽檐的，是全队几百口人的命。

那时候，父亲最怕过秋天。别人的秋天是金黄的喜悦，父亲的秋天是灰暗的煎熬。庄稼收割上场，产量一过秤，他的脸就黑成了锅底。那年头，产量不光是数字，那是各家各户锅里的稀稠，是娃娃们肚子里的饥饱。

记得有一年大旱，玉米棒子长得像小孩的胳膊，又细又短。产量下来了，全队的老少都盯着那几仓粮食。父亲坐在队部的煤油灯下，旱烟袋抽了一锅又一锅，满屋子呛人的烟味，但他眉头上的疙瘩就没解开过。

“这口粮咋分？”会计拿着算盘，急得满头汗。

父亲闷着头，半晌才挤出一句：“先紧着劳动力，再紧着娃娃，我这当队长的，少吃一口饿不死。”

那阵子，父亲整个人瘦脱了相。他每天在村里转悠，看着村头大榆树下那些端着碗喝稀饭的老人，看着那些光着脚丫、脸黄肌瘦的孩子，他的脚底下就像灌了铅。回到家，他往往一言不发，端起那碗清得能照见人影的粥，喝得呼呼响，可我知道，那粥里头，全是苦味。

有天深夜，我起夜看见父亲还没睡。他坐在门槛上，手里攥着那顶蓝布帽，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黑漆漆的野地。我听见他长叹了一口气，声音低得像是在求土地爷：“这地呐，咋就不长庄稼呢？全村老小吃不上饭，我这队长当得有罪啊。”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父亲老了。他的背因为长期的愁苦而佝偻，那顶被他攥在手里的帽子，仿佛真有千斤重。那不是官瘾，那是一份沉甸甸的良心。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当干部没有油水，只有操心。谁家锅揭不开了，谁家断顿了，消息传到父亲耳朵里，他就觉得是自己的失职。

为了多打点粮，父亲带着壮劳力去几十里外挑河泥肥田，肩膀磨破了皮，结了痂，痂又磨掉。可即便这样，老天爷不赏脸，产量还是上不去。那种无力感，像鞭子一样抽在他心上。

后来日子好了，父亲也老了。那顶蓝布帽终于摘了下来，但他眉间的印痕却怎么也抚不平。他常跟我说：“当干部，就是要替大家伙儿把心操碎了。大家吃饱了，我这心里才踏实。”

那顶干部帽确实太沉，因为它承载的，是一个父亲对全村老小的责任，是一个干部在那个艰苦年代里，最质朴、最滚烫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