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联2025年度论文作者陈拯。 视频采访：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5:08)
【编者按】
上海社联2025年度十大论文已出炉，议题既有对智能社会、大模型价值对齐、AI时代的教育、未来“社会学”等前沿问题的研究，又有收入再分配、财政与市场等重要问题的分析，也有国家安全、艺术之美、厚实认识论、法律历史解释等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的探索。
“年度论文”评选活动由上海社联2013年组织发起，至今遴选出130篇年度论文，是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的一次创新探索。以无申报、广覆盖、同行评价+智能辅助的评价方式，将上海学者每一年度在多学科领域的关注议题与研究热点推向全国。
澎湃新闻记者对话上海社联2025年度论文作者，听学者讲述AI时代的社会治理和学术研究，社科学者如何从理论、知识和方法上去创新，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国家安全学在中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是在2020年，作为交叉学科门类下设立的一级学科，包含四个二级学科。当下的中国国家安全自主知识体系，正需要从当今世界的复杂现实命题出发，由学术界、教育界等共同构建。实际上，学科体系的建设，正是与回应现实命题同步进行。
上海社联2025年度论文《国家安全学自主基础理论体系建设刍议》（原载于《国际安全研究》2025年第5期），正是在多元而宏大的格局中，基于中国问题和需要，为这个年轻的学科梳理出明确的线索。即要“统合规范性与实证性研究，在比较视野下提炼中国式现代化经验，在安全主体、问题、行动及目标四个维度聚焦若干命题寻求重点突破。”
当下我们应如何看待安全的命题，国家安全学又如何能够真正贴近时代变化？2026年1月，澎湃新闻对该文作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拯做了专访。他提到，如何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最重要的议题。而国家安全学作为交叉学科，要在发散拓展的过程中，发展出稳固的学科内核。“自主知识体系恰恰需要基于我们自身的学术知识积累，按照学术的逻辑，基于学术的标准，提出学术性的观点。”陈拯提到。
关切点从传统安全走向非传统安全
澎湃新闻：为何要对国家安全学的知识和理论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写作这篇《国家安全学自主基础理论体系建设刍议》，您经历了怎样的积累，又遇到哪些契机？
陈拯：讨论这个问题主要是回应学科建设发展的必要。之所以设立国家安全学这个新兴的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关键背景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整个国家的形势变化，以及在国际环境中的位置变化，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国家领导人对国家安全做出一系列论述，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学术界与教育界也要对之进行回应。
复旦大学是国家安全学的新兴一级学科的建设单位之一。我所在的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牵头成立了复旦大学国家安全研究中心，联合本校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上海市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研究院等院系的老师，一起开展相关科研和教学工作。我本人长期从事国际安全理论方面的研究，在复旦大学承担相关的课程，出版过相关的教材，也参与学科建设的一些工作中。
作为新兴的交叉学科一级学科，国家安全学涉及诸多不同学科和领域。也正因此，在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的领域中，找到交叉的基点，形成共同和基本的一些线索，搭建起理论知识的核心框架，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要构建区别于西方的或以往的、自主创新的理论知识体系。我自己一直在就此思考。
具体撰写这篇文章的契机是，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国际安全研究》杂志，也在努力推动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基础理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等，便就这一选题征询大家的意见，带有约稿的性质。我觉得，自己也有所积累，不妨做一点尝试，于是就开始写这篇文章。
而在写作过程中，我也在给复旦的同学上相关课程。授课过程中涌现的想法，自己之前阅读和研究得到的想法，跟学生与同行交流过程中产生的想法，也都对文章有很大帮助。其中，还经历过一轮比较大的修改。
一开始写时，确实觉得比较难以把握。国家安全毕竟是非常特殊的学科，需要考虑如何把握分寸。过程中，我也与资深的老师做了探讨。最后大家有了共识，就是按照基本的学术逻辑，深入研究那些我们能够想到的重要且基本的问题。而在确定这些研究问题时，我不仅和国内的研究者有所交流，还与来这里访问的其他国家的学者和学生进行交流，进行讨论。
比如，教学和科研过程中，会面对很多学生和同行，我经常问他们：在你看来，你们国家遇到的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或问题是什么？对此，大家都有不同看法。我希望，带入不同的视角和经验，看能否找到某些更大的共性和区别，也就是说，在理解国家安全方面，能否超越单纯的中国经验，获得普遍性的国家安全理论或知识。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思考过程。
澎湃新闻：国家安全的概念，历史上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哪些既有的学科跟理论，能够支撑国家安全学这一新兴学科？
陈拯：安全是人非常基本的需求。作为政治实体，国家都对安全有一系列关切和行动。古往今来的政治家、研究政治社会的思想家，对此也进行了很多论述。
不过，把安全或国家安全作为一个学科，通常会追溯到二战结束前后，美国出现了所谓安全研究（Security Studies）或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的概念。当时，美国要面对来自苏联冷战的竞争压力。当然苏联也有自己对国家安全的思考，欧洲国家乃至日本等国，也在基于自身情况考虑国家安全。从国际体系看，冷战背景下，国家安全主要考虑的是外部威胁，特别是军事和政治意义上的，包括意识形态层面一类的威胁。
冷战中后期开始，世界上对安全的理解，有了非常大的变化。随着学科和现实的发展，国际关系学科也出现了“非传统安全”的概念。首先，构成国家安全问题的，不只是军事和政治意义上的威胁，经济、能源、生态环境乃至粮食等等，都成为国家安全要考虑的问题。其次，国家安全不仅是在对抗关系中要关注，还需要在各种合作中去考虑。最后，各种非国家的力量，同样在国家安全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所谓“非传统安全”——就是综合性的安全、合作的安全，以及各种复杂主体作用下的安全，越发得到重视。
中国的国家安全观念发展，也有这类过程。1993年颁布的第一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主要是从情报、反间谍和反渗透等角度，去界定国家安全的，正是现行反间谍法的前身。以至于当下我们的普通学生乃至公众，一讲到国家安全，都会想到情报和间谍。实际上，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是2015年颁布的第二版，是在国家利益、国家发展等非常宏观的层面，去统领国家安全。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也是以总体、综合和多维的角度，界定国家安全。
因此，不同维度、 不同领域的问题都被列入国家安全的范畴。不仅包括政治、军事的传统方向，还有环境、公共卫生等维度，乃至海洋、太空等领域。现在的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有四个分支学科。包括国家安全思想与理论、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治理和国家安全技术。正是一系列非常不同和发散的方向，构成了这一总体性、交叉性的一级学科。
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
澎湃新闻：国家安全学有怎样的发展方向？比如，如何促成更多学科的对话？要面向“中性的国家政权”构建理论框架，存在怎样的矛盾和现实问题？
陈拯：现在整个世界高速变动发展。多种多样的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很多学科都要参与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比如，新兴技术越来越多，如人工智能、转基因等。又比如，人类活动空间也在开拓，如面向网络空间、外太空和深海等。在这类技术发展和空间开拓过程中，需要考虑对安全的影响，或说要在安全的视角进行思考。
从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角度，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现实动力。相应的理工科和技术面向的研究也会越发得到重视。而从学科主干来看，国家安全学仍然是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这是因为，国家安全是高度政治性的，技术也要服务于国家安全的战略和国家安全治理的过程。
因此，整个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发展，未来可能有两个方向。第一，是外延层面，因应现实世界的需求，需要拓展相关学科在安全维度上的研究。第二，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国家安全学作为交叉学科，要在发散拓展的过程中，发展出稳固的学科内核。在此基础上，才能对一些现象有基本的认识和理解，运用基本的原理和原则处理一系列问题。这是学科建设的题中之义，未来会有越来越多学者参与其中，维护和发展学科内核的努力也会越来越重要。
在我看来，国家安全学最核心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什么是安全问题，二是如何理解国家。比如，我文中强调“中性的国家政权”概念，西方发展出的国家安全研究，由于其国家自身在世界的先发优势，会将所谓威胁或危险，都认为是源自外部世界的。当然，这种情况也会发生改变。之前说到，同各国的同学和学者交流时，我发现，来自美国或欧洲国家的人，更多会视移民这样的外源性威胁为安全问题的来源，也就是说，倾向于认为自身没有问题，问题都是外面带来的；而如果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比如我们有很多留学生，探讨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时，他们说的是“我们现在甚至没有一个国家”。他们的国家当然也有政府和政权，但在我看来，回答者所认为还不具备的、这里讨论的是一种“理想意义上的国家”。
理想意义上的国家，首先必须有能力建立和维持秩序，提供一系列基本公共服务，以实现其公共职能。国家作为一种现代的政治理想，本来也有其中性一面。当然，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但与此同时，包括国家安全在内，国家在履行社会公共职能时，也就在实现中性的国家政权这一面。中性的国家政权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有一个具备基本能力的国家，而这种基本能力是要服务于国家的普遍公民，或说服务于整体利益的。正如中国所讲的“天下为公”，中国讲的国家安全，归根到底是为了人民安全。
为什么要强调中性一面？因为，国家安全常常成为政治操控的对象和维护特殊利益的工具。相当多数国家的现实是，国家政权受到某些政治势力的操控，中性一面做得不够。西方国家所谓民主组织下面，也有非常多的大资本集团，比如近来讨论很多的科技和金融的复合体等。当下很多的变和乱，背后都源于此。要真正做到中性的国家政权，其实是非常有挑战的政治问题。这是各国今天乃至人类未来，在政治发展中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某种意义上，中国所做的各种探索，也是给发展中国家乃至全人类提供自己的思路和想法。
澎湃新闻：中国在国家安全方面，最为突出的现实矛盾和问题是什么？
陈拯：我觉得，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我看来，这也是中国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问题之一。
比如，当下的技术发展，如人工智能等，对个人而言，要面对隐私保护的问题；而在国家层面，会造成分配问题，部分人相对受损，引发社会一系列矛盾。当然，还有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矛盾，对外开放和自主发展的矛盾。这类基本矛盾，反映在社会生活和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因此，统筹发展和安全，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迫切需要总体研究解决。
另外，从国际政治角度看，非常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自身的发展和安全，和别的国家的发展和安全，能否更好地相容。就是说，我们处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可能会给别人造成不安全感，最后反过来影响到我们的发展和安全。需要避免和减少这类影响。
中国作为高速崛起的国家，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那么，过程中应如何统筹？中国跟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打交道时，比如科技交往，也会涉及一系列发展与安全的问题。如何去平衡发展和安全，如何能实现可持续的长远发展和长远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大、最核心的挑战。这一总体性问题，可以发散到各种具体领域。
澎湃新闻：立足当下发展阶段，中国应当如何看待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比如，哪些维度上要借助安全谋求更好的发展，哪些方面需要意识到不能寻求绝对安全？
陈拯：改革开放早期，讲“发展是硬道理”。在当时的环境下，人民温饱不能满足，经济落后就是最大的安全问题，安全问题最重要的症结是欠发展。普遍的共识是，可以通过发展，去解决包括安全方面的问题。故而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来到当下，在国内外的新形势之下，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命题，就变得十分重要。
首先，伴随着经济发展，整个社会系统越来越复杂，现代社会本身就是风险社会，发展过程当中会出现很多安全问题。而一个国家越来越强大，不一定意味着它会更安全。很多时候恰恰伴随更多外部风险和挑战。其次，整个国际秩序，也不再是以往比较稳定的状态，而是处在重大变革期。这些都令安全问题凸显，带来一系列挑战。
那么，如何借助安全视角谋求更好的发展？理解安全并引入安全意识很重要。技术层面的自立是最为典型的。比如说，一些企业的某种产品在某些国际市场上一度很赚钱，企业却对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没有意识，那么可能只要一承压，一断供，就无法继续发展下去了。
但另一方面，不能追求绝对的安全。这是一致共识。其一，从人的认知和能力来看，要找出并消灭所有的风险因素，这是做不到的。其二，安全也有代价，获取安全的过程有各种直接和间接的代价，代价甚至超过发展的收益。其三，片面追求绝对安全，可能带来一系列负面效果。特朗普就是一例。美国以追求绝对安全为目的做了很多事，但恰恰引起世界不同地方的人的反感和反弹，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反而造成更大的风险。国际政治学科有个词叫“安全困境”。一国想让自己变得更安全的努力，让别国因感到不安全而采取反制行动，结果自己就变得更不安全。
要以多边主义架构来共商、共建和共享
澎湃新闻：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愿景，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如何把诸多方面串联起来？如何区分中国的独特经验与普世性的价值？由中国而来的国家安全学的理论创新，对全球南方国家可以形成怎样的参考？
陈拯：“五个世界”，是从国际秩序角度表达的愿景，其根植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系列创新探索和实践，包括政治、安全、经济、文明、生态等不同维度。比如文明方面，中国一直是多民族共同发展。经济方面，中国提出了新发展理念。政治方面，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生态方面，中国已取得诸多绿色创新成果，等等。这也是自我总结和思维延伸的过程。
我一直觉得，中国在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有很多的经验和教训，具有很强的世界意义。这些值得学者去挖掘。
其中，有一系列模式和经验的碰撞。比如，发展经济和技术的过程中，有不同的争论。后发国家到底应采取何种目标发展现代化，又应以何种模式进入世界经济体系？是否要保护自己的工业？技术是应该自主创新，还是要去外面引进？不同时代的答案也有不同的侧重。这中间有经验也有教训。
这根本上是“两个结合”的问题。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有类似过程。从百年前追溯，中国是相对成功的例子。其中或许也有可以总结的经验。回过头说，中国也要讨论，自己如何才能更好。在不同国家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中，找到更多包括国家安全在内的角度，进行思考和研究。
当然，放眼整个世界，中国的历程与经验，许多南方国家能否学习，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在国家能力建设方面，中国的经验源于自身独特的现实和历史基础，未必符合当地实际，我们也有很多方面在继续探索。当然，也有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比如经济发展等，对发展中国家或许都可以借鉴。但借鉴过程也会很复杂。我经常和留学生说到，我只能告诉你中国是这么做的，做了这些事情，中国人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些在你看来的成功，可能是由于这些因素，但能不能移用到你的国家，不一定。
当然，作为一种思路启发，中国的经验是很重要的。如果站在南方国家国民的角度，以往想到这些问题时，只能参照西方的模板。当下，中国的历程和经验，就提供了一种参照物。至于说，能否学习和运用，他们自己也需要进行“两个结合”或“几个结合”。
澎湃新闻：国际政治方面，中国怎样寻求更大的国际对话空间来谋求共同的安全，怎样能让大家更能做到相互信任？
陈拯：这是我们国际战略最大、最核心的挑战。如果中国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依旧继续现在的崛起势头，如何赢得外部世界的信任和接纳确实会是重大挑战。这不仅取决于中国做了什么和说了什么，还取决于别国怎么看和怎么理解。
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中国变得更强大以后，要学会自我约束，以此向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做出自己在安全利益上的自我克制和承诺，让别国认可中国不会像某些国家那样扩张势力。如何让对方相信，中国不会威胁自己？有很多种自我约束手段，如政策宣示等。但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通过国际组织、国际制度等全球治理机制，更多地和别国分享自己的权威，让别国参与其中，也对自己做出一定约束。
这方面，特别成功的一个例子，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他国可能疑虑，中国人在全世界搞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是否为了服务于中国所谓长期战略意图？而亚投行就是一种新的手段和渠道。通过亚投行进行的这些投资，也是对其他国家开放的。一方面，决策变得透明，并非中国单方决策，大家都能参与其中，中国也受到约束和限制——虽然中国的影响力在其中是最大的，但大家一起商量，行动一起进行，成果也是大家分享；各方还可能从中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中国是通过公开性较好、透明度较高的平台去进行投资，分享自身的影响力，其他参与者在很大程度上能对中国更为放心。反之，如果躲在黑幕背后，可以随着自身的意愿朝令夕改，就会给别人造成更大的不安全感，别人也会反过来施以更多警惕、干扰以及破坏。在这个意义上，要实现自我约束，更好地分享自己的影响。这样看，国际组织是很重要的方式，也就是以多边主义架构来进行共商、共建和共享。
另外，国际政治是非常复杂的，一定要有真正的朋友。除了要有软的一手，可能也得有硬的一手。在这个意义上，找到自己真正可依赖的战略伙伴，尤其重要。
要基于学术逻辑、学术标准提出自己的思考
澎湃新闻：对中国国家安全学自主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建设，您有怎样的看法与建议？
陈拯：我的基本看法，就是要多做问题导向的研究。国家安全学是交叉学科，也是应用学科，需要回应国家各方面的现实需要。要更好地对接复杂的社会现实、前沿的技术动态，以及动态的国际环境，等等。需要让国家安全学的研究，贴近这个时代的变化。让这个学科更接地气，是非常关键的。跨学科的努力也非常关键。比如，要与技术前沿进行非常密切的对话，要具备区域国别等相关的知识和能力。
举两个例子。比如，我特别鼓励我的学生去做新兴的安全领域的研究，如外太空、深海和极地等。其中会有新的安全问题。还有特别重要的是，海外安全，或说海外利益的保护。中国的公民和中国公民的财物，在世界上的分布越来越多，受到外部变化的冲击和影响也越来越大。其安全问题也会是非常大的挑战。
同时，要进行规律性、机制性的把握。非常重要的是，要更好地认识国家安全，认识国家安全问题背后的基本规律，把对学术学理的基本理解，与问题导向的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这是我个人觉得比较重要的学科发展方向。
澎湃新闻：您今年的研究和阅读的计划是什么？有没有推荐的书籍？
陈拯：我今年工作的重心会放在教学上，包括要在复旦大学开一门关于全球治理导论的新课，可能会把比较多的精力放在备课上面。所以，近期比较关心教学的事情，准备看有关不同领域，特别是新兴安全与治理领域的材料。比如，对学生和社会大众而言，总体国家安全观系列普及丛书中的《国家太空安全知识百问》《国家生物安全知识百问》《国家极地安全知识百问》《国家深海安全知识百问》等都是值得推荐的参考读物。
对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而言，最近有一些比较好的教材。比如，清华大学刘丰老师牵头编写了一本《国际关系中层理论十二讲》。这本书是重要的学科前沿。此外还有一些国际政治研究方法类的教材，比如中山大学庞琴老师的《国际关系量化研究方法》，都值得同学们参考。
另外，我这两天在读的是季羡林先生的《糖史》。他在“全球史”潮流流行之前，就写了这么一本挺有意思的书，通过糖来看不同文明交往的历史。
我的感受是，需要做接地气的研究，把个人的学术兴趣、追求或说专长，和国家的需求或导向，去更好地结合起来。更希望学者回归到学术。撰写和修改文章时，我所遵循的一项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按照学术逻辑、基于学术标准提出自己的思考。这样，所得到的成果一定是符合自主知识体系要求的。在我看来，恰恰要从我们学者个人的学术自主开始，才可能真正做到建设自主知识体系。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需要基于学术知识积累，按照学术逻辑，基于学术标准，提出学术性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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