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需要更基础的元标准
这里要向读者表示歉意，这个系列文章看来写得难度确实比较大，系列一文章结尾预报的第二期文章内容发生了变化，第二期结尾处预报的这一期又得发生变化了。因为文章发表后得到了很多专业的网友反馈，无论支持还是质疑，都提出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问题。根据这些反馈来写下一期文章会更有针对性。但请读者放心，预报的文章内容我都一定会写完的。
这一期之所以要选择这个主题，原因在于一些读者提出一个非常根本性的问题：既然在西方发展出来的科学也是有缺陷的，为什么要用他们的标准来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呢？这种问题其实在其他很多场合也遇到。之所以这个问题在过去的争论中并未得到很好的解答，根源在于虽然科学在近代西方确实获得了非常大的提升，但西方却对“到底什么是科学？”这个最根本性的问题并没有获得一个清晰的答案。我们这里不再去重复哲学、认识论、科学哲学、自然辩证法、科学学、科学史等等学科中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只是指出这些论述都没有能够有效解决“什么是科学？”的问题。
我所建立的第三代科学体系，可以说是第一次触及科学最基础的数学与测量两个工具，尤其是在过去研究最为薄弱的测量学工具，建立了统一测量学。但这些工作可能依然还是不足以最终解决问题，原因在于为什么说某些工具和范式比另一些更科学，需要提供一个更为基础的评价标准。本文就将解决这一问题，并且是可以获得公认的方式来解决。
首先我们要提出一个最基本的观点：以前往往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是科学，什么不是科学？”。但我们提出的基本观点是：绝大多数情况下，真正有意义的问题只是如何评价某一些比另一些“更科学”。进了奥运赛场，除了极少数违规情况，例如使用违禁兴奋剂，严重犯规等，会被取消成绩和禁止参赛，绝大多数情况下有意义的问题不是“哪个是运动员，哪个不是运动员？”，而是“哪个运动员的成绩更好，甚至在某一场比赛（并且仅限于在这场比赛）中最好？”。
二、以“科学是一种认识方法”为原始出发点来推导出科学的元标准
我们先不具体去谈什么是科学，而是从“科学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和工具”这个最基本的公认的事实出发，来建立公认的元标准。
更进一步，我们先不谈“科学的方法和工具”，而是从一切工具的评价标准出发来讨论。要评价任何方法和工具的，共同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其实非常简单明确，就是它要去解决针对性问题的技术性能，成本，效率，使用方便性，稳定性等等。他们包括两个大的方面：符合性与经济性。
符合性，是方法与工具的技术性能指标与其要解决的问题之间的匹配性。你做的工具是一把菜刀，那符合性评价就是它切菜的技术性能、工作效率等指标到底怎么样。
经济性，是方法与工具不能仅仅考虑技术上的符合性，而且要考虑生产维护成本、使用操作上的方便性、人性化界面等等。
评判科学的标准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这些评价一切方法和工具的共同标准在科学领域的具体应用。科学永远是在不断发展的，它为什么会这样发展而不是那样发展，就是按照以上作为认识的方法和工具的评价指标得出的结果。
三、评价科学工具的三类评价指标——高压线指标
既然科学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和工具，那么，它的评价指标主要也是符合性与经济性两个方面。同时，它还有一个高压线指标：可测量。可测量本质上也是符合性的，但它具有特别的最基础标准意义，所以把它列为高压线指标。全部评价科学的元标准可以分成“高压线、符合性与经济性”三个方面的指标。
1. 可测量。这是科学的第一号评价指标，而且是唯一具有绝对否决性的指标。不可测量，就如同在奥运赛场上使用了兴奋剂，那不是成绩多少的问题，而是会被禁赛。你可以成绩低一些，排名靠后一些，但不能违反具有否决性的禁令。这是高压线，绝对碰不得的。经常有学者问我：汪老师，某某对象是不是可测量呢？如果不能测量怎么办？可测量不能覆盖某某领域怎么办？我们只能说：不可测量，就不可认知，不可检验，不可纠错，更不可证伪。那你去谈他无论说什么都没意义。科学的认识过程，就是使得被认识对象从不可测量转向为可测量，并且进一步改进为可更精确地测量。你要考虑的唯一有意义的问题，就是如何让你思考的对象更加可测量，或测量的精度更高，其他一切都没意义。不是它不科学，而是它“没意义”。我们不是说你错，更不是说你对，而只是说：不可测量，你就不能从对象上获得任何有意义的信息和认知，建议你最好闭嘴别谈。先去花心思做唯一需要去做的工作：如何测量它。千万别以为这是“西方科学”的看法，中华传统文化的“格物致知”“实事求是”都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为什么在与一些无论是传统文化研究者还是与类似UFO爱好者研究者讨论时特别强调的：永远不要去说“科学不可解释”“现在的科学不可测”。永远会存在现在还未认识到的事物，但科学永远考虑的只是一件事：如何去测量。但“绝对需要被禁止的参赛者们”“神秘主义者们”永远强调的只是一件事：不可测量，其实是不允许测量，也就是不允许去认识，然后就是他们可以闭着眼睛瞎解释。这其实就是他们唯一想要的东西，这当然是一切科学文明所绝对要禁止的。
测量是更科学的“格物”，现在已经有测量，也就不要再去谈格物了。就像现在已经有高铁，最差也是内燃机的绿皮车，不要再去谈蒸汽机火车了（除非极少数的诸如旅游线路）。不是它不科学，而是作为认识方法工具在技术上已经太落后，没必要谈了。
当然，格物与测量相比是成绩高低的问题。但“可测量”，这个是科学绝对的高压线，碰不得的。一切不可测量的，绝对“禁止参赛”。测量是科学最原始的起点，也是检验科学真理的唯一终极标准。没有测量，就没有科学；没有更精确的测量，就没有更精确的科学认识。我把这个可测量标准称为：
开尔文——门捷列夫——毛泽东标准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你唯一需要做的只是闭嘴。不是你错误，而是根本就没有说话的最起码资格，连错误的资格也没有，纯属“闭着眼睛瞎说”。在科学面前并不是人人都有平等发言权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指政治上人人都有追求科学的权力，但正因如此，在具体的科学真理问题上人与人是完全不平等的。我之所以把这个称为“开尔文——门捷列夫——毛泽东标准”，并不是说只有他们三人讨论了这个标准，而是中外科学研究的学者一致公认的，只是他们三人特别深入地讨论并且最充分表达了这个“高压线”标准。西方的弟谷、伽利略、拉瓦锡、牛顿、培根、孟德尔、孔德、马克思......一切科学的学者在这一点上都是高度一致的。
如果把科学比作是一种宗教，他最高的神就是测量，一切不崇拜测量的都是异端邪说。一切不遵从测量的，全都是异端邪说。不以测量为最高标准的“民主”是异端邪说，不以测量为最高标准的“自由”是异端邪说，不以测量为最高标准的所有“普世价值”也全都是异端邪说。
如果把科学比作是一套法律体系，测量就是制定法律的议会和裁决的最高法院。他是一切的起点，也是终极的审判者。
如果把科学比作一家公司，他的股东大会、董事长和总经理就是测量，从最初决策、执行到最终业绩考核全是靠他。
西方经济学为什么存在严重问题？关键原因就在于他还没有将可测量作为最高的、高压线信条。
为什么当今中国是全世界最先进的社会？因为中国是全世界唯一将测量作为最高信条的社会 —— 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什么是实践？最科学的表达就是测量。
数学与测量是科学的两大基础性工具，但测量的地位高于数学。测量工具属于唯一的高压线评价范畴，而数学只属于符合性评价的范畴。
四、符合性评价指标
2. 准确性。既然是认识，就是要能使认识结果与被认识对象符合得更好，更加精准。谁的认识更加精准，谁就更好、更科学。这是最核心的符合性评价指标。库恩认为科学无法在任何意义上被认为是一种进步，只是范式的转换，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对的。科学的进步首先表现为认识的准确性更高，例如测量精确度不断提升，测量数据有效值小数点后面再多一位数值等。
3. 纠错性。任何一个阶段的认识都是有限的，都可能存在错误或偏差。所以，任何认识方法都不可能是直接给出一个绝对正确的结论，而是体现在不断纠错（需要放弃和总体上改变）或纠偏（细节或数值调整）上。所以，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证明你是对的，而是如何去剔除错误以及纠偏。波普尔将其表达为“可证伪”。从更广泛的角度说，应当是“可检验”“可纠错”“可纠偏”等，因为并非一遇到新的测量数据有任何不一致，就表明之前的理论完全被证伪。这个过程远比波普尔的认知复杂得多。有很多实验是前期每一次测量数据都与理论预测不一致，经过长时间反复的测量，最后才获得与实验基本一致的测量数据，最后再对理论与测量方法不断改进使双方更趋一致。
4. 完备性。如果认识某些方面准确性更高，但另一些认识不到，这就是完备性不足。不仅如此，完备性是要求凡是逻辑和理论上应该属于相应认识范围的，都应当被认识到。
5. 一致性。不仅是一个理论内部、一个学科内部的认识相互之间应当一致，而且不同理论、不同学科之间也必须要一致。有些称其为“还原”。例如最初将热力学、光学等都还原为牛顿力学来解释。公理化方法为什么更科学？它的确有助于科学的认识在精确性、完备性、一致性等多方面都达到极致。但这并不是说不采用公理化的方法就一定不科学。文一教授在《科学革命的密码》一书中特别提到了近代拉瓦锡的化学革命就没有采用公理化方法。这是因为当时还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不是不想这么做。只有量子力学理论建立后，化学的公理化才有可能建立。一时不能公理化，只要严格采用测量方法也可获得科学的认识，并不是说可以或者说我们“支持”永远停留在这种“不可公理化的状态”，而是永远不会放弃公理化努力。
6. 认识效率。如果用方法A一年发现1个科学的真理，但是用另一个方法B一年发现10个。不是说A就不科学，而是B在科学的效率指标上超过了A方法10倍。后来又出现C一年可以发现100个科学的真理，C又会胜出B方法10倍。所以，讨论什么是科学问题时一般不要陷于“科学还是不科学”的争论泥潭（除了可测量这个高压线指标以外），而是“从科学向更加科学迈进”。从科学版本1.0，发展为2.0、3.0、4.0、5.0......我们抛弃1.0不是说它不科学，而是它的方法和工具在效率指标上落后了。你用竹简研究科学，我用纸张研究科学，不是说用竹简研究的就不是科学，而是用纸张研究的科学效率更高，仅此而已。出现计算机以后，所有学科都转向用计算机为工具来进行研究。如果你不用计算机，不是说你就不是科学，而是你科学的效率太低了。现在出现了人工智能，有些学校和学者批评对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当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为特定的目的，可能需要限制一下，但如果你不用人工智能，未来无法在科学研究和其他工作中获得跟上时代的效率。发现大分子折叠的效率，借助X射线晶体学或冷冻电镜，从样品制备到拿到高分辨率结构，平均周期为6个月至1年。复杂的大分子可能要几年。采用AlphaFold2工智能，发现一个简单的分子折叠时间缩短到几秒，比较复杂的也就几个小时。学校最需要做的事情是教会学生最娴熟地使用人工智能，而不是拒绝。不用人工智能的话，你的科学方法和工具在效率上肯定会被淘汰了。只是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会存在一些具体的方法细节和操作问题。也不是说采用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在所有科学研究上面都会有同样的效率。例如，用人工智能发现高温超导体新材料就不是很顺利。这个与用纸张、计算机等有特定的技术细节一样。我们前面讨论五行学说不是说我们今天应该直接推广这个方法，能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性能指标更高的方法，当然是用更先进的。只是我们有时可以从古代的认识方法中吸取一些启示，结合最先进的方法从而创造出更先进的认识和认识方法。
7. 传播性。获得了科学的认识并不是要把他们锁在柜子里，而是要向全社会传播，从而获得应用，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和价值。为了更有利于传播，需要一切领域的科学语言有统一性，这也是一致性的要求。我经常与一些致力于搞原创科学研究，特别是中国经济学创新的学者交流。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他们习惯于自创一套语言体系，只关注自己这一套语言体系的阐述，却没有关注与已经有的科学成就的一致和互通的问题。这种自成一体的单体知识不能说它错，也不好说它对。其他人理解起来都很困难，并且极大增加了大家的工作量，其中大量的工作可能不过是把已经有的东西换了一个说法而已，并不是创造了什么新知识。即使你要定义新的概念，也应当建立在已经有的科学知识成就基础上。如果你认为现有认识有问题，需要指出其问题所在。其实这个问题在整个经济学领域都存在，经济学的学科本来是需要研究整个人类的生产活动的，需要全科型的知识结构支持，但因为缺乏这样的知识结构支持，只能游离于科学成就之外自己独建概念体系。你不能只是说别人不懂，别人不理解——主动让科学界和社会大众理解，并且是正确的理解而不是被忽悠就是你的责任。既然如此，你就需要主动地实现自己的创新与已经形成科学的知识互通的工作。现代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展目标是把人类已有的知识全部整合在一起，这个需要传播性为前提。它不仅影响了算力的需求和效率，也影响了是否能够将本来是相关的知识是否能被有效训练。传播性不仅体现在表达知识的理论语言体系本身，也体现在传播的工具进步上，如从甲骨、竹简、羊皮纸、纸张到电报、电话、广播电视，电脑，互联网再到人工智能大模型等。
8. 驱骗性。它是纠错性的极致问题。纠错性是自己与自己相比的进步性，而驱骗性是从外部来看的防止欺骗性。这个世界上学术骗子永远存在，任何科学认识体系或创新需要主动驱逐和剔除骗子。你必须主动地把自己与骗子区别开来，否则你就一定会被其他人看作是骗子。尤其是千万不要主动将自己与骗子混在一起，并且说出“科学不能解释”的话，你必须自己主动地进行科学解释。一定要特别特别地注意，一旦你说出“科学不能解释”这句话时，至少就是公然地把自己与骗子混在一起。你的唯一职责就是要用科学去解释，如果你解释不了，连去测量都不能，那就彻底闭嘴，即使真的，也只是说明你工作还远没有做到位，就急于通过舆论战、认知战的方式要逼人接受，那就是假的。请一定要注意，“此时真的也是假的，假的更是假的”。所以，请千万不要说“现在的科学解释不了并不能证明它不是真的”，说这种话的本质就是公然地把自己与骗子混在一起，因为骗子都是这么说的。如果你是认真做研究的，就一定要把自己与骗子区别开。再次强调一下，西方对科学发展在近代的确做出了很大贡献，但科学本身并不是属于西方的。
9. 传承性。考古发现了很多非常远古的人类创造，其发达程度让人感觉是文明远比地球人发达的外星人作品。让我第一次对考古的文物产生“震撼”感觉的，是在成都金沙遗址看到的十节玉琮。那是3000年前的金沙古人持有的，而对他们来说，居然是有1500年以上历史、来自良渚文明的作品（4500年前）。这个是什么概念？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1500年前是公元5百年的北魏时期。现在正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太平年》故事是从公元754年开始，晚了254年。可以想见，如果我们今天手里拿着一个北魏时期的文物，那是多么值钱的人造物品。可是，3000年前的金沙古人居然拿着一个对他们来说是1500年前的文物，这个该如何想象？而一个古老到这种程度的文物，居然做工看起来与今天做的工艺品都可以有一比。我当时第一眼看到时的感觉实在是让人快要疯了。但在良渚文明消亡后，良渚玉器工艺就失传了，后来的玉器反而很长时期远不如良渚。后来我在杭洲西湖博物馆看到一个良渚晚期的文物展，其玉器工艺水平已经比早期和中期大大地倒退。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有很多非常伟大的发明创造，不断地失传又重新发明。例如文献记载公元前4世纪中国就已经出现指南针（司南），但此后一直反复地失传又再发明。最后到明清时期，居然是从传到西方后又传回来再改进出罗盘。工业革命之后，技术的失传问题依然存在，但情况就好很多了。即使失传了，如果需要也可以根据技术的原理与更深的科学理论很容易找回来。科学不仅是要发现或发明出新的科学成就，更需要有效地传承。我们今天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就是一种传承和发展。
事实上，即使在今天，传承性依然是一个问题。例如，互联网就存在传承性问题，网站一旦停止运营，它的内容就可能丢失。
10. 累积性。科学的传承性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累积性。科学发展不能老是回到最原始状态重新开始，那就没法真正进步。科学进步之一就体现为认识的不断累积、丰富和发展。图书馆、博物馆、知识库......做这些工作的目的就是传承。中国历史上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经、史、子、集都是在做知识传承和积累的工作。在此基础上还有更大规模的“全书 / 大型总集 / 类书 / 丛书”的工作。如《吕氏春秋》《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百科全书甚至图书馆类的知识累积工作，以及《北堂书钞》《艺文类聚》《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册府元龟》《农政全书》《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全唐诗》《全唐文》《玉海》等专项类的全书。随着知识的越来越丰富，通过学科分类进行管理。
符合性评价指标中的绝大部分，也可表达为“专业性”。
五、经济性指标
11. 简单性。这个也叫奥卡姆剃刀原则（Occam's Razor），又称“奥康的剃刀”，是由14世纪英格兰逻辑学家、圣方济各会修士威廉·奥卡姆提出的一项思维准则。其核心思想可概括为：“如无必要，勿增实体”（Entities should not be multiplied unnecessarily）。之所以提出这个原则，就是因为当时欧洲的知识界太习惯于造概念。前面我们在讨论“传播性”时也提到现在中国经济学创新者很多习惯于造概念，形成完全自成体系的单体知识。在西方哲学史上有太多学派，造出很多概念，并且流传下来了。事实上大多数也是一些多余的概念，貌似很深奥，事实上只是造了一些别人很难理解，甚至他自己也没理解清楚的概念。也有很多学者继承这样的知识体系，自我标榜为继承衣钵者，很喜欢这种多余制造的概念，因为无论别人怎么理解，他都可以指责别人理解有问题，“曲解”“偏面”“没有真正理解到实质”。如此这般的话，他们就总是拥有解释权，可以永远靠着这类谁都理解不清的知识体系吃饭。
对于我为什么要创造统一测量学，有很多学者不好理解，问我这么做有什么必要？是否能发现新的测量方法。科学发展并不止是做增量，剔除多余的废物，并且做到最精减化是更重要的一项工作，否则随着知识的增加就会越来越混乱。统一测量学主要不是做增量，而是做减法。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会产生大量真正有意义的增量。牛顿力学的建立最初也不是做增量，而是通过一个最简单的理论体系，将之前大量分散在各个领域的知识极大地精减了。也有一些看明白的学者非常惊讶说：汪老师，你这么一搞让大家都没饭吃了。我不是要让大家没饭吃，而是吃饭了就要做真正有意义的工作，并且我提供了如何做的系统方法。现在知识界95%以上的工作纯属重复和多余，不仅没带来新的知识，而且是把已经有的知识搞得更复杂和混乱了。
近代科学革命开始的时候，古希腊的逻辑和数学已经是相对完善的了，已经提前形成了独立和相对完善的学科体系。尤其是欧几里得几何学，已经是一个完善的方法体系。所以在欧洲科学革命过程中，数学和逻辑自然地就保持了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使得所有引用数学与逻辑工具的其他学科都是统一和一致的。
但测量学则完全不同。虽然近代科学革命的根本标志是引入了实验与测量方法，但对实验与测量方法本身却长期只是处于哲学层次的模糊状态。测量学理论最核心基础的高斯分布是1807年才正式提出，同期也是高斯正式提出最小二乘法。另一个很关键的核心点，威廉・戈塞特建立的“学生t-分布”甚至晚至1908年才正式提出。真正完善的测量学体系，是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出现晶体管并普及，以此为基础大量生产出各种电子测量设备，乃至数字电子测量技术出现以后才得以全面建立起来。作为科学革命非常重要的标志，现代物理学建立的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年就首版出版了。伽利略首次做斜面实验是1602–1604年；拉瓦锡首次做燃烧实验是1772年；第谷・布拉赫首次进行天文测量甚至早至1563年8月他17岁的时候......这造成了各个学科发展过程中，其测量体系都是更多地靠各自为政、全凭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来建立。这就造成了各个学科的测量学不仅名称不一，而且存在大量问题和缺陷的局面。这是今天迫切需要在整个科学界建立统一测量学的必要性之一。
现在另一个趋势也使得这个简单化的工作变得极为迫切和必须。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首先替代的不是之前的体力劳动者，而是大量知识界的劳动者。为什么他们会被替代？就是因为他们干的绝大多数是重复性的知识工作。而人工智能最适合干的就是替代这类重复性的知识工作。另一个更核心的原因在于：之前的知识都是不断向越来越专业的细分领域发展。而现在人工智能却可以是全科型的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这就给今天的知识界带来一个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人类的知识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只有以下几个方向：
首先必须具备与人工智能相抗衡的基本知识结构。人工智能是全科型的，人类知识界的人也必须具备全科型的基本知识结构。只有这样，人类才可以站在使用人工智能，而不是远低于人工智能的地位上。所以，我所建立的纯科学体系，是现代的知识界不被人工智能替代的唯一途径。
其次，人类必须去做真正创新性的工作。
第三，人工智能难以进入的情感性工作。这是今天的科学也需要与艺术相结合的原因。钱学森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当年提出这个的时候，可能谁都想不明白是为什么。
12. 成本。用你的方法花1000万人民币才能解决一个科学问题，我用100万就可以同样水平地解决，不是说你的方法不是科学，而只是说你的科学太贵了。用更便宜的投资解决相同的科学问题，就意味着相同的资源投资可以解决更多的科学问题。谁的成本效益更高，谁的科学就能发展得更快。文明的竞争不是“有还是没有”的问题，而是谁能更多地科学、更快地科学、更便宜地科学，从而当然地就“更科学”。
13. 科学发展的动力。曾经有人问我的朋友、科学传播专家袁岚峰一个问题：科学是不是一种信仰和宗教？袁岚峰老师给出的回答是断然否定的。从符合性评价的角度来说，我当然是赞同袁岚峰老师的这个回答。不过在这里，我可以给提这个问题的网友一些更多角度、尤其科学发展动力角度的回答。宗教可以并且曾在科学发展史上成为重要的动力。
从动力角度说，用煤炭可以发电，用油、太阳光伏、风能、水能、波浪能、核裂变、核聚变、地热、垃圾、生物质材料等等都可以发电。不能说煤炭发的电是电，太阳能发的电就不是电。发电的能量来源越多，电力就越多。这就是说：
从动力角度来讲，不是什么算动力什么不算动力，而是动力越多越有动力。
科学的发展也存在动力问题，同样也是动力越多越有动力。
与发电类似，科学发展的动力也是来源很多的。有人说好奇心是科学的动力，这个很对，但远不是唯一的。
社会需求是人类一切文明发展最大的动力来源，科学发展也是如此。市场驱动力不仅是产品技术发展最广泛的动力，也是科学发展最广泛的动力。
军事需求是需求力最强大的，因此，众多的科学发展是由战争和军事驱动。常征先生很早发现了火药对近代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意义（参见《机器文明数学本质》常征 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4月1日。《火药改变世界》(上下册) 常征著，华龄出版社，2019年01月）。文一教授对此问题作了系统和全面的阐述，体现在《科学革命的密码》一书。如果说市场需求是科学发展的煤电，战争需求就是社会需求中的核动力。
科学本身的完备性等要求，也会对科学的发展提供内在的动力。这是学术本身为什么应当有独立性的原因所在。
基督教的确对近代科学革命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驱动。这个最初源于中国造纸术与印刷术传入欧洲后形成的大翻译运动，引发了欧洲的文艺复兴，这造成了对原有基督教的冲击。托马斯·阿奎那等人为了应对大量全新知识的冲击，就把古希腊科学变成基督教义的一部分。这就是所谓的“科学成为基督教的婢女”说法的来源。但这在事实上确实为科学的发展带来了两个非常大的动力促进：一个是传播性极大增强，通过传教同时远比过去广泛得多的传播了科学知识。欧洲最初的高校也是教会推动建立的。二是用科学去证明上帝，同时也为科学的发展提供远比一般日常生活严肃得多的精确度要求。最初科学革命的学者基本都是教会的教士，如哥白尼、布鲁诺、孟德尔等都是如此。有学者因此居然得出一神教对科学的发展是必要的条件，这个就解读得过多了。
这个历史事实只是证明了：从科学的动力角度说，宗教的力量也可以被利用成为其发展动力。但是在后来，宗教毕竟在本质上与科学是不同的，因此在后来就分离了。一切动力都可以被科学所利用，但并不表明其中某一种动力就是科学所必须。这是科学的符合性评价与经济性评价的区别所在。当然，科学发展的动力越多，会带来更多的促进力。现在之所以宗教的动力不再是所需要的，因为现代科学发展的精度要求之高（如尖端芯片制造、天文望远镜等），已经远远超过了宗教。
14. 技术支撑。有人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只有技术。说这句话就表明他不懂什么是科学，因为科学的发展必须要技术支撑。不仅科学知识本身是一种信息，需要信息技术的支撑，更重要的是科学的高压线级标准的测量，更是需要测量技术的支撑。如果没有足够精度的天文测量技术，如何去做出相应的发现？如果没有加速器和盖革计数器，怎么可能有现代的高能物理与量子力学的出现？近代为什么欧洲出现科学革命，而不是出现在中国？对这个问题有很多不同的解答。我们今天在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个技术基础支撑上的回答。
近代科学的大量突破有赖于视觉测量技术的进步。视觉占了人类获得信息的90%以上，是最重要的测量信息来源，在近代科学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同样如此。中国的科学进步获得了靠人眼能达到的极限。尤其在天文测量领域，中国很早就发现了靠人眼能发现的极限程度的星体。要进一步提升测量的灵敏度和分辨率，主要是靠镜片技术获得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而这又是以玻璃材料技术的进步为基础的。玻璃材料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叫琉璃。但这个材料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中重要性很低，应用面极少。但这个在欧洲不仅发展得比较早，而且应用比较普遍。这个更底层的原因可能让很多人非常意外：中西方酿酒技术的巨大差异。中国很早采用的是热酿，就是要将酿酒的原材料粮食做熟，用酒曲酿造，由此获得的是米酒、黄酒和白酒。饮用这些酒的酒器主要是金属和陶器。而欧洲主要的酿造工艺是冷酿，主要的原料是葡萄，酒曲就在天然的葡萄皮上。由此酿造出来的是葡萄酒。中国古人不是没喝过葡萄酒。唐代王翰就有著名的诗句为证，凉州词二首，其一：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但是，葡萄酒在中国古代很不普及，而在欧洲却普遍饮用。饮用葡萄酒的酒具需要能清楚察看酒的颜色、挂杯度。所以，玻璃作为葡萄酒的酒具在欧洲很早就得到非常广泛的应用。只要在葡萄酒杯里装满水或白葡萄酒，它就是一个凸透镜。这是近代欧洲率先出现望远镜和显微镜的测量技术基础。一旦拥有这样的测量工具，很快就可以获得超出人类感觉器官的认识成果。玻璃材料制成各种建筑元件（如窗户），和其他工艺部件，诸如三棱镜，是牛顿发现光谱的技术基础。有了显微镜，胡克在很短时间内就发现了数以百计的细胞等微观结构。
现在，中国大科学装置得到国家重视并大力建设。这是为什么中国在今天最高水平学术论文迅速跃居世界前列的重要技术根源。之所以大量国外顶尖科学家纷纷来到中国，因为只有中国才能提供最高精度、灵敏度和分辨率的测量技术工具。能给出小数点后多一位有效值的测量结果，一般来说就拥有科学上最高的话语权。测量精度高一个数量级，就可以成为相比低一个数量级的测量工具的计量和校准工具，就是比你高一个级别，你在科学上就得听我的——这个就是基本的规矩，没有任何科学家会来挑战这个基本规矩的。
科学最高级别的高压线评价指标只有测量，而测量与逻辑不同之处在于它高度地依赖于测量技术的支撑。
所以，以后任何人千万不要再说“技术不是科学”这种话。说了就表明你是民科，无论你拥有什么头衔都没用，即便院士、诺奖获得者也没用，你也是不懂“什么叫科学”的院士级的、诺奖级的民科。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学术界的确很容易把以古希腊的演绎体系为基础的理论知识称为科学。中国古代的科技的确缺乏这种系统的演绎体系。也有人认为古希腊以演绎法为基础的数学并不是科学，而只是一套逻辑体系，不是对世界的实际认识。古希腊文明形成这后2千年的时间，也对提升科学认识和促进社会进步几乎没发生任何实际作用，直到中国科技传至欧洲引发近代文艺复兴以及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时，这套方法才被集成进来，而且并不是所有近代欧洲科学革命都与古希腊最基础的公理法和演绎法有关。
六、回顾历史唯一目的只是为了面向未来
本文讨论中没有涉及具体的科学方法，如演绎法、归纳法、公理化方法等，而只是提供了更为底层的统一评价他们的元标准。如果说演绎法有什么优点，也只是以本文所建立元标准进行认识工具的统一评价。演绎法存在优点，并不表明没有比它更好的方法。就如同燃油车的确远比马车更好，但并不表明不会出现比它更好的智能纯电动车一样。
例如现在的人工智能方法，已经形成了可以与演绎法对近代科学革命有一比的全面性科学方法优势，但它本质上并不是演绎法和公理化方法。当然，如果能把演绎法和公理化等方法结合进人工智能，很有可能更牛了。
我们后续会提出原创性思维、灵感思维全都可以形式化和可控进行的方法，所有辩证逻辑全部形式化的方法，让原来属于诺奖级的创新成就变成可以进行批量生产的方法......只有看明白这些，才能真正透彻地理解什么是科学。
我们深入地研究中华传文化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创造比今天的科学高一个层次的全面领先的下一代科学。
本文为什么可以称“最权威”？因为我是人类有史以来，包括整个西方科学历史有史以来唯一实验与测量学专业出身来谈什么是科学问题的人，也是最系统完整地建立了评价一切科学方法更底层的元标准。迄今为止，整个西方学术界在这方面还没有出现可以有资格平等对话的人，并且所有西方科学界是会完全认同这个判断的。这句话，不服气的可以去问所有西方科学界的人，有没有任何敢来挑战的？
颠覆西方中心论的，肯定不是试图去证明上千年前的中华传统文化全都比今天的科学还要优越，今天的科学必须建立在诸如中国的《周易》基础上；更不是去证明西方古代的历史是假的，而是在今天和未来建立起压倒性的、全面超越西方的新中华文明。
文化自信并不是试图去证明中国古代功夫可以打败今天美国的第五代战机，而是在文化自信基础上去开发出比美国第五代战机性能更加优异的中国第五代战机、第六代、第七代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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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下集，中华传统文化的科学阐释之四......具体内容暂时先不说吧，免得又因网友热情的引导改变了。但之前说的融合与中庸的主题后续肯定会谈的。
—— 第三代科学革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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