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年，东汉的朝堂上，19岁的汉章帝刚刚登基，西域传来的急报让满朝文武陷入两难，远在疏勒城的汉军被匈奴重兵围困。
朝廷究竟要不要派出援军，跨越两千里风雪去营救几乎陷入绝境的同胞？
匈奴攻击
西汉设立的西域都护府，在新莽末年便已停止运作，中间中断了51年之久。
公元74年，汉明帝下令出兵平定西域，重新收复车师国，西域都护府得以再次建立。
陈睦被任命为西域都护，耿恭和关宠分别担任戊己校尉，各自带领不足千人的队伍驻守金蒲城与柳中城。
主力大军班师回朝后，留在西域的汉军兵力十分单薄，这也为后来的危机埋下了隐患。
北匈奴不愿失去对西域的控制，很快发动了全面进攻。
两万匈奴骑兵攻打车师国，车师王在战乱中身亡。
焉耆、龟兹两国随即反叛，西域都护陈睦被叛军击杀，麾下部队全部阵亡。
耿恭派出300名士兵支援车师国，这支援军全部战死。
耿恭只能带领剩余士兵退守疏勒城，依靠地形与匈奴对峙。
部下范羌冒死突围，将西域守军的绝境传回玉门关。
此时的疏勒城早已与中原失去联系，能支撑下去，全靠将士们对国家的忠诚。
朝堂激辩定决策
西域守军被围的消息传到洛阳，朝廷内部立刻出现两种对立的意见。
司空第五伦认为，西域路途遥远，援军赶到时，守军大概率已经牺牲，出兵救援只会白白损耗国力。
司徒鲍昱则坚持必须救援，他表示将身处危难的将士抛弃，对外会纵容蛮夷的嚣张气焰，对内会让忠臣良将心寒。
如果今天放弃守城将士，日后匈奴再犯，便不会有人愿意为国出征。
年轻的汉章帝最终做出了正确的决断，采纳鲍昱的建议出兵救援。
朝廷从张掖、酒泉、敦煌三郡征调兵力，联合鄯善国部队，组建起一支7000人的援军。
公元76年正月，援军抵达柳中城，与匈奴和车师联军展开激战，重创敌方部队。
此时驻守柳中城的关宠已经阵亡，所部将士全军覆没。
援军将领大多不愿继续北上，天山以北气候恶劣，行军难度极大，大家都认为耿恭所部早已阵亡。
范羌是耿恭的旧部，他始终坚信主将还在坚守，坚决要求进军疏勒城。
指挥层最终同意由范羌带领2000人，翻越天山执行救援任务。
寒冬时节的天山风雪弥漫，两千名汉军顶着严寒艰难前行，没有人计算过途中的牺牲，所有人都只有一个目标，接回坚守的同胞。
十三壮士归玉门
耿恭带领士兵在疏勒城坚守了数月，遭遇了难以想象的困境。
匈奴切断了城内水源，士兵们只能从马粪中挤压水分解渴，众人反复挖掘，终于打出水井缓解了危机。
粮食耗尽后，大家只能煮食弓弩上的筋腱和盔甲上的皮革充饥。
守城士兵不断牺牲，最后只剩下26人，却没有一人选择投降。
匈奴见强攻无法破城，便派出使者劝降，许诺给耿恭高官厚禄和美女财富。
耿恭将使者诱入城中斩杀，当着匈奴大军的面食用使者的肉，以此表明血战到底的决心。
这一幕也成为后来岳飞《满江红》中“壮志饥餐胡虏肉”的真实历史来源。
范羌带领的援军抵达疏勒城下时，城内26名衣衫褴褛的将士喜极而泣。
两千援军掩护着这26人开始撤退，再次翻越天山，沿途多次击退匈奴的追击。
从疏勒城到玉门关，一路艰险不断，等到最终抵达目的地时，26人只剩下13人。
这13人鞋子破烂、衣衫不堪，身形枯槁，却依旧挺直着腰杆。
中郎将郑众亲自为他们整理仪容，上书朝廷称赞耿恭等人“不为大汉耻”。
汉章帝对归来的将士进行了封赏，耿恭被任命为骑都尉，范羌、石修等人也得到了对应的官职。
这些用生命守护国土的将士，获得了应有的荣誉。
耿恭后来因与同僚产生矛盾遭到弹劾，被免去官职返回故乡，在平淡中走完了余生。
同一时期，班超在西域书写着另一段传奇。
耿恭被围困时，班超仅带着36人在西域各国间周旋，依靠以夷制夷的策略顽强立足。
朝廷下诏让班超返回中原时，于阗的百姓抱住马头不肯放行。
班超最终选择留下，用三十多年时间收服西域五十余国，重新建立起稳定的西域统治。
耿恭的坚守与班超的开拓，共同撑起了东汉在西域的格局。
这是一场令人感动的双向奔赴，东汉朝廷没有抛弃绝境中的将士，将士们也用生命守护着国家的尊严与气节。
从“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再到七千士兵跨越2000里不计生死的驰援，汉朝的血性与道义，一直深深影响着后世。
这场1900年前的救援，没有华丽的陈词，没有铺天盖地的宣扬，却用最人性的行动，诠释了民族精神的内核。
七千里风雪征途，只为接回每一个为国奋战流落异地的同胞。
谁能说十三人生还的结局不是荣誉？这是大汉风骨的最好证明！
不抛弃、不放弃，从来不是空喊口号，而是实打实的行动，是刻在中华民族血脉中的信念。
这个故事跨越千年依旧鲜活，让每一个知道这段历史历史的人，都能感受到来自先辈的坚韧力量与人性光辉。
这段历史也告诉我们，一个懂得守护自己同胞的民族，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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