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我在丹东海关门口等一辆车。
九点刚过，几辆朝鲜大货车排队驶出。我拨通电话，里头传来一个紧张的声音：“我、我到了……车牌号是……”
我找到了那辆车。驾驶座上是个年轻人，二十出头，瘦瘦的，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工装。他看到我，像看到救星一样，整个人都松懈下来，连车门都忘了给我开。
我拉开门坐上去，一股汗味扑面而来。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用生涩的中文说：“第一次……第一次来。”
我说知道，往前开就行。
他点点头，踩下油门。然后我发现，他的手在抖。
出了海关，我们并进主路。
正是早高峰的尾巴，车流不断，电动车在缝隙里穿行，行人在斑马线上匆匆而过。他开得很慢，三十码不到，像个刚拿驾照的新手。后头的车一辆接一辆超过去，喇叭声此起彼伏。
“没事，你开你的。”我安慰他。
可他听不见。他的眼睛像探照灯一样来回扫视——看左边窜出来的电动车，看右边要过马路的老人，看前方的车尾灯，看路边的指示牌。他的脖子绷得紧紧的，整个人像一根拉满的弓。
到了一个路口，绿灯还剩两三秒。
“快，冲过去。”我说。
他没动。眼睁睁看着绿灯变成黄灯，然后变成红灯。
他愣住了。
“那是……那是什么灯？”他指着黄灯，一脸茫然。
我这才想起来，新义州的马路没有红绿灯。警察站在路口，抬手放行，挥手停止，简单直接。黄灯这个东西，对他来说就像外星信号。
后面的车开始鸣笛。他慌了，手足无措地看着我。
“停着吧，等绿灯。”我说。
他点点头，像做错事的孩子，不敢看我。等绿灯亮起，他小心翼翼地踩下油门，嘴里一直在嘀咕：“太复杂了……太复杂了……”
真正的考验在后面。
要过一个立交桥。上坡的时候他还没什么反应，等到开上桥面，看到两边的护栏和护栏下面的房屋、街道、车流，他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这是在天上吗？”他问。
我说不是，这是立交桥，咱们在城市上空开一段。
他不敢往下看。双手死死攥着方向盘，眼睛盯着前方，脖子硬得像根棍子。我看见他的额头渗出汗珠，一颗一颗往下滚。
“没事，很安全的。”我说。
他没回答。他在默念着什么，可能是祈祷。
下桥的时候，他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我问他还好吗，他说：“我们新义州……没有这种路。最高的地方就是那个小山坡，能看见整个城市。这里……这里太高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鸭绿江最窄的地方只有几百米，两岸的人能看见对岸的灯火。但这一条江，隔开的是两个时代。
又开了二十分钟，经过无数个路口，拐了七八个弯，他终于崩溃了。
“不行，不行。”他摇头，“我记不住。这里太乱了。到处是车，到处是人，到处是灯，到处是牌子。我的脑子……满了。”
他指了指自己的头，表情像个小学生面对做不完的考卷。
我忍不住笑了。他看我笑，也咧了咧嘴，但很快又皱起眉头。因为他发现，我们迷路了。
其实不是迷路，只是在一个路口他走错了道，多绕了两公里。但这多出来的两公里，对他来说像是多了一场劫难。他的汗从额头流到下巴，滴在工装上，洇开一小片深色。
“还有多远？”他问。
快了，我说。
他点点头，但眼神里全是怀疑。他大概觉得我在骗他，就像大人骗小孩“快到了快到了”一样。
终于到了监管仓库。
车停稳的那一刻，他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那口气像是从肺里最深的地方挤出来的，带着劫后余生的庆幸。
“到了？”他问。
到了。我指了指前面的仓库大门。
他看着那个门，看了很久。然后慢慢转过头，对我笑了笑。那个笑里有疲惫，有感激，还有一些我看不懂的东西——大概是如释重负。
卸货的时候他下了车，站在仓库门口，第一次有机会仔细看看这个陌生的中国。远处的住宅楼，二十多层，密密麻麻的窗户在阳光下反光。近处的马路上，车流不息，各式各样的车，大车小车，私家车出租车公交车，川流不息。
“好多车。”他说。
我说习惯了就好。
他摇摇头：“我们那里，没有这么多车。路上走的，牛车、自行车、还有我们这种货车。牛走得慢，所以我们也开得慢。到中国……太快了。”
卸完货，我们原路返回。
他开得比来的时候好一点，至少手不抖了。但看到黄灯还是会犹豫，看到行人横穿马路还是会紧张，看到电动车从旁边蹿出来还是会骂一句我听不懂的朝鲜话。
但他没那么害怕了。因为有我在旁边，不断地说“左转”“右转”“直行”“慢点”“可以过”。
回到海关门口，我让他靠边停。
“等我一下。”我跳下车。
“你、你去哪？”他急了，探出头喊。
我去买点东西。
旁边有个小超市，我进去买了几个面包、两瓶水、一袋饼干。跑回来的时候，他正趴在方向盘上，透过挡风玻璃朝我这边看。看到我提着东西回来，他愣了一下。
“拿着，路上吃。”我把袋子递给他。
他接过去，低头看着袋子里的东西，不说话。过了好一会儿，他抬起头，眼眶红红的。
他用两只手握住我的手，握得很紧，握了很久。他想说什么，但中文不够用，憋了半天，憋出一句：“谢谢……谢谢大哥。”
我说不客气，下次来就不怕了。
他点点头，松开手，把袋子小心地放在副驾驶座上。发动车子，缓缓驶向海关通道。在进门前，他停了一下，探出头，用力朝我挥手。
我也挥手。
然后他的车消失在那些他看不懂的红绿灯和立交桥里。
晚上，工厂那边打来电话。
“那个司机托人带话，说谢谢你，面包很好吃。他说中国太大了，太发达了，他回去要跟老婆孩子讲，让他们知道他去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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