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到大，“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这句话就跟刻在DNA里似的，课堂上老师这么讲，课本里这么写，咱也一直把这当成民族自豪感的来源。
但近些年考古界的一次次重大发现，却狠狠打了这个说法的脸——不是咱不配，而是这个标签压根配不上中华文明，把中国归到四大文明古国里，从根上就低估了咱文明的长度，矮化了文明的高度。
这个让几代人深信不疑的说法，其实打出生起就带着时代的局限性，压根不是啥严谨的学术定论。
1900年，梁启超在夏威夷写下《二十世纪太平洋歌》，第一次把中国和印度、埃及、小亚细亚摆在一起，算是四大文明古国的雏形。那时候的中国山河破碎，梁先生的初衷特别纯粹，就是想借着古文明的荣光，唤醒国人的民族自信。
到了1923年，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里把这个说法定型成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这个标签也顺势成了凝聚民心的精神符号。
但西方史学界从来没认过这个说法，他们更认可“文明摇篮”的概念，把古希腊、两河流域、埃及、印度、中国并列为五大文明发源地，评判标准是文字、城市、青铜器这三大件。
而在那个年代，中国考古还没什么突破性发现，商朝就成了西方认可的中华文明起点，这也为后来的争议埋下了伏笔。说白了，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是特殊年代的精神慰藉，却不是中华文明真实实力的体现。
而考古发现，从来不会说谎，那些深埋地下的遗址和器物，正一点点揭开中华文明更古老的面纱，打了所有质疑者的脸。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让国际社会正式认可了这片5300年前的文明。
深耕良渚考古38年的刘斌教授，从稻田里一点点挖出了周长6公里的古城墙，足足4个紫禁城那么大，还有由11条水坝组成的水利系统，比埃及金字塔早建2000年。
玉琮玉璧的出土，更是证明了当时成熟的社会等级和信仰体系，良渚的发现，直接让中华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站到了同一时间线上。
这还不算完，辽西的牛河梁遗址，直接把文明时间又往前推到了5800年前，比古巴比伦文明还早300多年。
1983年郭大顺带队发掘时，一座女神庙和积石冢群惊艳了世界，与真人等大的女神头像、工艺精湛的玉猪龙，都在诉说着这里不是普通的聚落，而是一个早期古国。
同期的安徽凌家滩遗址，玉版上的八角星纹和河图洛书一脉相承，严文明教授直言，这证明中国在5800年前就进入了古国时代，文明起源远超想象。
如果说良渚和牛河梁刷新了认知，那浙江的上山文化就是直接把中华文明的源头推到了9000年前。
2001年蒋乐平在浦江上山遗址的发掘，找到了大量稻谷遗存和谷物加工工具，更关键的是，这里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阶级分化——有的墓葬随葬品堆成山，有的却一无所有。
蒋乐平说，9000年前的上山人，不光会种地，还形成了初步的社会秩序。同期的湖南八十垱遗址还挖出了城墙和城门，这可是比两河流域早期城市早数千年的远古城市雏形，八九千年前的中国，早已孕育出了灿烂的文明。
而在文字和艺术领域，中华文明的起点也远比西方认知的更早。西方一直认为古巴比伦楔形文字是世界最早，距今约6000年，但河南贾湖遗址8000年前的龟甲刻符，和甲骨文一脉相承，张居中教授研究后认为，这是中国文字的早期形态，比楔形文字早了3000年。
更惊艳的是贾湖骨笛，用丹顶鹤尺骨制成，能吹出完整的七级音阶，音色堪比现代乐器，这可是世界上最早的骨笛，证明8000年前的中国人，就有了超高的艺术造诣。浙江桥头遗址9000年前的彩陶上，八卦和河图洛书符号更是成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基因。
科技和生产领域，咱的老祖宗更是遥遥领先。浙江跨湖桥遗址8500年前的遗迹里，挖出了世界最早的漆弓、药罐、蚕丝、茶树籽，还有木质轮轴、水平锯织机这些高科技器物，比古埃及、古巴比伦的同类技术早数千年。
林留根教授直言，8500年前的中国，科技水平已经甩了世界几条街。那时候的中国人，不光解决了温饱，还能有余粮酿酒、饲养家禽，河北磁山遗址的酒器、贾湖遗址的酒坊就是最好的证明，而桥头遗址9000年前的彩陶，更是世界上最早的彩陶，创造力拉满。
曾经西方学界对中华文明充满偏见，德国学者拉克伯里提出的“中国文明西来说”流传甚广，认为商朝是古巴比伦人建立的。但随着考古发现越来越多，西方学者的态度也开始转变。
曾经支持“西来说”的美国学者罗伯特·贝纳特，考察良渚后在《科学》杂志撰文，称良渚是独立发展的原生文明；
有“当代考古学之父”之称的英国学者科林·伦福儒，考察牛河梁、良渚后也坦言，中华文明的起源比想象的更早更复杂，贡献被严重低估。
如今国际考古界已经形成共识，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原生文明之一，远非四大文明古国的标签能概括。
说到底，把中国列为四大文明古国，错在三个地方。
一是低估了长度，西方认可的3500年只是中华文明的“中年”，9000年的文明史才是真实面貌；
二是矮化了高度，古埃及、古巴比伦文明早已中断，古印度也历经断层，唯有中华文明从未间断，这在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
三是误解了性质，其他三大文明只是区域性文明，而中华文明从起源就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影响覆盖东亚，甚至可能是人类文明的“母文明”。
李学勤教授的比喻特别贴切，用四大文明古国定义中国，就像用四大名山定义喜马拉雅山。
不可否认，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在特定历史时期起到了凝聚民心的作用，但在一个个考古实证面前，这个标签早已成了束缚。它让我们陷入了西方设定的对比框架，却忘了中华文明本身的独特与伟大。
从上山文化的稻谷到良渚的玉琮，从贾湖的骨笛到甲骨文的诞生，中华文明的基因一脉相承，从未断裂。
我们不必再用四大文明古国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中华文明的长度、高度和深度，早已远超这个标签的内涵。告别这个说法，不是否定历史，而是用更客观的视角认识自己的文明，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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