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的北伐(50) 主笔:闲乐生朱晖

义熙十二年(416年)八月十二日,东晋权臣、北府名将刘裕发动北伐,他亲统大军兵发建康至彭城,坐镇指挥五路前锋部队,从各个方向,同时对后秦发起攻击!结果只花了两个月,五路北伐先锋军中的檀道济部便扫平中原,克复了故都洛阳。王镇恶、沈林子等各路前锋军立功心切,遂不等刘裕主力大军,自作主张挺进潼关,与后秦军队陷入了长久的相持战。直到417年八月初二,刘裕主力大军才突破北魏袭扰终于抵达潼关,与王镇恶诸将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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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路从彭城到潼关,东晋舰队足足走了近七个月,真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刘裕的随军幕府文人亦受命写了很多随军游记,后人将他们汇集成书,包括裴松之的《西征记》和《北征记》,郭缘生的《述征记》和《续述征记》,戴延之的《从刘武王西征记》《宋武北征记》《洛阳记》《西京记》(注1),孟奥的《北征记》,徐齐民的《北征记》等。除此之外,后世还流传着当年刘裕灭南燕时丘渊之的《征齐道里记》和伍辑之的《从征记》。这些游记是东晋中后期,兴起的一种新型地理写作,它在北伐进军带来的舆论热潮和故国“发现”氛围下,满足着后方士人的好奇心理和阅读需求。对于东晋政权和士人而言,被北伐进军激发的“怀古之情”,并不仅仅只是一种情感抒发,而是政治凝聚力的重要来源。从这个角度来说,后方的门阀士族们虽然对北伐事业欠缺热情,但故国华夏的风物人情,毕竟是他们的文化根源。如今刘裕北伐重燃了他们的故国情感,也引爆了建康的舆论热潮。也许,孱弱的司马王朝真的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宋公刘裕的天命风采与政治声望,正随着晋军的不断向北、向西推进而逐级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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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裕大军到潼关后,晋军的兵力已足够充足,所以他第一个命令派朱超石、胡藩、徐猗之渡河到黄河北岸,再次进攻河防重镇蒲阪。晋军初战攻克蒲坂,秦军又派主力前来反扑,罕见的打了个胜仗,将晋军逐出,徐猗之战死,朱超石和胡藩艰苦转战数日,才逃回潼关。此后晋军一直未能攻克蒲坂,直到半年后姚泓投降了,后秦并州刺史尹昭、平原公姚璞(姚泓七弟)、当地宗豪薛广(薛仁贵的七世祖)等人才献城投降。

晋军一来就战败,这让潼关后秦统帅姚赞重拾了信心,他派了当初从东晋逃到后秦的司马休之等人沿黄河北岸而下,经轵关穿越太行山到河内北魏地盘寻求援兵,让他们南渡黄河攻击洛阳,断刘裕的后路。这就与拓跋嗣的计划不谋而合了,于是秦军统帅长孙嵩率军从成皋南渡黄河,向洛阳进发。

洛阳的防务刘裕还是放心的,北魏缺少船舰,渡过黄河的兵力不多,对中原造不成什么威胁,但这样看来,晋军还是得赶紧攻入关中才行,不然后方总有隐患。此时又是王镇恶出来走奇招了,他请求乘船从黄河进入渭水,溯流而上直抵长安城下。这几个月来,王镇恶在潼关下看似没有任何动作(都是沈林子在表现),其实一直都在为突入长安做准备,他让士兵们砍伐树木,赶造了一大批“蒙冲小舰”,然后就等渭水水位上涨与刘裕大部队到来。渭水不比黄河,它水位再怎么涨都开不了大型舰队,只能走小舰,所以刘裕大部队是无法登船入渭的,他们的作用是向西从陆路进攻,牵制住潼关秦军,掩护王镇恶舰队沿渭水而上,直捣长安!

王镇恶打听过了,渭水作为黄河最大支流,每年6~10月为汛期多暴雨,降水强度大,其中7、8、9月大汛期间的径流占全年的60%~70%。所以,等刘裕大军八月份到的时候,刚好是霖雨时节,到时渭水泛溢,其流速之大,不仅大船开不了,普通的木桨渡船和竹木筏子也开不动,只有王镇恶造的的高科技小船,机动灵活,速度极快,独能逆流西进(注3),而且这些船上都蒙着生牛皮,箭也射不进。果然,潼关秦军无法阻截,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晋军舰队从自己面前驶向关中。

眼看王镇恶就要逼近长安,秦军镇北将军姚强与恢武将军姚强迅速赶到泾上(即泾水注入渭水处,在今陕西泾阳县),欲封锁渭水阻截王镇恶部。王镇恶命司马毛德祖率领的前锋向前进攻,很快大败秦军,姚强被杀,姚难仓皇逃往长安。王镇恶的船队继续沿渭水向西推进,关中秦人很少见过这种奇怪的小船,外面一个人影都没有,却能行驶如飞,这难道是有神在助推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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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岸边秦军的注目礼下,王镇恶舰队一路驶向长安北门外三里的渭桥,与屯驻在距离长安110里蓝田的沈田子,对长安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

与此同时,刘裕大军也开始从潼关向西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姚赞诸军只得放弃潼关、华山、蒲坂诸险,向西撤退,收缩阵线,回去保卫长安与姚泓。刘裕大军遂一路向西进据郑城(今陕西渭南市华州区),距离长安以东二百里。

八月二十三日,王镇恶舰队抵达渭桥,率先对长安发起了进攻。他命士兵先在舱内吃完早饭,然后等号令一响,就弃船登陆。渭水湍急,士兵一上岸,无人踩踏车轮的小船很快就被冲去下游,这跟项羽的破釜沉舟也没啥区别了。王镇恶怕有人还没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在渭水边对将士们又进行了一番训话:“卿诸人并家在江南,此是长安城北门外,去家万里,而舫乘衣粮,并已逐流去,岂复有求生之计邪!唯宜死战,可以立大功,不然,则无遗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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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泓已预先在安排了大将姚丕防守渭桥,而且姚泓在听闻晋军登陆后,也亲自率数万大军从长安逍遥园赶来支援。逍遥园本是前秦苻坚所建的皇家园林,濒临渭水,景色秀美,具体位置在今西安市鄠邑区草堂寺一带,这座草堂寺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是佛教中国化的起点。十五年前(402年),姚兴将著名高僧鸠摩罗什从后凉接到长安之后,就在这逍遥园中为鸠摩罗什众僧兴建了许多佛塔与寺院,极为礼敬,从而使得后秦成为一大佛国,州郡事佛者十室而九。如今国之将亡,这里又变成了后秦的一大军营,实在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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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镇恶远望长安北门,心内唏嘘,这里封存着他的童年记忆,他想起自己小时候,祖父王猛曾带着他在长安大街游玩,葱葱茏茏的杨槐树在风中摇曳,那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想当年,在苻坚与王猛的统治下,关陇清晏,百姓丰乐,从长安到各州的大路旁都夹种槐柳,亭驿密集,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易于道,百姓们都传颂着歌谣说:“长安大街,杨槐葱茏;下驰华车,上栖鸾凤;英才云集,诲我百姓。”(注4)没想到三十多年过去了,世事竟然变幻如此,岂不令人感叹?

但王镇恶已经没有时间回忆往昔了,秦军主力已经出动,他现在必须尽快击破姚丕,抢占北门!于是这位武艺很差的智将竟然也手持兵器,身先士卒,率军攻向姚丕。晋军知无退路,莫不踊跃争先,姚丕遂大败。此时姚泓的数万大军才赶到,但渭水岸边地势逼仄,姚泓的军队被姚丕的败兵冲击践踏,不战自溃。后秦的重臣大将包括镇西将军姚谌、前军将军姚烈、左卫将军姚宝安、散骑常侍王帛、建武将军姚进、扬威将军姚蚝、尚书右丞孙玄等皆死在阵中,姚泓单马逃回长安宫中。王镇恶的军队随即跟着秦军的人流冲进了长安城北门。姚泓不敢巷战,带着数百骑兵从洛门(长安城北面东侧第一门)出城逃往洛水旁的石桥军营,欲与姚赞大军会和,再反攻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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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赞本已在回救长安的路上,听闻王镇恶已攻入城中,士兵们都以刀砍地,捋起袖子大哭。等到他们终于来到长安城下,又发现晋军已控制了各大城门,反攻无望。见大势已去,军中不断有人逃散。姚泓走投无路,想要投降晋军,他十一岁的儿子姚佛念倒是非常清醒,说咱投降也恐怕活不成,不如自裁,也免得受辱。自古艰难为一死,事到临头,姚泓还是惜命,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呢?姚佛念却不想这么丢人,这位少年于是独自登上宫墙,自投城下摔死。

次日,即八月二十四日,姚泓带着自己的妻子儿女与文武百官至王镇恶垒门前请降,王镇恶将他们关押等待刘裕裁决。此时长安城内尚有羌、汉及其他杂胡总共六万余户三四十万人口,可以说仍是一天下巨都。作为童年老家,王镇恶对长安是有感情的,虽然他有贪财的毛病(注5),甚至已从后秦国库中私自捞了一笔大的,但面对民众,他军纪严明,严禁士兵骚扰百姓,所以长安城虽然易帜,但其他一切如旧,甚至连一点小的治安事件都未发生。

至此,长安城,这座伟大的汉晋故都,在建兴四年(316年)被汉赵刘曜攻夺之后,又历经前赵、后赵、前秦、后秦四国共101年,现如今终于回到了华夏汉人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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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刘裕主力开到长安,王镇恶到灞桥迎接。刘裕慰劳他说:“成吾霸业者,卿也!”王镇恶很识相的表示:“明公之威,诸将之力,镇恶何功之有!”刘裕笑道:“卿欲学冯异邪?”东汉初年冯异受光武帝刘秀之命平定关中,镇守三年,权威至重,百姓归心,时人私下里都称他为“咸阳王”。冯异虽然一向以为人谦退、从不争功而著称,但听到这些流言后仍心不自安,遂上书朝廷谢罪,好在刘秀非常信任冯异,下诏让他不要担心。刘裕说这话,也是让王镇恶放下顾虑,只要你学冯异,我未必不能做光武帝。然而王镇恶听了这话心里还是虚,如前所述,王镇恶本就贪财成性,见着后秦在关中经营三十多年积累的金银宝物,那还不赶紧捞?刘裕以其功大,也就不过问他私吞财物之事,并升其军号为三品征虏将军。历史上不乏有功高盖主的名将以贪财自污而向帝王显示自己并无政治野心(如王翦、赵括),也许王镇恶也是抱着这样的心思,所以刘裕最终原谅了他。其实刘裕进长安后不久就大开府库,取珍宝珠玉按级别犒赏将帅,王镇恶不需要这么着急的。

然而这时又有人向刘裕密报,说王镇恶竟私藏了姚泓乘坐的御辇,恐有异志啊。王镇恶乃前秦名相王猛的孙子,在关中颇有人望,他若是暗藏了割据关中称王称霸的图谋,那可是不好办。刘裕遂派暗探到王镇恶宅中查探,见御辇被扔在墙下杂物堆中,上面的金银装饰都被剔取了下来,刘裕这才安心。

此时,姚赞的军队已基本上逃光了,而且皇帝也投降了,他没啥好坚持了,于是率领后秦宗室子弟一百多人向刘裕投降。刘裕下令,将他们全部处死,一个不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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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据陈寅恪先生考证,陶渊明的经典名著《桃花源记》就是依据义熙十三年春夏间刘裕率师入关时,戴延之等所见所闻的材料写成。当时,刘裕派遣戴延之溯洛水而上,探索其他可避过潼关而进入关中的水路。戴延之虽未能找到这条水路,但找到了一个“其山四绝孤峙,上有邬聚”的檀山邬。陈寅恪考证后认为,这檀山邬,就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原型。参阅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八篇《晋代人口的流动及影响(附邬)》,2008年,贵州人民出版社,第125-126页。

注2:有学者根据“行船者皆在舰内,秦人见舰进而无行船者”的描述认为,王镇恶所乘小舰,既不张帆,也不划桨。藏在舰内的行船者,应该是脚踏车轮使船逆水急进。这是世界上首次出现桨轮船(又称“车船”或“车轮舟”)的生动记录。稍晚一些的《南齐书·祖冲之传》则记载,祖冲之造千里船“于新亭江试之,日行百里”,此等航速,亦应是“车轮舟”无疑。

注3:姚大中认为《晋书·苻坚载记》这段记载,已是政治清明最高境界的描绘。非仅五胡十六国与东晋对立时代的百年间,也是中介汉朝与唐朝两次历史发展高峰的四个世纪低潮期间,除对诸葛亮以外,史书记录从未再见的赞美词。参阅姚大中:《姚著中国史·3南方的奋起》,华夏出版社,2017年,第77页。

注4:王镇恶在讨伐司马休之时就曾贪财抄掠。《宋书·王镇恶传》:“镇恶性贪,既破襄,因停军抄掠诸蛮,不时反。及至江陵,休之已平,高祖怒,不时见之。镇恶笑曰:‘但令我一见公,无忧矣。’高祖寻登城唤镇恶,镇恶为人强辩,有口机,随宜酬应,高祖乃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