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八路军需要往一个乱成一锅粥的地区派兵。
那里有日本人，有国民党军，有投了日本人的伪军，还有几十股打着抗日旗号、实则烧杀抢掠的土匪。
刘伯承和彭德怀想了半天，最终同时想到了同一个人。这个人，不一般。
战争年代，刘伯承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军内，对中国社会搞得透彻一点的、懂得多一点的，要算贺龙，他对三教九流那一套都懂。另一个是陈赓。"
这话不是随口说的。刘伯承是四川人，打仗严谨，说话不爱夸。他这么评价两个人，背后是有具体场景的——就是那个把所有人都难住的敌后任务。
什么叫"三教九流都懂"？放在那个年代，不是骂人的话，是真本事。
上至地方军阀、国民党官员，下至青帮头目、土匪寨主，旁边还有走街串巷的贩夫走卒、手握乡土权力的保长甲长。这是一张极其复杂的网。不懂里头的规矩，别说开展工作，连脚都站不稳。
1937年8月，八路军正式编成。刘伯承任129师师长，陈赓任386旅旅长，两人成了直属上下级。刘伯承近距离观察陈赓将近十年，说出这句评价，不是客套，是判断。
那么贺龙和陈赓，各自是怎么练出这套本事的？
贺龙这个人，是从苦水里泡出来的。
1896年3月，他出生于湖南桑植，家境贫寒，没读多少书，十几岁就跟大人跑马帮——赶着骡子，穿行于湘西的崇山峻岭之间，靠运盐吃饭。
跑马帮不是旅游。沿途有土匪设卡，有税警刁难，有各地保长收钱。少年贺龙就在这条山路上，学会了一件事：跟什么人说什么话，见什么场面使什么手段。
土匪那里，你要懂黑话和规矩；税警那里，你要懂得周旋和忍让；地方上的头面人物，你要懂人情世故。这套东西，书上学不来，是一脚一脚走出来的。
1914年前后，贺龙在湘西一带因为好打抱不平、武艺高强，渐渐闯出了名声。他加入了哥老会，凭借威望成了头目。哥老会在当时的长江流域势力极广，是联系底层社会的重要纽带。贺龙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在他看来，只要能为穷人谋出路，什么身份都能用。
孙中山派来的联络员陈图南，正是看上了贺龙在湘西的这张人脉网，主动登门，邀他加入中华革命党。贺龙带着一帮"兄弟"，就这样走上了民主革命的路。
1927年，是个关键年份。"四一二"政变爆发，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贺龙没有动摇。同年8月1日，他参与领导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总指挥。在起义部队南下途中，经周逸群、谭平山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个马帮少年，走到了这一步。
后来的长征，是另一场硬仗。1935年11月，贺龙与任弼时率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追堵截，转战湘鄂川黔滇康青甘数省。1936年7月，奉中共中央指示，红二、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
这一路打过来，靠的不只是枪，还有那套从马帮岁月里磨出来的本事——知道怎么跟各路人打交道，知道怎么把一盘散沙拢成一股力量。
如果说贺龙是在山野江湖里练出的嗅觉，陈赓则是在现代都市的灯红酒绿中磨出了另一套本事。
陈赓，1903年生于湖南湘乡，出身将门，祖父是湘军将领。但他走的路，和祖辈完全不同。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留校任职。他还专门赴苏联系统学过情报业务，化装、跟踪、侦察，样样都练过。
这个底子，让他在1927年之后的处境里，派上了大用场。
"四一二"政变后，陈赓奉周恩来指示，脱下军装，潜入上海，化名"王庸"，担任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上海是十里洋场，是特务、巡捕、青帮、地痞各色人等的聚集地，也是当时中国最危险的城市之一。
陈赓在这里，活得如鱼得水。
他性格开朗，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国民党特务、租界巡捕、青帮小头目，都知道有个神通广大的"王先生"。巡捕见了他喊"王老板"，黑道上的人见了他称兄道弟，街边的小混混见了他也点头哈腰。没有人想到，这个整天笑眯眯、到处交朋友的"王先生"，就是中共特科的核心人物。
1929年11月，特科接到情报，叛徒白鑫出卖了彭湃等人。陈赓亲自指挥中央特科红队，将白鑫击毙。这一刀，干净利落。
在上海的那几年，陈赓摸透了这座城市的运作规则——谁说了算，谁只是装饰，谁能出卖人，谁关键时候靠得住。这套判断力，后来在战场上救了无数人的命。
1931年，因顾顺章变节，陈赓奉命撤离上海。但上海给了他一样别处给不了的东西：对人性和社会规则最深处的理解。
1932年，陈赓赴上海治伤，次年被捕。蒋介石念及陈赓当年曾在东征中救过自己的命，没有下令枪毙。
后经宋庆龄等人多方斡旋，陈赓终获释放，随即被调往中央苏区任彭杨步兵学校校长。
被捕、获救、归队——这段经历本身，就像一部谍战小说。
1938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徐州会战正打得激烈，蒋介石希望八路军能在敌后配合行动，试探性地问彭德怀：能不能趁着青纱帐起来的时候，派部队去袭击平汉铁路线？
彭德怀当即回答："不用等青纱帐，现在就派！"
话是撂下了，但问题来了：派谁？
平汉铁路西侧，也就是河北、河南交界一带，是一个让普通部队头疼的地方。日军驻扎，国民党友军盘踞，伪军散落各处，还有多如牛毛的红枪会、会道门、土匪武装——白天扛着抗日旗，晚上打家劫舍。各路势力犬牙交错，进去容易，站稳脚跟难。
刘伯承和彭德怀想来想去，最后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陈赓。
1938年4月，陈赓率386旅一部进入这片乱局。他没有急着打仗，而是先摸底细。跟当地开明士绅联络，争取支持；通过关系打入伪军内部，策反；对土匪武装，则分化瓦解，只打死心塌地的汉奸。
这套打法，完全是他在上海滩练出来的那一套——搞清楚谁是谁，再决定怎么出手。
不到一个月，十多股祸害百姓的土匪、会道门武装被收拾干净。游击区建立起来了，陈赓在敌占区站稳了脚跟。
日军对这支神出鬼没的部队恨得咬牙切齿，在装甲车上刷标语："专打三八六旅"。但陈赓消息灵通，和地方百姓关系极好，日军大部队一有动向，他早就得到消息，撤得无影无踪。
同年10月，陈赓率部在长乐村设伏，据《陈赓日记》记载，此战"激烈程度实为抗战以来所罕见"，共毙伤俘日军两千余人。
贺龙那边，同样没闲着。1937年9月，他率120师东渡黄河，挺进晋西北，打出雁门伏击战，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面对那片同样复杂的地方——土匪、地主武装、国民党杂牌军犬牙交错——贺龙用的还是那套老办法：以义气立威，以实力收心，先把人心拢住，再谈打鬼子。
1955年9月，北京。授衔典礼上，贺龙被授予元帅军衔，陈赓被授予大将军衔，两人各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这是国家给的定论。
但更深的东西，藏在刘伯承那句评价里："懂得三教九流那一套。"
这不是夸人会耍手段，而是说，他们真正懂得脚下的这片土地，懂得这片土地上形形色色的人。贺龙从湘西的山路上走出来，陈赓从上海滩的灯影里闯出来，走的路不同，但他们看透了同一件事：人心是最复杂的战场，也是最根本的战场。
打仗，从来不只是打枪。
搞清楚人，才能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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