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的深秋，西安城的空气里透着寒意。刚满8个月的宋振中还在母亲徐林侠的怀里嗷嗷待哺，就被一群凶神恶煞的特务强行抱走。
在此之前，他的父亲宋绮云已经遭了毒手。这位《西北文化日报》的社长，因为起草过“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积极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思想，被国民党特务用一封假电报诱骗回家后秘密逮捕。
徐林侠本是个刚毅的女性，她是坚定的共产党员，跟着丈夫一起筹备妇女救国会，忙着抗日救亡运动。
丈夫失踪后，她每天步行好几十多里路四处打听消息，眼睛都熬红了。当特务以宋绮云的名义发来“速送衣物”的电报时，她明知可能是陷阱，却还是抱着襁褓中的儿子，揣着几件换洗衣物，毅然走向了那个约定的地点。
她想，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能见到丈夫，她也不能放弃。可一见面，等待她的不是丈夫的笑脸，而是冰冷的手铐。一家三口就这样被特务押上了前往重庆的囚车，一路辗转，最终被扔进了白公馆监狱。
那一年，宋振中还没学会翻身，就成了中国历史上年龄最小的“政治犯”。
白公馆的女牢非常狭小，阴暗潮湿得像个地窖，终年见不到一丝阳光。
墙壁上常年渗着水珠，墙角堆着发霉的稻草，离牢门不远的地方放着一个便溺桶，夏天臭气熏得人喘不过气，冬天结冰后又滑又冷。
徐林侠没有奶水，监狱里每天供应的只有用霉米糠和烂白菜帮子煮成的臭水汤，她只能把自己省下来的稀粥兑点水，一点点喂给孩子。
狱友们看着这个可怜的孩子，都心疼不已。有阿姨把自己仅有的一点杂粮磨成粉，偷偷塞给徐林侠；还有人把破棉衣撕成碎片，拼成一个简陋的“小床垫”，让孩子能睡得舒服些。
可就算是这样，长期的营养不良还是让宋振中长得格外瘦小：细胳膊细腿皮包骨头，小小的身躯却顶着个大大的脑袋，活像菜市场里堆着待卖的小萝卜。久而久之，“小萝卜头”这个称呼就传开了，成了狱友们对他最亲切的昵称。
小萝卜头长到5岁的时候，还不知道糖是什么味道。有一次，一个女特务见他盯着桌上的糖果直看，就拿起一块递过来，哄他说：“叫一声阿姨，这糖就给你吃。”
那是小萝卜头第一次见到裹着彩色糖纸的东西，眼睛亮得像星星，可他想起妈妈说过“特务的东西不能要”，还是摇了摇头，转身跑回了牢房。
晚上，他拉着妈妈的衣角，小声地问：“妈妈，糖是什么味道呀？是不是很甜？”
徐林侠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她悄悄从棉衣里撕了点棉花，在火上烧成灰，兑了点水，然后用手指蘸了一点，轻轻抹在儿子的嘴唇上：“娃，这就是糖的味道，等咱们出去了，妈妈给你买好多好多真正的糖。”
小萝卜头舔了舔嘴唇，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他不知道，这所谓的“糖味”，其实只是草木灰的苦涩。
在牢房里，小萝卜头学会的第一堂课就是分辨善恶。
他见过特务打骂狱友的凶狠模样，也感受过叔叔阿姨们无微不至的关爱。有一次，徐林侠被特务带去“过堂”，回来时浑身是伤，连站都站不稳。
同牢房的张露萍阿姨主动承担起照顾他的责任，给她喂饭、讲故事，把仅有的一点干净水省给他喝。小萝卜头趴在张露萍的怀里，甜甜地叫了一声“妈妈”，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他拥有了两位妈妈。
1946年，小萝卜头已经6岁了，却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利索，更别说认识字了。宋绮云看着儿子沉默寡言的样子，心里又急又疼。他找到狱方，要求让孩子学点知识，却被特务一口回绝：“一个小囚犯，还想读书？简直是痴心妄想！”
特务的蛮横激起了所有狱友的愤怒。宋绮云联合牢房里的难友们，发起了一场绝食抗议。他们只有一个要求：让孩子在监狱里接受教育。绝食第3天，狱方怕事情闹大不好收场，终于松了口。
就这样，白公馆里诞生了一所特殊的“小学校”，没有课桌，没有黑板，牢房的水泥地就是“课桌”，墙壁就是“黑板”，难友们就是老师。
党的地下工作者罗世文学识渊博，主动承担了教语文的任务；曾经的四川著名企业家车耀先算术又快又准，就负责教小萝卜头数数、算账；东北军将领黄显声懂俄语、会武术，每天教他说几句俄语，再教他打几套简单的拳术，希望他能有个好身体。
没有笔和纸，大家就一起想办法。徐林侠从棉衣里撕出棉花，烧成灰兑水做成“墨汁”；宋绮云在院子里捡了根树枝，在石头上磨尖了当“笔”；难友们把省下来的草纸一张张拼起来，订成简陋的“练习本”。
每天放风的时候，小萝卜头就蹲在地上，用树枝蘸着“墨汁”写字，一笔一划都格外认真。有时候手冻得通红，他搓搓手继续写；有时候“墨汁”用完了，他就用清水在地上比划。
就算条件如此艰苦，小萝卜头还是非常好学，晚上不能写字了，他就小声背诗。难友们听着他稚嫩的声音，都忍不住红了眼眶。
可就算是这样的日子，他们也没过多久。很快，罗世文就被特务残忍杀害了。
临被押走前，他摸着小萝卜头的头说：“孩子，真理的嘴沉默了，但真理还在。你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把真理告诉更多人。”
小萝卜头趴在牢门上，看着罗叔叔远去的背影，哭得撕心裂肺。他把罗叔叔的话牢牢记在心里，学习更加刻苦了。
在难友们的再次抗争下，特务又安排黄显声将军担任小萝卜头的老师。第一次见到黄显声，小萝卜头就被他手里的东西吸引住了：那是一截真正的铅笔。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光滑的“笔”，忍不住走上前去，给黄显声鞠了个躬，礼貌地问：“叔叔，这是什么呀？”
黄显声看着这个已经有7岁，看起来却只有4、5岁那么高的孩子，心里满是怜悯。他蹲下来，举起铅笔说：“这叫铅笔，我教你一段俄文，你要是学会了，我就把它奖励给你。”小萝卜头高兴得跳了起来，从那以后，他每天都准时去黄显声的牢房上课，学得格外认真。
那段俄文他背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滚瓜烂熟。当黄显声把铅笔递到他手里时，他紧紧攥着，舍不得松开，连睡觉都放在枕头边。
到1948年元旦，小萝卜头已经能背诵好几首古诗了，还能熟练地进行简单的算术运算。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走出监狱，走进真正的教室，有一张属于自己的课桌，有一盒崭新的铅笔。
有一次，黄显声问他长大了想做什么，小萝卜头仰着小脑袋，眼睛亮晶晶地说：“我想当老师，教更多小朋友读书写字，让他们都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上课。”
在特务眼里，小萝卜头只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没什么威胁，所以偶尔会允许他在牢房之间走动，比如帮看守传个话，或者给隔壁牢房的难友送点东西。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这个看似天真无邪的孩子，早就成了狱中党组织最可靠的“秘密交通员”。自从跟着黄显声学习，小萝卜头就有了更多“自由活动”的机会。
狱中的秘密党支部发现，特务对孩子的警惕性最低，于是决定让他承担传递情报的任务。小萝卜头虽然年纪小，却很聪明。他知道，自己手里传递的不是普通的纸条，而是大家的希望。
每天早上，黄显声都会把报纸上解放军胜利的消息剪下来，抄在香烟盒的内页上，折成小小的方块，小心翼翼地塞到小萝卜头的衣角里，或者缝在他的袖口夹层里。小萝卜头就揣着这些“香烟盒报”，假装去给其他牢房的难友“送玩具”，趁特务不注意，就把情报悄悄递过去。
最危险的一次，是传递白公馆的地形图。当时狱友韩子栋假装疯癫，偷偷摸清了监狱的岗哨位置、围墙高度和地形结构，画了一张详细的地形图，想交给组织，为越狱做准备。可怎么把图送出去呢？大家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让小萝卜头去最合适。
黄显声把地形图叠成指甲盖大小，缝在小萝卜头的内袖暗袋里，反复叮嘱他：“娃，一定要小心，不能让任何人发现，这关系到大家的性命。”
小萝卜头重重地点点头，把老师的话记在心里。他假装去院子里“玩石子”，趁特务转身抽烟的功夫，悄悄把图交给了负责接应的难友。整个过程，他脸上看不出一点紧张，就像真的在玩游戏一样。后来韩子栋能够成功越狱，这张地形图起到了关键作用。
除了传递情报，小萝卜头还帮着狱友们传递信件和消息。
宋绮云曾经为狱友梅含章写了一篇《送含章同学赴金陵序》，鼓励他出狱后跟着共产党走革命道路。这篇文章就是通过小萝卜头传递出去的。后来，梅含章果然履行了誓言，协助策动了江阴要塞炮兵起义，为解放军顺利渡江立下了功劳。
小萝卜头还特别懂事。1947年，难友胡春浦被抓进白公馆，因为患有严重的胃病，根本吃不下监狱里的糟糠饭，躺在地铺上好几天都动弹不得。
当时只有7岁的小萝卜头从门缝里看到后，立刻告诉了妈妈。徐林侠把自己做苦工挣下的一点点挂面煮成一碗热汤面，让小萝卜头送过去。
胡春浦后来回忆说：“在我经受酷刑之后，最痛苦、最困难的时候，是‘小萝卜头’给我送来了一碗面条，这碗面条暖了我的身，也暖了我的心，让我知道在狱中有党组织、有同志在关心我，给我增加了斗争的信心！”
1949年8月，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已经摇摇欲坠。蒋介石眼看大势已去，下达了“清理”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政治犯的密令。那段时间，监狱里的枪声不断，每天都有难友被特务拉出去杀害，尸体被就地掩埋，上面还浇上水泥，试图掩盖他们的罪行。
小萝卜头虽然小，却也明白发生了什么。他听着牢房外越来越近的脚步声，看着地上还没干透的血迹，却没有丝毫害怕。他拉着妈妈的手，小声说：“妈妈，黄老师说新中国快到了，到时候我们就能出去了，我就能去真正的学校读书了。”
徐林侠抱着儿子，眼泪止不住地流，她多希望这一天能早点到来，可她也知道这希望有多渺茫。9月6日，白公馆的牢房里一片寂静，只有偶尔传来的咳嗽声和特务的脚步声。
突然，小萝卜头所在的牢门被打开了。特务喊着宋绮云、徐林侠和宋振中的名字，说要“提审”。徐林侠心里一沉，她知道，这一去恐怕就再也回不来了。
她把儿子紧紧抱在怀里，一遍遍地抚摸着他的头：“娃，别怕，妈妈陪着你。”小萝卜头没哭，他帮妈妈擦了擦眼泪，懂事地说：“妈妈，我不怕，我还记得《悯农》，我背给你听……”
他们被特务带到了白公馆二层的“戴公祠”，这里早已埋伏好了杀手。行刑前，一个特务拔出刀，朝着旁边的难友杨拯贵刺去。小萝卜头想都没想，扑到杨拯贵身上，试图挡住那把锋利的刀。可他太过年幼，瘦弱的身躯根本挡不住特务的屠刀。
牺牲的这天，小萝卜头刚满8岁。距离新中国成立，只剩下24天。
重庆解放后，人们开始寻找遇难烈士的遗骸。经过多方查证，大家才知道小萝卜头一家的下落。当工作人员撬开那层坚硬的水泥，挖开潮湿的泥土时，孩子的遗体已经开始腐烂，但他的双手依旧紧紧攥着拳头。
当大家小心翼翼地把他的手指掰开时，发现他手里攥着的，正是那截黄显声老师送给他的铅笔。
在场的所有人都忍不住哭了，有的泣不成声，有的泪流满面。谁也没想到，这个只有8岁的孩子，到死都没有松开这截铅笔。
这不仅仅是一截铅笔，更是一个孩子最纯粹的信仰。如今再提起这段历史，我们还是不免为这个小烈士感动，他永远值得后世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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