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 年 1 月 24 日,90 岁的温斯顿・丘吉尔双眼紧闭,面容平静,右手垂在床边,指间仍夹着一支燃了一半的古巴雪茄。烟灰缸就在手边,却没有落下的烟灰,就这样,他走了。
在失去意识前,他还握着这支陪伴了他 70 年的雪茄。可以说,这支雪茄,是丘吉尔一生的印记。
从 21 岁在古巴随军采访时第一次点燃雪茄,到 90岁离世,他一生抽过的雪茄数量超过 25 万支。按每日消耗量计算,平均每天至少要抽 8 支。而威士忌,是他每日的 “早餐伴侣”,清晨起床后先喝一杯加苏打水的威士忌,再处理公务,从 21 岁起,这个习惯从未间断。
世人皆知丘吉尔的 “嗜烟好酒”,却少有人知,他的身体早已在常年的高压与不良习惯中亮起红灯。1953 年 6 月 23 日,这个被后来的传记作家称为 “命运转折点” 的夜晚,将这位 78 岁的英国首相,直接推向了死神的面前。
当晚,唐宁街 10 号的宴会厅灯火通明。丘吉尔以首相身份,宴请前来访问的意大利总理阿尔契德・加斯贝利。晚宴的菜单是丘吉尔亲自敲定的:烤牛肉配约克郡布丁,佐以 1908 年的波尔多名庄红酒。
席间,丘吉尔依旧谈笑风生。他用左手持餐叉,右手夹着雪茄,与加斯贝利聊起二战时的地中海战场,聊起墨索里尼的倒台,语气从容,丝毫不见疲态。加斯贝利后来回忆,当时的丘吉尔 “像一头雄狮,眼神依旧锐利”。
宴罢已是深夜 11 点。加斯贝利离开后,丘吉尔拒绝了侍从的搀扶,独自走向二楼的书房。他想再处理几份内阁文件,明天还要主持内阁会议,讨论英联邦的经济合作问题。
走到书房门口时,意外发生了。
丘吉尔的左脚突然发软,整个人向左侧倾斜。他下意识地伸手去扶门框,却只抓到了冰冷的木质雕花,左手的文件散落一地。紧接着,他感到左侧肢体传来一阵麻木,像是被千万根针同时扎着,言语也开始含糊 —— 他想叫侍从,嘴里却只能发出断断续续的音节。
值班的警卫员听到声响,立刻冲了上来。此时的丘吉尔已经瘫坐在地上,左眼半睁,嘴角向左侧歪斜,右手还紧紧攥着半支没抽完的雪茄。警卫员不敢搬动他,立刻拨通了私人医生莫兰勋爵的电话。
莫兰勋爵的家离唐宁街 10 号只有 15 分钟车程。接到电话时,他刚准备休息,听到 “首相突发疾病”,立刻抓起医疗箱,驱车赶往唐宁街。车内,他的心跳不断加速 —— 他太了解丘吉尔的身体状况了,这绝非简单的 “疲劳”。
抵达书房时,莫兰勋爵立刻展开检查。他用手电筒照丘吉尔的瞳孔,左侧瞳孔对光反应迟钝;他轻掐丘吉尔的左腿和左臂,对方毫无知觉;测量血压后,数值远超正常范围,脑血管压力已到了危险边缘。
“是重度中风。” 莫兰勋爵对赶来的内阁秘书说,语气沉重,“左半身完全瘫痪,脑血管钙化严重,动脉硬化的程度,比 90 岁的老人还要严重。”
随后的脑部检查,进一步证实了莫兰勋爵的判断。丘吉尔的大脑右侧脑血管出现血栓,堵塞了关键的神经通路。这也是导致他左侧肢体瘫痪、言语不清的直接原因。
莫兰勋爵坐在丘吉尔的床边,看着这位昔日意气风发的首相,如今躺在病床上,连完整的句子都说不出来,心里五味杂陈。他整理好医疗记录,俯身对丘吉尔说:“首相,我必须跟您说实话。您的脑血管已经不堪重负,现在的唯一办法,就是立刻戒烟戒酒,严格卧床休息。”
丘吉尔的右眼眨了眨,他听懂了。沉默了足足五分钟,他用仅能活动的右手,轻轻拍了拍莫兰勋爵的手臂,沙哑着嗓子,一字一顿地问:“就算戒了,也不能保证不中风,对吗?”
莫兰勋爵愣住了。他看着丘吉尔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恐惧,只有冷静。他点了点头,如实回答:“是的,不能保证。但戒烟戒酒,能降低再次中风的概率,延长您的生命。”
“那我为什么要戒?” 丘吉尔的声音陡然提高了一些,带着一丝他标志性的倔强,“莫兰,你跟了我这么多年,应该知道。雪茄和威士忌,不是我的爱好,是我对抗压力的武器。二战时,德军轰炸伦敦的那些夜晚,是它们陪着我熬过来的。没了它们,我就不是温斯顿・丘吉尔了。”
莫兰勋爵还想劝说,却被丘吉尔抬手制止了。“我已经 78 岁了,” 丘吉尔的语气放缓,“我活了这么久,早就想明白了。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活多久,而在于怎么活。我不想为了‘苟活’,放弃自己一辈子的坚持。”
这番对话,被莫兰勋爵完整地记录在了他的回忆录《丘吉尔的医生》中。这也是后世研究丘吉尔,最能体现其人生态度的片段之一。
丘吉尔突发中风的消息,被内阁严密封锁。当时的英国,正处于战后重建的关键时期,殖民地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英联邦的团结面临挑战。如果首相中风瘫痪的消息传出,不仅会引发国内政坛动荡,还会被敌对势力利用,影响英国的国际地位。
内阁紧急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应对方案。有人提议立刻公布消息,由副首相安东尼・艾登暂代首相职务;也有人主张隐瞒消息,等待丘吉尔病情好转。最终,内阁达成一致:对外宣称首相 “因过度疲劳,需静养数周”,由艾登暂代部分首相职权,同时悄悄筹备后事 —— 没人敢保证,丘吉尔能挺过这一关。
接下来的九天,成了丘吉尔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光。
他的病情持续恶化,无法自主进食,只能通过鼻饲管摄入营养。肺部出现轻微感染,发烧持续不退,体温最高时达到 39.5 摄氏度。莫兰勋爵和神经科专家罗素・布雷恩爵士轮流值守,用尽了当时英国最先进的医疗手段,才勉强稳住他的生命体征。
查特韦尔庄园的家人,也被紧急接到了唐宁街。丘吉尔的妻子克莱门汀,守在病床边,日夜不休。她握着丘吉尔的右手,轻声给他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读他自己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片段。
“温斯顿,你答应过我,要陪我回查特韦尔,看玫瑰花开的。” 克莱门汀的声音带着哽咽,“你不能食言。”
丘吉尔的右手,轻轻动了动,似乎在回应她。
第九天夜里,伦敦下起了大雨。莫兰勋爵守在病床前,看着丘吉尔的呼吸越来越微弱,心里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他已经通知了内阁,让他们做好公布死讯的准备。
然而,命运却在第十天清晨,露出了温柔的一面。
1953 年 6 月 30 日清晨,雨过天晴,阳光透过书房的落地窗,照在丘吉尔的脸上。莫兰勋爵按时查房,刚走到床边,就看到丘吉尔睁开了右眼。
“水……” 丘吉尔的嘴唇动了动,发出了清晰的音节。
莫兰勋爵又惊又喜,立刻倒了一杯温水,用小勺慢慢喂进他的嘴里。丘吉尔喝了三口,点了点头,示意还要。
这是他中风后,第一次清晰地表达需求。
从这天起,丘吉尔的病情开始好转。感染得到控制,体温恢复正常,他也能少量进食流食了。更让人惊喜的是,他的左手开始有了知觉,虽然还不能活动,但能感受到触碰。
克莱门汀喜极而泣,她知道,她的丈夫,又一次战胜了死神。
病情好转后,丘吉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侍从把雪茄和威士忌拿到床边。莫兰勋爵试图阻止,却被丘吉尔拒绝了。“我答应你,会适量。” 丘吉尔说,“但我不能完全放弃。”
此后,丘吉尔每天只抽两支雪茄,喝一小杯威士忌。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康复训练上。
康复训练的过程,异常艰难。丘吉尔的左腿没有力气,无法站立。他拒绝旁人的搀扶,只让莫兰勋爵站在旁边保护,自己拄着拐杖,一点点尝试起身。
第一次起身时,他刚站直,就因为左腿发软,重重地摔回床上。额头磕到了床沿,起了一个大包。侍从想上前帮忙,却被他喝止:“别过来!我自己能行。”
就这样,摔了又起,起了又摔。丘吉尔的手臂和腿部,布满了淤青,但他从未放弃。每天清晨,书房里都会传来拐杖敲击地板的声音 —— 那是他在练习走路,左脚在地毯上拖出沙沙的声响,右脚则重重落地,踏出坚定的节奏。
除了肢体康复,他还坚持练习说话。他对着镜子,一字一句地读报纸,从简单的单词,到复杂的句子。一开始,他的发音含糊不清,但他每天坚持练习两个小时,从未间断。
三个月后,丘吉尔的身体有了明显的好转。他能独立行走,虽然步伐依旧不稳;能正常说话,虽然语速比从前慢了许多。更重要的是,他的思维依旧清晰,对政务的判断,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而此时,一个重要的考验,正摆在他的面前。
1953 年 10 月,保守党年会将在肯特郡的马盖特举行。按照惯例,首相需要在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这次演讲,意义非凡 —— 党内对丘吉尔的健康状况早有质疑,不少年轻议员认为,他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应该主动退位,让更年轻的人接手。
如果丘吉尔能在年会上完成一场精彩的演讲,就能平息党内的质疑,保住自己的首相之位;如果他表现不佳,甚至无法完成演讲,那么他将不得不面对退位的结局。
内阁秘书找到丘吉尔,劝他:“首相,您的身体刚好转,不如由艾登副首相代为演讲。”
丘吉尔摇了摇头,语气坚定:“不行。这是我的责任,我必须自己去。”
他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无法支撑一场 50 分钟的高强度演讲。于是,他找到了莫兰勋爵,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
“莫兰,我需要一种药。” 丘吉尔坐在书房的沙发上,手里夹着雪茄,“一种能让我保持清醒,撑够 50 分钟的药。”
莫兰勋爵立刻明白了他的意图。他皱着眉,说:“首相,苯丙胺是中枢神经兴奋剂,能提神,但副作用很大。以您的身体状况,使用这种药,风险极高。”
“我知道风险。” 丘吉尔看着莫兰勋爵,“但我没有选择。这场演讲,不仅关乎我的首相之位,更关乎保守党团结,关乎英国的稳定。我必须赢。”
沉默了许久,莫兰勋爵点了点头。“我会给您开药,但剂量会严格控制。” 他说,“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此后,每次重要演讲前,丘吉尔都会服用这种药物。这个秘密,直到莫兰勋爵的回忆录出版后,才被世人知晓。
1953 年 10 月 10 日,马盖特的保守党年会现场,座无虚席。来自英国各地的保守党议员、党员,挤满了会场。记者们的相机,对准了讲台,所有人都在等待,这位 78 岁的首相,会带来怎样的表现。
下午 3 点,丘吉尔在艾登的陪同下,缓步走进会场。
全场立刻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但也有人注意到,丘吉尔的步伐有些不稳,他的左手,微微贴着身体,似乎在借力。
丘吉尔走到讲台前,转身面向众人。他没有立刻开始演讲,而是先拿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
然后,他抬起头,看着台下的众人,语气平静地说:“我不常这样做,我的意思是,演讲的时候喝水。”
一句话,让全场爆发出善意的笑声和掌声。紧张的气氛,瞬间被化解。
掌声渐歇,丘吉尔开始了演讲。他的主题,是 “英国的未来与英联邦的团结”。他从二战的胜利讲起,讲到战后英国的重建,讲到英联邦的重要性,思路清晰,逻辑严密。
他提到了殖民地的独立运动,“我们不能阻止历史的进程,但我们可以选择,以怎样的方式,与我们的前殖民地相处。” 他的语气坚定,“英联邦,不是枷锁,是纽带。”
他提到了英国的经济,“战后重建的道路,注定艰难,但我们有坚韧的人民,有强大的工业基础,我们一定能走出困境。”
演讲进行到 30 分钟时,有人注意到,丘吉尔的语速开始变慢,额头上渗出了汗珠。但他没有停下,依旧按照预定的节奏,讲述着自己的观点。
莫兰勋爵坐在台下,心里捏着一把汗。他盯着丘吉尔的脸色,随时准备上台接应。
50 分钟后,丘吉尔的演讲,圆满结束。
“我们将继续前行,为了英国,为了英联邦,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 丘吉尔举起右手,比出了他标志性的 V 字手势。
全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记者们的相机,疯狂地拍摄着这一幕 —— 这位 78 岁的老人,四个月前还躺在病床上,与死神擦肩,如今却站在讲台上,完成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演讲。
没有人能看出,他的背后,是药物的支撑,是钢铁般的意志。
演讲结束后,丘吉尔回到后台。他靠在沙发上,脸色苍白,浑身无力。莫兰勋爵立刻上前,给他测量血压。
“你做得太多了。” 丘吉尔看着莫兰勋爵,露出了笑容,“现在,去休一周假。我已经找回力气了。”
这次演讲,彻底平息了党内的质疑。丘吉尔,成功保住了自己的首相之位。
但所有人都清楚,他的身体,早已不堪重负。
1954 年春天,丘吉尔的脑血管问题再次复发。这次是轻微中风,虽然没有瘫痪,但他的视力开始下降,记忆力也出现了衰退的迹象。
莫兰勋爵建议他立刻退位,安心休养。丘吉尔没有答应,“再等一年,等我完成女王的加冕庆典。”
1953 年 6 月,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举行加冕典礼,丘吉尔作为首相,全程参与了筹备工作。他坚持要在庆典上发表讲话,最终,他坐着轮椅,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1955 年 4 月 5 日,82 岁的丘吉尔,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五次中风。这次中风,比 1953 年的那次,更为严重。他不仅左半身瘫痪,还伴随癫痫发作,意识一度模糊。
醒来后,丘吉尔看着守在床边的克莱门汀,轻轻说:“我该离开了。”
1955 年 4 月 6 日,丘吉尔正式向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递交辞呈,结束了自己长达 11 年的首相生涯,也结束了自己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涯。
退休后的丘吉尔,回到了查特韦尔庄园。这里是他的家,是他逃避政坛喧嚣的港湾。
庄园里的玫瑰园,是克莱门汀的心血;画室里,摆放着他的画笔和颜料;书房里,堆满了书籍和手稿。丘吉尔的退休生活,平静而充实。
他依旧保持着抽雪茄、喝威士忌的习惯。每天清晨,他会坐在花园的藤椅上,喝着威士忌,抽着雪茄,看着庄园里的花草树木。午后,他会走进画室,画一幅风景油画;晚上,他会在书房里,修改自己的回忆录。
1964 年,90 岁的丘吉尔,还亲自给古巴的雪茄商写信,订购了一批他最喜欢的雪茄。信中,他写道:“这些雪茄,是我余生的陪伴。”
医学上,丘吉尔的长寿,始终是一个谜题。一个长期抽雪茄、喝烈酒,数次中风的人,为何能活到 90 岁?
莫兰勋爵在回忆录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首先,是年轻时打下的扎实身体基础。丘吉尔年轻时,接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他曾在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随军前往古巴、印度、南非等地。他常年骑马、击剑、打猎,身体素质远超常人。这为他晚年的抗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是他乐观坚韧的心态。丘吉尔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他曾多次竞选议员失败,曾被排挤出内阁,曾在二战初期受到质疑。但他从未气馁,总能在挫折中重新振作。“成功,就是从失败到失败,依然不改热情。” 这句名言,正是他人生的写照。
再者,是他广泛的兴趣爱好。写作和绘画,是他排解压力的重要方式。他一生出版了数十部著作,涵盖历史、传记、小说等多个领域。1953 年,他凭借《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历史上为数不多的 “政治家兼诺奖得主”。而绘画,让他在政坛的喧嚣之外,找到了一片宁静的天地。他的画作,虽然没有专业画家的技巧,却充满了真情实感。
最后,是顶级的医疗团队保驾护航。从年轻时起,丘吉尔就有专门的私人医生。莫兰勋爵和罗素・布雷恩爵士,都是英国顶尖的医学专家。他们为丘吉尔制定了个性化的医疗方案,从日常体检到突发疾病的救治,全程跟踪,全力维持他的生命。
1965 年 1 月 15 日,丘吉尔在查特韦尔庄园,突发最后一次中风。这次中风,直接损伤了他的脑干,导致他陷入深度昏迷。
莫兰勋爵和医疗团队,全力救治了九天。但这一次,死神没有再给这位传奇领袖机会。
1965 年 1 月 24 日清晨,丘吉尔停止了呼吸。手夹雪茄的样子,成了他留给世界的最后印记。
丘吉尔离世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世界。
英国政府,立刻宣布进入国丧期。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下令,将丘吉尔的遗体,供民众在威斯敏斯特宫吊唁三天。这是英国自 1914 年以来,首次为非王室成员,举行如此高规格的吊唁仪式。
吊唁的三天里,伦敦的街头,排起了长龙。来自英国各地的民众,冒着严寒,前往威斯敏斯特宫,送别这位 “英国的救星”。有人带着鲜花,有人带着丘吉尔的著作,有人只是默默站立,流下眼泪。
1965 年 1 月 30 日,丘吉尔的葬礼,在圣保罗大教堂举行。超过 100 个国家的政要,出席了葬礼。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派出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作为代表。他还下令,全美为丘吉尔降半旗。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为外国领导人降半旗。
葬礼结束后,丘吉尔的遗体,被送往他的家族墓地 —— 牛津郡的布莱尼姆宫附近。他被安葬在妻子克莱门汀的身边,墓碑上,只刻着 “温斯顿・丘吉尔,1874-1965” 几个字。
2002 年,BBC 发起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人” 投票。经过数百万民众的投票,丘吉尔以绝对优势,当选为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人”。他手夹雪茄、比出 V 字手势的形象,深入人心,成为英国精神的象征。
丘吉尔的一生,充满了争议。有人批评他的对外政策,有人质疑他的执政理念。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二战最艰难的时刻,带领英国人民,顶住了纳粹德国的压力,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 “坚韧不拔”,什么是 “家国情怀”。
而他对生命的选择,更值得后人深思。
他清楚,抽雪茄、喝威士忌,会损害自己的健康;他清楚,数次中风后,戒烟戒酒,能延长自己的生命。但他选择了坚守自己的生活方式,选择了 “清醒地活着”。
对丘吉尔而言,生命的质量,远胜于长度。他不愿为了 “苟活”,放弃自己的人格与坚持。他以自己的方式,活成了传奇。
如今,查特韦尔庄园的书房里,依旧摆放着丘吉尔的雪茄盒和威士忌杯。阳光透过落地窗,照在这些物品上,仿佛这位传奇领袖,从未离开。
他的雪茄,虽已熄灭;但他的精神,永远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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