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作家返乡记｜裹挟、孤独及重塑：归来吧，我们的故和乡|三儿|四娘|女儿|安琪儿|桐城市|王千马|返乡记

新春特辑

以梦为马

【这份带着家乡味的年夜饭，也许是每个归乡者最大的期盼/王千马摄】

吾球商业地理：

从桐城几位老人的身上，看桐城几代人的命运。被时代浪潮裹挟，又被产业重塑。当“包装之乡”托起家门口的生计，当院士故里有了留住人的温度，那些曾经不得不散的宴席，终于有了团圆的可能。愿每一扇贴着蓝对联的门后，炊烟都能续上；愿每一个老去的母亲，都能把日子过成夕照下的晚霞。

采写+主编/王千马

图片/王千马+网络

编制/大腰精+牛儿响叮当+咿呀丫

Vol.1

从大姨家离开时，大姨也摸出门来，一个劲叮嘱：要来耶，要来耶！我赶紧走，怕晚一步，她都要哭出来。

每年春节，我都要去双港白果的大姨家。家婆只生了两个女儿，只有大姨嫁得近，在同一个五合村（现在的青城村）。小女儿也就是我妈，嫁得有些远，在另一个镇，以前叫香铺现在叫金神。所以，大年初二回外婆家，一道就把大姨家给走了。今年有些特殊，所以到初五才过去。

比起人生的大变化，这点时间的调整，算不得么事。家婆去世小十年了，而大姨父也走了三四年。也算是物是人非。我看过他们的公墓，在双港往练潭的一处山上，两者隔得不远，想想这也是好心的安排，家婆即使在地下也不孤单。

印象中的家婆，就是有着一双“解放脚”的孤寡老人，住在汪店靠近今天龙桥的一个破矮小屋子里。家公据说是个老师，写得一手好字，但去世得早，在我妈五岁时就离开了。大姨比我妈则大五岁。大概是怕再嫁，没办法带上两个女儿，最后家婆就守了一辈子的寡，硬是靠着自己一个人，将两个女儿拉扯大。也大概为了有个照顾，所以在大女儿的婚姻上，选择了就近。

这却是歪打正着。大姨父有个外号，叫“大好人”。他这个外号的来源，跟他的医术有关。多年后我才知道，当年的他跟名字“诗高”一样，是天城中学的学生，只是家里没钱再读书，最后不知道怎么就成了一位赤脚医生。那个时候，农村医疗条件差，有些头疼脑热，就靠着这些赤脚医生背着药箱走东串西。家婆中间也生过几次病，靠着大姨父输液，给治好的。

【那些年的赤脚医生/来自网络】

小时，我家里没老人，暑假一忙，爸妈就把我丢给家婆。但我呆着呆着就溜到了姨妈家。姨妈家有哥哥姐姐，更有盐豆干吃。记得大姨父经常不在家，即使回来，也从来不会因为我偷吃了盐豆干而责怪我。所以，我也觉得大姨父是个“大好人”。

但是这个大好人也有很失败的时候，比如对子女的教育。他曾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在几岁，大概游泳的时候淹死了，所以对现在的儿子比较宠。但儿子大了，却常常怪老子，小时也不怎么教育他，就晓得说“要好好念书”，但就是不告诉他念书到底为什么，所以念着念着，他就没有了方向。日后只能打工。我第一次知道武汉这个城市，正是从这个老表身上知道的。但是在武汉多少年，也没见到他带回多少钱，倒是不停地向姨夫索要。

不管如何，在我上大学之前，姨夫家的生活水平算是好的。也是较早修上楼房的。毕竟一个村里没有几个赤脚医生。后来他的女儿也开始学医，但也属于一家人，不算行业竞争。听讲他去世时，在某个箱子底下还找出压了多少年的钱。看着那些老票子，不免觉得，把钱都存贬值了。

那时候的大姨，日子过得也比较惬意。家里总是不缺找上门看病的人，所以还是比较热闹。比起我妈，大姨的性格不像一个娘养的。妈属羊，却风风火火，姨妈属虎，却温温吞吞。来人时，甚至把自己正在喝的茶递过去。但姨夫从来没有说过她一句。跟着姨夫，大姨也是享受了很长一段被人尊重的日子。

然而，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是老家巨变的时期，很多人出门到北京以及周边的江浙沪打工，一拖二，二拖三，然后看着周边楼房不断拔起，而大姨父的“事业”则出现了问题，那就是在老家的人越来越少了，平常就剩些老头老太。加上村里又开起了卫生室，这下一来，姨夫就没那么忙，而家里也就没那么热闹了。

【春节期间，村里到处都是挂着外地车牌的车/王千马摄】

我不知道姨夫后来得食道癌跟自己的心情有没有关系。但不管如何，医生有时也解决不了自身的问题。从知道他发现问题，到去世，也没有多长时间，但他的去世，像是把家里仅剩不多的那点热气给抽走了。

尽管儿女双全，但是这么多年来，儿子的怨气，让他对周遭的一切都心怀意见。加上自己也做了爷爷，眼光开始向下看而不是向上看。所以从大姨父那里要的钱，都砸在自己的后辈身上，帮助儿子在城关买房，娶儿媳……以前过年时还在家陪父母，现在却已经不见人影。女儿也同样是做奶奶的人了，媳妇准备要二胎，听说我们要去看大姨，还是从城关赶回，给我们做饭。

【简单几个人，却也是人气最高的时刻了/王千马摄】

这似乎是这一家近段时期最热闹的时刻。连附近住的四娘，也抱着水杯过来谈白。但吃饭时，四娘却不愿意留下来。我知道，桐城人客气，哪怕再是亲戚，也不好意思随便吃人一顿饭。其实现在谁家没饭吃呢。赶回家的女儿做了一堆菜，吃不完也会浪费。说起来，大姨似乎更希望桌上能多个人。既然四娘不肯，大姨倒上半杯酒，不知道是故意还是真情流露，对着忙乎半天的女儿说，这家也是恩（你）家，不要不回来。女儿也无奈，只好感叹岁月流逝，似乎前不久还在驼书包，现在都人生半百了。

话没说完，外面东南风狂啸，吹得门哐啷哐啷，把那些叮嘱都给淹没掉了。

最后，也把大姨扶墙的身影，一并吹得歪歪斜斜。

Vol.2

四娘和大姨是妯娌。四娘的丈夫应该是大姨父的四弟。两家住在钱壕的同条圩埂上，东西隔了个几十米。

和我老家大部分都是丘陵地带不同，双港镇被柏年河的水系，划分出了无数条圩埂，房子沿着圩埂一字排开，让庄子生得像是一条长蛇。它们或者平行，或者到某个地方又交裹起来。而被长蛇所呵护的低洼处，便成了一亩又一亩的良田。

如果上游不发大水，在看天吃饭的过去，五合村总比我老家多了很多优势。

【柏年河边上的村庄/王千马摄】

当然，我们也有我们的长处，那就是门前屋后，松树累累，夜风吹过，鬼哭狼嚎，但比起圩区，不怕没有柴火。

四娘也是五合村人。我认识她，但不了解她。如果不是她跑到大姨家来闲聊，我都不知道她年已八十。但在和我母亲的交流中，她还很自豪地说，旧年她一个人还赚了八大八千块。

【到老了能坐在一起聊天，大概就是幸福了（最右的是四娘）/王千马摄】

很难想象，也就二三十年前，老人不要说活到这个岁数，就是到了这个岁数，都只能窝在家里，除非带带孙子，无所事事。但今天的老家，除了一眼都是二三层的楼房，四通八达的路网，还有挂着各省车牌的汽车，各街镇也在努力发展各种产业。

从老家到双港的“香港”公路上，你可以看到各种与果园采摘、垂钓以及小龙虾养殖等相关信息。事实上，我老家当年就靠种西瓜闻名。在初中时，我还曾和父亲一起卖过西瓜。从香铺街到棋盘岭的烈日公路上，便留下我们父子的身影。西瓜装在几个花篮里，父亲用板车拖着。而我在后面，负责推。正是日复一日的沿路叫卖，多少提升了家用。后来，家里在种瓜的同时，与他人易地，种植葡萄。这又是全新的摸索。也正是葡萄，撑起了我大学。这次春节，和同村瓜果大户包先忠老表谈起当年，不禁佩服我们桐城人敢为人先，刚刚吃饱了肚子，就敢把土地拿出来种经济作物。

如今我家所在的万新村，也在村领导的带领下，发展瓜蒌子经济。

【路边醒目的“杨公垂钓中心”/王千马摄】

而在桐城北边的山区，茶叶则成了“硬通货”。近些年来，“桐城小花”逐渐为人所知，在牯牛背水库，以及掛镇、黄甲、青草，那都是小花茶很好的生产基地。有了茶园，就需要有人摘茶。当了大半辈子家庭妇女，只能和父亲搞搞西瓜和葡萄的母亲，没想到在人生的下半场，居然当上了“产业工人”。

所以，和四娘，母亲是有共同语言的。因为四娘干的，也是摘茶。不过，四娘的岁数摆在那里，别人一见，就显得不高兴。但四娘却很大气，出了事算自己的。再说，别人也没得选，因为年轻人都出去了，愿意出去摘茶的，最低的都是60多岁起。

又聊到摘茶的价格，四娘那边是一天150，母亲这边是160。其实前两天去小姑妈家走亲戚，叫了一辆车，不知道怎么和女司机也聊到了摘茶，女司机问母亲有没有兴趣给她朋友的茶园帮忙，也顺便再喊几个人，170一天。母亲有些遗憾，因为摘茶的任务都是头一年就敲定了，现在为了多十块钱反悔，有些不厚道。也许下一年可以提前考虑。

【桐城小花，和富锌大米，是近年来桐城最为知名的农业品牌了/来自网络】

母亲也是都70岁的人了，我也不希望她还要四处奔波。摘茶相对在工地上打工要安全，但也有各自的辛苦。

以前种田，需要弯腰，插秧割稻，哪样不考验腰间盘，采茶则是对腿和手的考验，一天要站十几个小时，手还不能停。即使吃饭，也会有人送到地头——送饭的人站在田埂上喊一嗓子，大家才舍得直起腰，就着山风扒几口。

但最让人害怕的，还是蜱虫。那种黑漆麻糊的小东西，不知何时就悄无声息地钻进皮肉里，喝饱了血就变得圆滚滚的，像一颗刚长出来的痣，抠都抠不下来。母亲就遭过一次。不过过了一晚，也没见自己发烧，慢慢地就放下了心。

母亲和四娘谈起这些事，各自的语气中都带有些骄傲。老了老了，还挣上工资了。

相比较家婆，她们这一辈子也同样在奉献，但多少享受到了一点福，毕竟，到老了还能被人所需要，还能自己挣钱，而不是光给自己的子女带来麻烦，不是什么时代都能赋予的底气？！

只是，这样的日子还能有多少天呢？比起被需要，也许让他们到老了不再孤独，不再为生活而奋斗不息，更重要吧！

Vol.3

相比他们，同在双港的小姑妈显得要幸福一些。

尽管小姑父去世了十多年，而大儿子也在去年因病故去，但是子孙满堂，还是让她那矮小的身形，在整个春节，都很直挺。

小姑妈一共生了三儿两女，大女儿跟我妈岁数相仿，所以她的大儿子比我还大月份，但不好意思，还得叫我舅。

【被众后辈所围的小姑妈/王千马摄】

小姑一家人是最早“走”出去的一批人。小姑爷似乎拿过枪，抗过美援过朝，而三个儿子王建德（老大）、王建国（老二）、王德志（老小）则在改革开放后，靠着木匠的手艺，先后到东北打工。我也是第一次从王德志那里知道了“沈阳”。那也是我父亲去得最远的地方。只可惜我父亲那些年没有外财运，跟着小侄子一段时间，还是靠着小侄子自己拿钱才得以回家。

做得最好的还是小女儿王年宝。她和老公严友杰在杭州做“小生意”。我印象中记得他们在秋涛北路的安琪儿市场有自己的摊位。卖的东西也是日常用品——锅碗瓢盆、床单被罩，还有那种塑料的衣架，一捆一捆的，摞起来比人还高。那时候去杭州，他们租住在市场旁边的农民房，一家人挤在几十平米里，白天站柜台，晚上打包进货，吃饭都是轮流扒几口。我也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王年宝将小生意做成了大买卖。不仅买了房子，彻底把家安在了杭州，我还记得小姐夫严友杰的车，一开始只是昌河，后来就变成了凯迪拉克。

【记忆中的安琪儿/来自网络】

生意的火爆，甚至将王建国和王德志都拉到了杭州，跟着妹夫谋碗饭。就连王建德两口子也到了杭州。我第一次去杭州蒋村，大概是因为王建德在那里送米和别人发生了冲突，他希望我能以报社记者的身份，给他站个台。可惜我那时热衷的是足球而不是社会新闻，做的也是足球记者，最后也不了了之。

这也是他们一家人最团结的时期。同样也是安徽人在外地壮大的典型模式。一个人混得可以，一家人都来了。但问题是，一家人来了后，得尽快地开花结果，如果还把宝压在一人身上，就容易出问题。

事实也是如此。尽管开上了凯迪拉克，但王年宝的生意，却被电商冲得七零八落。尤其杭州，更是电商发展的前沿。玩了一辈子的八哥，现在却要换上老鹰，这对王年宝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冲击。她不知道该如何转型，只能感慨“生意越来越难做”，远远不是马云说的“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更让他们生意有些连根拔起的是，杭州的壮大与地皮缺失之间的矛盾，导致安琪儿市场终究没能扛过城市化的浪潮，拆迁的通知贴出来那天，老商户们站在门口抽了很久的烟。最后，他们只好搬家。

我上次见到他们，已经在更偏远的地方——仓库里依旧挤得满满当当，但再也看不出当年安琪儿的热闹。没过多久，口罩期又来了……

一家人又开始散了。老大后来又重回东北，直到身体病发。老二跟着孩子去了南京。老小则回到了老家。

这个曾经给国家培育了5000多个博士、20多位院士的小城，如今也通过城市的打造、产业的塑造，把人一步一步往回拉。马路宽了，路灯亮了，开发区里厂房林立，就连乡镇也有了工业园。素有“鱼米之乡”的双港，今天也是“包装之乡”——你随便走进一家厂子，做的都是软包装，供往全国各地的食品厂、服装厂。而我所在的金神，则是另一番光景，做机械配件、做建材的也不少，各有各的路子。所以，回来创业也好，进厂打工也罢，都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对王德志来说，回双港打工，年收入也差不多有七八上十万，足以让一个家过得很好了。更重要的是，他还能照顾年纪越来越大的母亲——早上出门前能看一眼，晚上下班回来还能喊一声妈，这比挣多少钱都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