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恋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我家在四川，春节来到河北邯郸，发现河北邯郸代际责任和婚姻缔结与四川有较大差异。以下讨论的基础是在河北走亲访友所了解到的情况。

高昂的结婚成本

从订亲到结婚，邯郸G区家庭需要付出的成本极高。从媒人开始牵线搭桥，到最后的结婚典礼，每一步都是靠钱来推动的。

按目前的行情，媒人每推荐一个对象，只要男方加上了对方微信，就需要根据每个微信号30元的标准付费。如果介绍成功，则给每一个中间人2000-3000元的红包，如果中间人比较多，就需要花费1万元。

对于男方的中年父母来说，他们没有“谈恋爱”的概念，并且现在也不敢支持孩子谈太久的恋爱，理由是谈恋爱默认男方付钱。经过相亲介绍的青年男女，如果觉得合适，在几个月内就会确定关系，迈向订婚这一步。

在G区，订婚和结婚的规模、正式程度相当，这意味着订婚的花费相当高。经过三家亲戚的介绍，加上参加了一次订婚典礼，笔者计算出在G区订婚，男方家庭需要花费15-18万元。这笔花费主要包括：宴请女方近亲、宴请宾客、给女方的见面礼、五金、买苹果手机。在订婚典礼之前，男方需要宴请女方家人，商量订婚事宜，这时男方需要送女方家人20件礼品，加上饭钱，花费在1万元左右。订婚典礼邀请的宾客，和结婚时的范围相同，一般在200-300人，一桌10人，也就是20-30桌。每桌不含烟酒，花费在500-600元。订婚时宾客不随礼。给女方的见面礼一般是2.88万元。五金和苹果手机是必须买的。由于近2年黄金价格上涨，开始出现折现风气，男方家庭仅此项费用需7万元。作为一个外来人，觉得女方要求必须买一个苹果手机这个现象十分有趣。据亲戚们介绍，这个要求是10年前开始流行的，现在已成默认规则，并且也开始了折现风气，买一个顶配苹果手机至少要1万元。

要满足结婚条件，女方普遍要求男方有2套房，一辆车。2套房指的是村里的一套房和城里的一套房，即便男方在村里修了楼房，里面的装修已经十分现代化，且G区离邯郸市区只有20分钟车程，女方仍要求男方必须在城里有一套楼房。男方父母需要支付30-40万元的首付。车的价格必须在10万元以上，一般为15-20万元。

到了结婚典礼，其规模和订婚相当，还需要有婚车。婚车必须是豪车，“最次是奥迪”，最低20辆，有的还需要请舞蹈队，花费也超过10万元。

这样算下来，男方家庭中一个儿子结婚，就需要父母拿出100万元。此外，当地本不讲究嫁妆，但近2年女方父母也需要配一辆15-20万元的婚车当作嫁妆。这样，年轻夫妻结婚后就有2辆较好的小汽车。

沉重的代际责任

结婚成本高昂的同时，其成本几乎全部由男方父母承担。这里面的问题有2个，一个是必须由男方承担，一个是必须由父母承担。

必须由男方承担，是因为传统的家庭观念和婚姻观念使本地人仍然秉持着“男娶女嫁”的秩序，即男方是娶了一个老婆，女方则是被嫁了出去，成为了别人家的人。这意味着一系列的生活秩序，如女方必须在男方家里过年，女方初二才能回娘家，女方的赡养义务主要是在男方家等。必须由男方父母承担，则深刻体现出邯郸本地背后的家庭秩序。

对于本地家庭来说，结婚是家庭传承的一环，自己的姓如果没有了后人是大事。结婚生子是依附于家庭传承而存在的。从传统观念来看，家庭是本地人意义附着的单位，每一个个体的行为是服务于家庭的。但在城镇化和现代化观念的冲击下，仍较为完整遵循这套观念的是50岁、70岁这两代老人。年轻一代的观念正在被重塑。

因此，年轻人的行为呈现出一种矛盾：在结婚仪式上，他们遵循了传统，完成了相亲、订亲、结婚这些步骤，并且接受了父母应该为之承担责任的观念，享受了父母的责任，接受了父辈积累的财富；但在生活观念上，却并不认同、也不愿意完全遵循传统观念的另一部分，即生育子女、完成家庭传承、以及尽孝。这并不是说年轻一代不再选择生子和赡养父母，而是有选择地调整某些内容，更加强调作为个体的权利和自由。在我所在的XY村，婆婆和媳妇几乎不住在一起，因为婆婆担心被媳妇讨厌，担心惹媳妇不高兴。婆婆在家里的话语权很少，媳妇在此地有着至高的地位。对于年轻一代来说，他们对父母的赡养责任也是兜底式的，家庭间的代际责任是接力式而非反哺式的。

作为一种资源而存在的女性和婚姻

由于父母和祖辈秉持家庭传承的目标，十分看重子代结婚生子这一大事，因此如果子代存在结婚难问题，就会倾全家之力解决。

在20年前，在本地还未受到城镇化与现代化的过分冲击时，结婚的成本不高，且仪式具有契约意义，更加突出仪式所内涵的契约价值而非仪式所附属的经济价值。笔者对象的父母和舅舅舅妈，在17、18岁订亲，5年后成亲。当时签订的婚书在他们看来是具有约束的，订亲说明双方已经认定彼此，订亲仪式的价值也在此。在未到法定结婚年龄前，双方保持礼貌交往，日常生活交往不多，但是到了家庭需要劳动力时，男方就会上门帮忙。这样“考察”4、5年后，双方也到了合适年龄，就迈入婚姻。而目前的订婚仪式并无契约意义，有的订亲后2个月就结婚，订婚仅仅是随大流的一种做法。

现代化的发展对本地婚姻的冲击，至少可以体现在城镇化及其内涵的生活方式、教育的性别分化上。在城镇化方面，最直观的体现是增加了结婚的成本，婚姻城镇化成为婚姻缔结的前提。子代借助结婚，将父辈的积累转移到自己身上，从而快速完成自己的城镇化目标。在教育的性别分化上，则体现为：低龄（在20岁左右）女性升学比例高于低龄男性，留在本地的低龄男性由于未升学，在18岁之后就面临结婚问题，由于女性流动到教育场所，没有结婚需求，因此本地适婚女性减少，加上本地重男轻女现象下女性比例自然降低，低龄男性的适婚对象急剧减少，女性成为一种被竞争的资源。这一境况在与婚姻城镇化合谋之下，本地的结婚成本飙升。

同时，随着城镇化发展和低龄女性受教育阶段的结束，留下来的是未婚的大龄男性和大龄女性。此时，大龄男性过去如果是因为经济条件被婚姻市场排斥，就不得不接受将过去积累的财富用于支付高昂的婚姻成本来完成婚姻缔结这一选择；大龄男性如果是因为接受教育被留下，则成为婚姻市场中较为抢手的一方，因为此时相似条件的大龄女性更多，如果双方是自由恋爱，则可能突破本地婚的高昂成本约束，尤其当女性是外地人时；大龄女性则因为接受了教育，思想更加多元，有了更多选择，而对婚姻更加谨慎，但秉持“独立自由”观念的现代化教育却很难真正让女性自由，如果仍身处本地，受到父母和自身传统观念的影响，她们仍可能接受甚至要求男方家庭承担高昂的婚姻成本。通过将男方父母的财富转移给子代，从而实现对女方的“尊重”和保障女方独立自由的权利。在这适婚对象双重错位的发展中，女性逐渐成为一种被竞争的资源，借用一位亲戚的话说，女性逐渐成为“拍卖品”，价高者得。

伴随着女性成为一种资源这一现象的发生，婚姻也成为一种资源，尤其是成为子代借助父代财产完成资源积累的一个过程。在邯郸，笔者发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对象的老姨居住在市区附近的一个城中村，地理位置很好，该村的彩礼2年前还保持8万、10万的水平——不过据老姨的儿子介绍，受到郊区的影响，这2年该村的婚姻成本也开始上涨，同时，即便已经在市区附近，开车10分钟就能到市区，但是子代相亲对象仍要求必须在城市购买楼房。

之所以要购买楼房，是为了满足子代尤其是女性城镇化的需求。之所以彩礼可以低一些，是因为想要嫁到市区的女性更多，女性也面临竞争，因此可以降低要求。相比之下，G区位于市郊，区位条件没有市区好，就必须支付更高的彩礼才能娶到媳妇。我们还观察到，如果是邯郸下属的县的女性要嫁入G区，彩礼也不如G区本地女性高，这是因为G区相比于下属县的地理位置更好，也成为下属县女性城镇化的一个目的地，G区就比下属县更具优势，因此也可以接受相对较低的彩礼。

这样，婚姻完全成为一个资源积累的过程。女方、子代的资源积累过程达成，就是双方顺利缔结婚姻的过程；女方的资源积累过程没有达成，则感情容易破产——感情的建立和维持是建立在资源积累之上的；子代的资源积累没有达成，则家庭容易产生矛盾。

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是想要为儿子包办一切来满足自己家庭传承的父代通过承受高昂成本一步步推动了婚姻资源化的发展，也不仅是作为儿子的男方在父母的无限代际责任之下无意识地享受了父代财产转移而包容了婚姻资源化的发展，同时，女方将男方所付出的金钱多少视为对自己尊重、对自己“爱”的证明的基本条件——这意味着对感情的物化、对婚姻的物化，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自己的物化，以及通过婚姻来完成自己“独立自由”的城镇化生活惯习的想法也助推了婚姻资源化的发展。

与四川（相对）更强调个体价值和子代自身的努力不同，河北父母将自己完全奉献给家庭、将家庭传承视为人生根本意义并承担着无限代际责任。不过，无论是四川的父母还是河北的父母，他们的旧有观念都正在受到冲击。四川的父母也开始看重彩礼，过去嫁女儿时对彩礼不太关心的现象变少，对彩礼要求低的现象也在减少，女性自身也开始尝试通过缔结婚姻快速完成城镇化目标；四川父母在全国浪潮之下，也开始顶着压力为儿子筹车筹房，虽然目前还不如河北父母一般过度挤压自我；此外，随着婚姻成本的急剧上涨，河北父母已经难以承担“人生意义之重”。

相同的是，当两地的父母都在承担子女婚姻成本的同时，他们的子代（包括女儿）同时接受着传统的家庭观念和现代化的教育、生活方式，矛盾地接受着父母的支持，将家庭传承的目标融合到自身的城镇化目标中。无论在哪里，如果男方家庭有2个儿子，就容易成为相亲市场的劣质对象，因为父母的钱不再属于一个小家庭，而必须被分割。在两地的家庭中，无论是父母还是儿子、女儿，都在为城镇化这个看似光鲜亮丽，实则没有实在价值支撑的目标所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