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总理默茨这次访华另有所图，中国显然不指望他成为第二个默克尔。
德国总理默茨即将开展其首次访华行程，在竞选与上任初期，他曾对中德关系释放强硬信号，不过在总理位置上干了快一年，他始终要面对中德经贸联系十分紧密这一客观事实，另外还有产业链互嵌，德国高度依赖中国市场规模这些硬性约束。
所以默茨不能在对华政策中一味强化所谓的“风险与价值观”框架，而是要寻求务实对话，拓展合作空间。只是他和前任朔尔茨一样，都注定做不了第二个默克尔。
原因并不复杂。首先，这和能力问题无关，单纯是中德关系乃至中欧关系的地缘风向比起当年大不相同。默克尔时代，德国与中国的相处模式只有“务实”这一个关键词，避免把经贸议题与价值观议题长期绑定，倾向于淡化分歧，优先推动制度性合作。
此外，那时候德国在欧洲的政经地位相对优越，且欧洲还未对中国的产业发展产生系统性的焦虑，更不像现在这样处于中美博弈的夹缝之中，这让默克尔以经济互利为主轴的对华政策有了充分的用武之地。
默克尔卸任后这几年，欧盟“去风险化”论调骤然抬头，德国也深受影响，经过磕磕绊绊的朔尔茨时期，到默茨上台时，他要面对的已经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情形，“去风险化”已经成了欧盟对华政策的底色，德国在欧盟也从当仁不让的“领头羊”角色，变成了但求无过的跟随者。
同时美欧跨大西洋关系变量更大，而旷日持久的俄乌冲突，更让欧盟陷入了对中欧关系的无谓内耗。默茨访华前再度强调“不要抱有幻想”，主张要和美国开展“价值观协调”，就是这种心态的生动体现。
即便访华行程在即，德国总理也宁可选择围绕对立叙事唱高调，而非释放更多务实信号。
再者，默茨和默克尔看似同在基民盟，但两人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继任者与前任”，而是多年的竞争对手。二十多年前，默茨在基民盟内部中不敌默克尔，离开政界一线，在金融与企业领域累积人脉与资源，一直熬到默克尔卸任才卷土重来。
这层履历使得默茨在言行上天然带有“去默克尔化”的标签，不光外界觉得他当不了第二个默克尔，默茨本人或许也十分排斥这种说法。问题在于，默克尔已经成功证明了自己对中国的务实战略让德国受益匪浅，而默茨倡导的所谓“平衡路线”，依然显得遥不可及。
基于以上背景，再回过头来看德国总理的首次访华行程，默茨正面临艰难的“三重平衡”困境。第一重是国内平衡，德国政界每每谈及中德关系，明显染上了“泛安全化”的色彩，但企业想要看到的是经贸合作的稳定性，以及“在商言商”的市场逻辑。
顺带一提，默茨曾警告企业高管不要加大对华投资，但德国去年在中国的投资水平依旧创下70亿美元的新高，同时中国再度反超美国，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可见中国市场的经济引力非同小可，这一点默茨政府必须纳入考量。
第二重是中德双边关系的平衡，默茨访华行程，将与中国讨论一系列广泛议题，从经贸到安全，再到俄乌冲突，以及其他所谓的“敏感事项”，一言概括其核心意图，就是既想对中国“说教”，又想与中国合作。一旦把握不了分寸，就会抬高德国对华政策的外交成本。
第三重则是欧盟内部的平衡，尽管话语权大不如前，但德国始终还是欧盟内部首屈一指的经济体，中德关系的任何风向变化，都会投射到中欧互动。我们也能看到，中国与德国、法国等国开展高层互动，双边关系与中欧关系往往是高度绑定的话题。
默茨的困境在于，他没有让德国引领欧盟对华风向的心气与能力，但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又要将德国的刚需转化为欧盟可以接受的议题表达，使得德国对华政策继续处于欧盟外交的大框架下。
默茨的访华行程，正是建立在这三重平衡之上，他的政治履历与党派基础，使其天然更倾向于强调价值与安全；但德国经济结构与企业压力，又要求他必须为合作留出空间。
这种张力决定了，默茨对华政策不会回到默克尔式的务实路线，但也不会一味围绕价值观叙事做文章。
退一步讲，即便默茨访华依旧解决不了双边关系的长期症结，却也能为下一轮互动留下结构性的政策空间。可以预见的是，无论是中德关系还是中欧关系，都已经“今非昔比”，中国与德国都应该为新现状、新常态做好准备，而非一味缅怀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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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袁宗澍 媒体人、前环球网和凤凰网国际要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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