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内蒙古地区面对的麻烦远不止军事上的残余势力,性病问题闹得特别凶,尤其是梅毒,成了拖累当地发展的头号祸害。清朝时候推行的那些政策,本来是为了稳住蒙古部落,结果间接把梅毒推向了高峰。
清廷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搞盟旗制度,把蒙古各部切分成一个个旗,旗界固定得死死的,牧民游牧时碰上界碑就得掉头,跨旗放牧严禁,这等于把游牧民族绑在了小块地上,资源分配乱套,部落联系越来越少。
清廷还大力扶持藏传佛教格鲁派,寺庙建得遍地都是,成年男子中不少人当了喇嘛,免税免役,喇嘛比例高得离谱。喇嘛们常在寺庙和牧区来回走动,寺里卫生条件差,跟牧区妇女接触机会多,内地来的官员商人长期驻扎草原,也跟当地妇女有往来,这些都让梅毒传得飞快。
喇嘛染病后带回蒙古包,家里人交叉感染,商队过旗界时携带病菌,集市上交换货物时不知不觉扩散。十八世纪起,梅毒在草原上就开始蔓延,清末到二十世纪初,情况越来越糟,牧民处理伤口时压根不知道病根在哪。
清朝的这些举措,本意是分化蒙古力量,避免部落联合闹事,盟旗制度把地理空间切碎,宗教上又用喇嘛教淡化祖先崇拜,蒙古人渐渐不认成吉思汗后裔,转而当各活佛王公的供养人。
喇嘛教本来有它的智慧,但清廷拿它当工具,官僚化后就变了味,成了弱化民族的手段。喇嘛数量多,活动范围广,寺庙节日聚众,结束后分享食物,病菌在人群里悄无声息传开。
清末官员巡视时忽略卫生,二十世纪初疫情加重,河流边洗衣物时水源污染,商队在界碑前停步交换货物,病菌手传手。藏传佛教深入蒙古生活后,喇嘛参与治理,部落会议上发言,影响决策。牧民生病不找医生,先求喇嘛,喇嘛用草药调剂,涂抹皮肤,患者忍着接受,但病没根治。
1931年,有学者去锡林郭勒盟和乌兰察布盟考察,骑马穿牧区,走访帐篷,记录卫生状况,报告显示某些盟感染广泛,人口锐减。伊克昭盟清初蒙古人多,到1949年剩得少;锡林郭勒盟清末人多,1936年剩少。
妇女不孕高,就算生孩子,多活不下来,草原上好些地方没小孩影,人口年龄结构乱。1930年代,日本人在当地算过,继续这样,蒙古民族几十年内就自然消失。牧区很少听到婴儿声,听到的是患者痛苦叫。医疗落后,患者听天由命,家族感染一代代传,先天梅毒让新生儿畸形或早死。清廷政策遗留问题在1912年王朝倒台后暴露,调查资料后来用在卫生工作上。
1949年后,医疗队进内蒙普查治疗,从城市出发,带药品箱,乘车到边镇,换马穿草原。1950年起筛查,到1956年盖多个县。牧民排队查,医生查看皮肤,发现感染给免费药,症状缓后回营地。
医疗队分小组,骑马访偏远帐篷,敲门问症状。妇女抱孩子来,医生查婴儿。治疗后患者能劳作,回营地放牧。疫情控制中,医生发宣传单,讲预防。牧民聚听,点头懂。
1964年疫情基本消,医疗队巡查,沿河前行,查水源。患者少,诊所空。1977年,先天梅毒在内蒙绝迹。医生关站,回城。调查资料帮定位高发区,医疗队优先去。清朝制度1912年终结,但影响需卫生工作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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