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对我国出口拉动何时出现拐点？|fdi|东盟|制造业

来源：招商宏观静思录

核心观点

2025年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增长11.2%，拉动出口增长5.4个百分点，对出口增速贡献率近90%。这个势头会延续吗？何时出现拐点？

“一带一路”对出口的拉动为何会有拐点？贸易转移效应和贸易拉动效应的博弈影响着“一带一路”国家对我国出口的拉动效果。贸易拉动效应的核心机制是投资促进新贸易往来，创造新的出口需求；而贸易转移效应的核心机制是当地产业成熟后替代中国出口，产生“挤出效应”。一方面，当地生产的最终产品可能返销中国或抢占当地市场；另一方面，其产品也会销往全球，从而挤占全球市场份额。随着贸易转移效应抵消甚至超过贸易创造效应，“一带一路”国家对我国出口的拉动效果就会有所减弱。

“一带一路”对出口的拉动何时出现拐点？从FDI与出口的联动关系看，2025年之前出口累计同比与FDI累计同比的比值整体呈下行趋势，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贸易拉动效应已经有所减弱。从周期角度看，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同比存在类库存周期性变化，与全球制造业PMI的周期节奏一致。从数据上看，上一轮周期历时40个月。本轮上行周期已历时23个月，截至2025年12月下行周期已历时3个月。从行业看，上一轮周期出口增长主要由基础化工、钢铁、轻工制造等传统行业驱动，本轮周期除交运设备外，传统拉动行业普遍转为拖累项，而电子、机械设备、交运设备等高附加值、资本密集型行业成为新的增长引擎。从从商品类型看，自2022年开始，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的资本品与中间品的金额比值持续上行，目前已经创下2018年以来新高。从产业发展阶段看，2022年后，我国对东盟出口中，产线部署类代表性商品与投产运营类、基建构筑类代表性商品的金额比值持续上升。以上均表明“一带一路”国家的本土化生产能力提升，产能部署力度加强。总结来说，考虑到当前经济前景面临的风险仍偏向下行，“一带一路”国家本土化生产能力提升以及2025年基数效应的影响，本轮的下行阶段大概率会短于上一轮。若下行阶段为18-24个月，则底部可能出现在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上半年。

一个简化的长期推理模型。从工业化发展阶段看进口需求差异。以30%、50%、60%和75%为门槛，将“一带一路”国家按照城市化率水平分为五个阶段，根据对不同工业化阶段国家的出口与其GDP之比（对我国的进口强度）相对稳定或趋势显著的特征，进行情景假设，借用IMF对各国城市化率和GDP预测动态模拟2026-2030年我国对各国的出口总额变动。三种假设下均显示2026年出口增速将有所放缓。此外，未来几年的增速将在略低或持平于本轮周期最高水平的范围内波动。

那么，是否说明今年一带一路对中国出口拉动就将显著放缓，并导致中国出口增速中枢明显下移？从1-2月的高频数据看，中国出口或仍较强劲。上述分析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美国因素”。我们观察到2022年以来美国先后出台的三大法案对本土资本开支形成了极强的提振。事实上，一带一路国家/地区对中国出口的拉动也受到了对美国转出口的影响。我们将在下一篇重点剖析美国和其他地区对中国出口的潜在影响。

正文

一、 “一带一路”对出口的拉动为何会有拐点？

“一带一路”倡议进入高质量发展与拓展深化时期。自2013年“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建设历经三个关键阶段，目前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与拓展深化的新时期。第一阶段以顶层设计为核心，奠定合作框架。2013年倡议提出后，“一带一路”被写入中央决定与政府工作报告，确立国家战略地位。第二阶段聚焦机制化建设与合作深化。2017年首届高峰论坛达成广泛共识，2019年第二届高峰论坛强调高质量与廉洁建设。2020年“一带一路”也被纳入“十四五”规划建议，确立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第三阶段转向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轨道。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与中医药合作规划提升合作水平。2023年第三届高峰论坛提出八项行动，新版《愿景与行动》为下一个十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擘画蓝图。

目前“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共152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对全球各国的吸引力持续增强，合作网络不断扩大，合作版图基本覆盖全球主要区域。从合作国家数量的增长趋势看，2018年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后，合作国家数量进入快速增长通道。截至目前，与我国建立“一带一路”合作关系的国家已达152个，本报告所用数据皆基于这152个国家和地区。

贸易转移效应和贸易拉动效应的博弈影响着B&R国家对我国出口的拉动效果。贸易拉动效应的核心机制是投资促进新贸易往来，创造新的出口需求。当该效应发挥主要作用时，对应着投资的红利期，“一带一路”国家对我国出口的拉动效应强。而贸易转移效应的核心机制是当地产业成熟后替代中国出口，产生“挤出效应”。一方面，当地生产的最终产品可能通过返销中国或抢占当地市场，直接替代中国的最终产品出口；另一方面，其产品也会销往全球，从而挤占全球市场份额。随着一带一路国家的本土化程度提高，贸易转移效应会抵消甚至超过贸易创造效应，从而使得“一带一路”国家对我国出口的拉动效果减弱。

二、 “一带一路”对出口的拉动何时出现拐点？

“一带一路”国家对我国出口的拉动明显下台阶。从历史数据来看，2020年以来，“一带一路”国家对我国出口的拉动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20-2023年，在全球疫情背景下，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表现出较强韧性，对整体出口增速的拉动作用显著，多数时间维持在较高水平，成为我国出口增长的重要支撑。第二阶段是2024-2025年，尽管在外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增速贡献率明显提升，但是随着全球经济复苏节奏放缓、外部需求走弱，“一带一路”国家对我国出口的拉动作用明显“下台阶”，拉动幅度整体回落至一个相对平稳但偏低的区间。

贸易拉动效应已经有所减弱。从FDI与出口的联动关系看，首先，随着时间推移，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累计同比增速的波动明显趋缓，幅度显著小于FDI累计同比增速，2025年之前出口累计同比与FDI累计同比的比值整体呈下行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贸易拉动效应已经有所减弱。其次，对“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同比（滞后8个月）的走势，对出口增速具有一定的领先指示意义。不过尽管FDI增速预示2026年出口增速有望回升，但2025年的表现偏离了这一规律，这可能与抢出口形成的高基数效应有关，后续或存在基数回调带来的补跌压力。

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同比存在类库存周期性变化。为平滑波动，我们先将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数据进行半年滚动均值处理，由此得到的出口增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周期性波动特征。这本质上是全球产业链库存周期的映射，当海外需求回暖、企业补库存时，我国出口增速上行；当需求走弱、企业去库存时，出口增速随之回落，这与全球制造业PMI的周期节奏高度一致。从数据上看，一轮上升周期历时12个月，下行周期历时28个月，总周期历时40个月。本轮周期始于2023年10月，上行周期已历时23个月，截至到2025年下行周期12月已历时3个月。

“一带一路”国家的本土化生产能力将明显增强。对比两轮周期的核心拉动行业可以发现，行业动能已发生明显切换。上一轮周期出口增长主要由基础化工、钢铁、轻工制造等传统行业驱动，这些行业多为资源密集型、低附加值产业，其高增长与沿线国家工业化初期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高度相关。本轮周期除交运设备外，传统拉动行业普遍转为拖累项，而电子、机械设备、交运设备等高附加值、资本密集型行业成为新的增长引擎。这一变化本质是“一带一路”国家工业化升级、本土产能逐步替代中低端进口的缩影。

本轮“一带一路”国家的产能将明显增加。资本品与中间品比值下行，说明沿线国家更倾向于从我国进口中间品和原材料，用于满足自身生产和补库存需求，这是典型的“买原料”阶段。资本品与中间品比值回升，表明沿线国家正加大对我国资本品（如机械设备、工业装备等）的进口，用于本土产能建设和产业升级，进入了主动“建产能”的新阶段。从2022年开始，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的资本品与中间品金额比值持续上行，目前已经创下2018年以来新高。这一结构变化，直观反映出“一带一路”国家的产能将有所增强，后续随着其本土生产能力的提升，贸易替代效应将进一步强化。

产业发展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基建与构筑、产线部署和投产运营。为了进一步观察“一带一路”国家的产业发展阶段，我们将产业发展阶段按照“建、装、产”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然后通过找到能够代表这些阶段的商品来进一步研究。

基建与构筑（投资驱动期）以钢铁结构件、起重机、低压电导体等为主，这些商品直接服务于厂房框架、电力铁塔、园区配套等基础设施建设，是“建”阶段的核心物资，反映了大规模投资启动的特征。产线部署（产能形成期）以注塑机、加工中心、数控车床、连续搬运设备等生产设备为代表，还包括检测仪器、工业轴承、模具等关键部件，体现了从“建厂房”到“装产线”的转变，是产能形成的核心支撑。投产运营（产出与维护期）以塑料板条、化工助剂、标签、精密钻头等消耗品和易损件为主，这些商品是生产线持续运转的“血液”，其出口占比提升，标志着当地产业已进入规模化生产与常态化维护阶段，也意味着贸易替代效应开始显现。

“一带一路”国家本轮正在进行产能部署。当国家数量较少时，“投资驱动-产能形成-产出与维护”的递进关系相对明显。我们以东盟十国为例来看，2020年前后，东盟十国的基建与构筑需求和产线部署需求几乎同步启动，随后快速进入投产运营阶段，即使在疫情期间，投产运营所需的损耗物资需求增速仍保持高位，体现出强劲的产业韧性。2022年后，我国对东盟出口中，产线部署类商品与投产运营类、基建构筑类商品的金额比值持续上升，表明当地正从“建厂房”向“装产线”加速转型。

总结来说，考虑到当前经济前景面临的风险仍偏向下行，“一带一路”国家本土化生产能力提升以及2025年基数效应的影响，本轮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增速的下行阶段大概率会短于上一轮。若下行阶段为18-24个月，则底部可能出现在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上半年。

三、一个简化的长期推理模型

从工业化发展阶段看进口需求差异。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其出口变化与贸易伙伴国的工业化阶段密切相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于不同工业化进程，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弹性存在结构性差异。而城市化率水平是衡量一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我们以30%、50%、60%和75%为门槛，将“一带一路”国家按照城市化率水平分为前工业化时期、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数量占比分别为14.5%、22.4%、16.4%、21.7%和26.3%。随着伙伴国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口需求结构将发生规律性演变。

对不同工业化阶段国家的出口与其GDP之比（对我国的进口强度）相对稳定或趋势显著。通过计算不同工业化发展阶段国家对我国的进口强度，我们发现工业化初期国家对我国的进口强度始终处于最高水平，且呈持续上升态势，从2017年的约8%提升至2025年的近14%；工业化中期国家对我国的进口强度在2020年后显著抬升，从约4%逐步攀升至2025年的8%以上；工业化后期与后工业化阶段国家进口强度整体保持在3%–6%的区间内，波动相对平缓；前工业化阶段国家进口强度维持在5%–7%的区间，整体平稳，对我国出口的拉动作用相对有限。

既然不同工业化阶段国家对我国的进口强度具备一定的稳定性，那么，我们可以对其进行情景假设，以进行后续的模拟预测。乐观情景下，假设未来延续2023–2025年的年均增速。2025年出口增速表现较强，若新增出口具备较强粘性或有其他黑天鹅事件推动出口，则该情景下高增速有望持续。中观情景下，假设延续2022–2024年的年均增速。这一阶段属于近年来相对稳定的发展期，贸易战及疫情的扰动相对较弱，增速更能反映基本面驱动的趋势。悲观情景下，假设延续2021–2023年的年均增速。2021年为疫情后报复性复苏，出口大幅增长，与2025年的出口高增长存在一定相似性，后续库存消化需要时间，出口增速或出现阶段性回落。

2026年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增速将有所放缓。使用IMF对各国城市化率和GDP预测，结合我们对不同工业化阶段国家对我国进口强度的假设，可以动态模拟出2026-2030年我国对各国的出口总额变动，从而进一步计算出2026-2030年的出口增速变化。三种假设下均显示2026年出口增速将有所放缓。此外，未来几年的增速将在略低或持平于本轮周期的最高水平的范围内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