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7月中旬，河内。
那个一直站在权力金字塔尖的黎笋，撒手人寰。
这消息一出，整个越南政坛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空气沉闷得让人喘不过气。
紧跟着，一场没动刀枪但惊心动魄的大转弯开始了。
黎笋走了，留给继任者的却不是什么金山银山，而是一个烂得不能再烂的摊子。
这摊子烂到什么程度？
说白了，就是把“枪杆子治国”这套逻辑玩到了死胡同。
接过接力棒的长征（本名邓春区），面对的是个标准的“噩梦模式”。
他手里攥着两份清单：左手这份，写着威震东南亚的武装力量；右手那份，满篇都是红彤彤的赤字，还有饿得面黄肌瘦的老百姓。
这时候，摆在长征跟前的路，窄得只剩下两条：
第一条，照葫芦画瓢。
接着走黎笋的老路，哪怕把裤腰带勒断，也要硬撑着那个“地区一霸”的架子。
第二条，自扇耳光。
承认以前走偏了，顶着天大的政治雷区，调转船头。
长征咬咬牙，选了第二条。
要想明白这个决定有多烫手，咱们得把日历翻回去，看看黎笋时代到底在这个国家身上压了多重的注。
黎笋这人，脑子里的弦绷得很紧：安全感比天大。
自从1969年胡志明离世，黎笋掌舵后，他眼里就剩下一件事：统一，然后死守统一。
为了这个执念，他把越南这辆破车的油门踩到了油箱见底。
这背后烧的钱，那是海了去了。
为了跟北边那个大块头邻居（中国）较劲，还得在柬埔寨维持驻军，黎笋不得不养着一支吓人的军队。
规模多大？
整整120万。
这是个什么概念？
那会儿的越南，穷得叮当响，工厂没几个，却养着一支能排进世界前列的陆军。
这就好比一个要饭的乞丐，非得花重金给自己套上一层防弹衣。
钱打哪儿来？
找苏联老大哥要。
黎笋的外交算盘打得很绝：彻底倒向莫斯科，换来枪炮和卢布。
仗着这个靠山，他在1978年发兵柬埔寨，要把红色高棉干掉；转过年来的1979年，又因为南海那点事儿和边界问题，跟中国狠狠干了一仗。
这两仗打下来，越南的面子是有了，里子却输了个精光。
在家里，为了防着“内鬼”，他搞起了排华那一套，硬生生逼走了大批华人。
这不光是造孽，更是自断经脉——原本搞商业、懂经济的人才和资金全跑了，本就虚弱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
在外面，因为赖在柬埔寨不走，越南在这个地球村里基本成了没朋友的孤儿，除了苏联那个圈子，谁都不稀罕搭理它。
所以，等黎笋闭眼那会儿，越南其实就是个穿着盔甲的“植物人”。
外壳看着硬，里面早就空了。
计划经济那一套死板教条，搞得企业半死不活，地里庄稼长不出来，买个火柴都得凭票。
老百姓心里的火，早就压不住了。
这就是长征接手时的烂牌。
长征上位后，头一件事就是扒拉算盘。
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要是再顺着黎笋“打仗第一”的路子走，估计还没等敌人打进来，自己人就先饿死了。
于是，他拍了板，做出了第一个惊天动地的决定：砍军队。
这在当时简直是往油锅里泼水。
要知道，黎笋那会儿，军队就是天，是命根子。
新官上任第一把火就敢烧到军队头上？
可长征没招了。
120万张嘴等着吃饭，每一天消耗的物资都是天文数字。
这笔钱，越南国库掏不出来，苏联那边也快供不起了。
长征把桌子一拍：裁掉40万。
这不光是少做40万人的饭，更是一个极其刺眼的信号——越南不打算玩“战时模式”了，要切换到“过日子模式”。
这笔账算得贼精：
头一条，省下来的军费，正好拿去修路架桥，给干瘪的经济输点血。
再一条，这40万青壮年劳动力，脱了军装回老家，那就是干活的好手。
还有一条最隐晦的心思——这是做给外国人看的。
裁军就等于服软，说明越南不打算再在那儿张牙舞爪了。
后来的事儿证明，这步棋走绝了。
随着兵源减少，越南在外交上的调门也变了。
长征扔掉了那种“一言不合就开干”的架势，开始试着坐下来喝茶聊天。
跟邻居们关系缓和了，国际上的封锁圈也松了个口子，越南这口气总算是喘匀了。
省钱的事儿办妥了，接下来就是怎么挣钱。
长征面临的第二个大难题，是关于肚皮的：咋能让大伙吃顿饱饭？
以前的越南，搞的是死板的计划经济。
地是公家的，种啥、收多少、怎么分，全听上面的。
结果就是养了一群混日子的。
农民才不傻，地里多收三五斗跟自己没半毛钱关系，谁还愿意顶着大太阳去拼命？
国家把啥都管起来了，唯独管不住饥荒蔓延。
这会儿，长征和党内那帮懂行的明白了，不动点真格的是不行了——得改规矩。
这就是后来响当当的“革新开放”（Doi Moi）。
这改革说穿了就一句话：承认人都有私心，让市场说了算。
动刀的第一块肉，选在了田间地头。
上面推行了“包产到户”。
这招在别处不稀奇，但在那会儿的越南，简直就是离经叛道。
把地分给农户，种啥你自己定，交够公粮，剩下全是自家锅里的。
这一招下去，效果神了。
农民的干劲就像火山喷发一样。
昨天还是在那儿磨洋工的荒地，今天就被伺候得油光水滑。
数字最老实。
政策下去没多久，越南不光把饿肚子的老大难问题解决了，甚至有些年份，还能把多余的粮食拉出去换外汇。
从伸手要饭到卖粮数钱，这天翻地覆的变化，仅仅是因为换了个分蛋糕的法子。
肚子填饱了，工厂和商店也就有了底气。
政府不再死盯着企业的一举一动，允许私人做买卖，甚至把大门敞开，喊外国老板进来发财。
外资带来了啥？
不光是绿票子，还有技术，还有管人的本事。
越南的工业化，就像被按了快进键。
路通了，电来了，烟囱开始冒烟了。
但这绝不是说改革就是一路鲜花掌声。
长征的这套打法，其实是在钢丝绳上跳舞。
市场经济这匹野马一旦撒开缰绳，虽然拉动了经济这辆破车，但也踢翻了不少旧摊子。
最扎眼的就是贫富差距。
以前大家伙儿穷得整整齐齐，现在有人靠倒腾买卖发了家，另一拨人——特别是那些偏远山沟里没手艺的——还在温饱线上挣扎。
这种心里落差，加上社会结构的大洗牌，搞得社会矛盾依然尖锐，有些地方甚至火药味更浓了。
再说，虽说经济上搞了“革新”，但在政治那一块，越南还是小心翼翼。
改是改了一些皮毛，但一党执政的根基纹丝不动，权力还是抓得很紧。
老百姓兜里有了钱，但在参与国家大事上，能说话的地方还是不多。
这其实也是一种平衡术：用经济红利，换取政治底盘的稳当。
还有，外交上的“笑脸”虽然让环境好了不少，但并没有把所有雷都排干净。
哪怕是到了这会儿，越南跟北边邻居在边界上、特别是南海那片海域的争端，依然像根鱼刺一样卡在那儿。
长征的改革，让越南有了跟邻居做生意的本钱，但并没有彻底消除地缘政治的掰手腕。
回过头再去瞅1986年的那个拐点。
黎笋的离去，与其说是场悲剧，不如说是老天爷给越南的一个“松绑”的机会。
长征接了这个班，也没搞出什么惊天动地的新理论，他就是干对了一件事：回归常识。
他看懂了那本怎么算都是亏的账。
他知道120万大军养不起，那就裁；他知道大锅饭喂不饱肚子，那就分田；他知道跟全世界顶牛没好果子吃，那就服软。
这些决定在今天看来顺理成章，但在那个意识形态挂帅、冷战阴云还没散的年代，每走一步都需要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勇气。
越南能活过来，不是因为有什么神仙保佑，而是因为有人在悬崖边上，猛地踩了一脚刹车，然后把方向盘打死，换了条道。
这一脚刹车，把这个国家从鬼门关拽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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