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底，到部队整整三年的我，不仅仅是连队的老班长，是连队的军事训练尖子，立过三等功，还代理着排长的职责。
在退伍季的那段岁月，连长拍着我肩膀，眼睛亮得像星星：“你就不要想着退伍的事了，团党委已经研究过了，提干的名单里有你！就等上面批复了！”
那时候的我，二十四岁，觉得整个世界都在我脚下。清晨出操的号声是我听过最动听的音乐，训练场上的汗水是我最骄傲的勋章。战友们叫我“铁班长”，新兵们看我的眼神里满是崇拜。
我甚至开始想象，穿上军官制服会是什么样子，将来会不会也能当上将军，指挥千军万马。
可命运这玩意儿，总喜欢在你最得意的时候，冷不丁给你一闷棍。
那天下午，我正在指导新兵拆装枪械，通讯员气喘吁吁地跑来：“班长！门口……你爹妈来了！”
我愣住了。爹妈？他们从没来过部队。老家在几千里外，他们连县城都很少出。我心里一沉，有种不祥的预感。
在营区门口，我看到两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父亲穿着件笔挺的中山装，母亲站在他旁边，不时与父亲轻声交谈。
“爸，妈，你们怎么来了？”我跑过去，心里那点不安在扩大。
父亲没说话，只是深深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复杂得让我看不懂——有愧疚，有不舍，还有一种近乎绝望的坚决。
晚上，我在营区外的小饭馆请他们吃饭。父亲只要了一碗面，慢慢吃着。母亲不停地给我夹菜，眼圈红红的。饭快吃完时，父亲放下筷子，那声音不大，却像惊雷在我耳边炸开。
“儿啊，退伍吧。”
我手里的筷子“啪”地掉在桌上。
“爸，你说什么？”
“退伍，回家。县里公安局，我给你联系好了，事业编，稳定。”父亲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可怕。
“我不！”我猛地站起来，椅子在地上划出刺耳的响声，“团里就要提我干了！我在这儿干得好好的，我喜欢部队！我不回去！”
父亲抬起头，那双我从小就敬畏的眼睛死死盯着我：“你必须回。这个兵，不能再当了。”
“为什么？！”我感觉全身的血都往头上涌，“我在这儿有前程！有梦想！公安局？我连公安局大门朝哪开都不知道！”
母亲的眼泪终于掉下来，她拉着父亲的手：“他爹，好好说，别吓着孩子……”
父亲甩开母亲的手，一字一顿地说：“你要是不回来，咱俩就断绝父子关系。我说到做到。”
那一瞬间，饭馆里嘈杂的人声、碗碟碰撞声、外面的风声，全都消失了。我只听见自己心脏狂跳的声音，和我父亲那句冰冷的话在耳边回荡。
我知道他的脾气。这个在县机械厂里的小领导，有时倔得就像头牛。他说到，真的会做到。
那一夜，我在训练场上跑到虚脱。星光很亮，像战友们佩带的肩章。我对着夜空大吼，吼到嗓子出血。可第二天早上，当起床号响起时，我知道，我输了。
我颤抖着手，写了退伍申请。当我把那张轻飘飘的纸交给连长时，我不敢看他的眼睛。连长沉默了很长时间，长到我以为时间都停止了。最后，他重重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也没说。
离队那天，天空飘着细雨。我走向营区大门时，我带的兵们整整齐齐地站在雨中，向我敬礼。雨水顺着他们的脸颊流下来，分不清是雨还是泪。
我抬手，还了一个歪歪扭扭的礼，然后转身，一头扎进雨里。泪水终于决堤，和雨水混在一起，又苦又咸。
回家后，我像个行尸走肉。按照父亲的安排，我去县公安局报了到，果然是个事业编，被分在机关后勤科。我的工作是什么？发办公用品，修打印机，统计各种表格。每天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的梧桐树叶子绿了又黄，我像个被关在笼子里的鹰，扑腾着折断的翅膀。
我和父亲开始了漫长的冷战。一个屋檐下，我们形同陌路。饭桌上，只有碗筷碰撞的声音。母亲在中间小心翼翼地调和，可她一开口，常常是还没说完就被父亲打断，或是被我生硬地顶回去。
这样的日子过了半年，我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那天，我整理旧物，翻出在部队时的照片——我和战友们在训练场上的合影，我站在队伍前喊口令，我们在演习中冲锋……照片上的我，眼神明亮，嘴角带笑，浑身上下都透着勃勃生机。
而镜子里的我，脸色苍白，眼神空洞，像个被抽掉灵魂的躯壳。
“这不是我。”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
第二天，我冲进局长办公室，把一份申请拍在他桌上——我要求调到基层派出所。局长看着我，又看了看申请，笑了：“后勤科不好吗？轻松。”
“太轻松了，轻松得我要疯了。”我直直地看着他，“我当过兵，我需要在一线。”
局长沉默了一会儿，大笔一挥：“好，去城关派出所报到。”
去派出所的第一天，我就爱上了那里。喧闹的接警大厅，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行色匆匆的同事，还有那些五花八门的警情——夫妻吵架的，丢自行车的，喝醉酒闹事的……虽然琐碎，虽然杂乱，但这里有“活着”的感觉。
老所长姓陈，是个退伍老兵，听说我的经历后，对我格外关照。他带我出警，教我讯问技巧，告诉我怎么和老百姓打交道。第一次参与抓小偷，那种久违的肾上腺飙升的感觉，让我激动得手都在抖。蹲点守候时，我想起在部队潜伏训练的日子；审讯嫌疑人时，那种心理博弈，让我想起在军事演习中揣摩“敌情”的过程。
半年后，辖区发生一系列入室盗窃案，闹得人心惶惶。我和几个同事连续蹲守了七个晚上。第八天凌晨三点，目标终于出现。我第一个扑上去，和那家伙扭打在一起，最后把他死死按在地上。那一刻，月光很亮，我喘着粗气，心里却有种说不出的畅快。
破案后，所里给我报了三等功。表彰会上，我捧着奖章，手在微微发抖。这不是我在部队得的那个，但重量，却是一样的。
陈所长拍着我的肩：“小子，是块干警察的料。”
十年，弹指一挥间。我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愣头青，成了派出所的骨干，后来又当了副所长。三十四岁那年，陈所长退休，我接了他的班。宣布任命那天，所里的兄弟们给我鼓掌，掌声热烈而真诚。我心里有团火在烧——那个在部队壮志未酬的年轻人，在另一个战场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那天晚上，所里简单庆祝了一下。回家时，已经十点多了。父母居然还没睡，坐在客厅里等我。桌上摆着几样小菜，还有一瓶开了封的酒。
“回来了？还没吃饭吧？”母亲站起来要去热菜。
父亲按住了她，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下，陪爸喝两杯。”
我愣住了。这是退伍十年来，父亲第一次主动要和我喝酒。
三杯酒下肚，身体暖和起来，那些压在心底十几年的话，终于找到了出口。
“爸，”我盯着酒杯里晃动的液体，声音有些发涩，“当年，你为什么要逼我回来？我已经被确定为提干对象了啊……要是现在还在部队，至少也是个营长了吧。”
母亲紧张地看着父亲，又看看我。父亲没说话，只是慢慢啜着酒，眼睛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墙上老式挂钟的嘀嗒声格外清晰，一下，一下，敲在心上。
良久，父亲放下酒杯，那轻轻的碰撞声在寂静中格外清晰。
“你恨了我十年，我知道。”他开口，声音沙哑，“可爸不后悔。”
我握紧了拳头。
“你提了干，就是军官了。军官要去哪儿，由不得你。天南海北，边防海岛，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可能三年五年回不了一次家，可能你妈病了，我在医院签病危通知书时，你还在千里之外。”父亲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疼，“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你妈身体不好，你是知道的。那些年，她整夜整夜睡不着，担心你在部队出任务危险。后来听说你要提干，她更愁了——这一提干，就真要在部队扎根了。”
母亲在旁边小声啜泣起来。
父亲继续说：“是，公安局的工作，是没部队威风。可它就在县里，离家三条街。你加班再晚，总能回家。你妈想你时，走二十分钟就能看到你。将来你有了孩子，我们能天天抱着孙子。”他抬起头，混浊的眼睛里有泪光闪烁，“儿子，爸没文化，不懂什么大道理。我就知道，一家人能天天在一起，比什么都强。什么前程，什么功名，都是虚的。人这一辈子，说到底，图的不就是每天回家，家里有盏灯为你亮着，有人为你留着门吗？”
他仰头，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辣得他皱紧了眉头：“爸当年用那种话逼你，是爸不对。可如果再来一次……爸可能还会这么做。因为爸老了，自私，就想儿子在身边。”
我呆呆地坐在那里，父亲的每一句话，都像重锤，一下下砸在我心上。我想起这十年，每次加班到深夜，回家时总能看到客厅那盏昏黄的灯；想起母亲生病住院，我能每天抽空去陪她；想起我结婚那天，父亲笑着笑着就背过身去擦眼泪；想起儿子出生时，他抱着襁褓，手都在发抖……
那些我视为理所当然的日常，那些我觉得平淡甚至琐碎的时刻，原来，是父亲用我的“前程”换来的。他不是不爱我，他是用他的方式，在爱我。
眼泪毫无预兆地涌出来。我低下头，不想让父亲看见。可肩膀的颤抖出卖了我。
“哭什么，”父亲的声音也哽咽了，“都当所长了，还像个孩子。”
那晚，我和父亲喝到凌晨。说了很多话，把这十年没说的一次性补了回来。说到部队，说到派出所，说到我破的那些案子，说到他这些年的担心和牵挂。母亲在一旁，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心结，就在那个夜晚，被那杯苦涩又回甘的酒，慢慢化开了。
父亲的“自私”确实登不上什么大雅之堂——没有“舍小家为大家”的崇高，没有“好男儿志在四方”的豪情。就是一个普通老人最朴素的念想：儿子能在身边，每天回家吃口热饭，孙辈能在膝下承欢。这种“自私”太小了，小到只装得下一个家；可这种“自私”又太大了，大到能压过儿子整个前程的分量。
可这就是爱啊——不完美，不高尚，甚至有些蛮横，却是他能给出的全部。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从派出所长到县局副局长，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心里的笃定却越来越深。当年的战友有的已是将军，有的成了企业家。聚会时他们还会打趣：“当年你要是没走，现在肩上的星星肯定不会少！”
我只是笑笑，和他们碰杯。是啊，如果当年留下，人生会是另一番景象。可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
如今父亲已八十，坐在阳台摇椅里眯着眼晒太阳。我扶他起身吃饭，他摆摆手说不用，手却紧紧抓住我的胳膊。
午后阳光正好，满屋子暖洋洋的金色。孩子的笑声，厨房的炒菜声，电视里的戏曲声，父亲平稳的呼吸声——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成了世间最动人的交响。
我像是突然顿悟：有些爱，它的格局就是很小，小到只容得下一家一姓的悲欢。可这，难道不也是这人间烟火里，最不容轻视的一种深情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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