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盛夏的一个黄昏，长江水面还在发凉，东湖宾馆却已经灯火通明。毛泽东在武汉结束一天的工作，刚从江边回来，头发上还挂着没干的水汽。王任重紧跟在后，手里攥着早已翻得起了毛边的工作笔记本，既要汇报防汛情况，又得准备回答许多棘手的问题。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晚上，会因为碗里一筷子看起来普普通通的“野菜”，勾出毛泽东少年时的一段旧事，也让自己此后一生与长江、与三峡工程牢牢系在一起。
有意思的是，如果把时间往前拨几十年，这两个人一个还是韶山冲里爱顶撞先生的“毛伢子”，一个则是冀鲁豫平原上拎着书包跑夜路的穷苦孩子，彼此之间隔着千山万水。等到1950年代中期，两人却已经在同一条大江边上，多次并肩下水，谈工作，也谈治水，甚至还谈到未来要在万里长江之上修一座足以改写流域命运的大坝。
一、冀鲁豫少年走上革命路，辗转来到长江边
王任重1917年出生在河北衡水一个普通农家，家里地不多，人口却不少。乡下人都明白，那个年月“能吃饱”就是福，可他父母还是硬挤出几个铜板，把孩子送去了县里的学校。日子紧得很，饭碗里常常见底，可书不能不念，这在当时的农村算是挺罕见的一件事。
课堂上的课本并不复杂，真正让这个少年心思起变化的，是同学之间悄悄传阅的进步书刊。书里写帝国主义侵略，写封建压迫，也写农民翻身的道理。一个出身贫苦的孩子，看着那些文字，很难不动心。试想一下，他每天放学回到家，看到的就是被重税压得弯腰的父母，自然会把那些“打倒压迫”“农民做主人”的话记在心里。
1933年，他考入景县乡村师范学校。这里聚在一起的，多半是有志气的年轻人，既懂得教书重要，又不满足只做“私塾先生”。在同学介绍下，王任重这一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把人生路彻底拧向了另一条方向。那时他不过十六七岁，年纪不大，心却已经系在“救国救民”这四个字上。
毕业后，他留校任教。一边在课堂上传授文化知识，一边利用“教员”这个身份掩护，从事地下工作，传递情报，发展党员。那几年对白色恐怖来说并不平静，蒋介石加紧“围剿”共产党人，只不过河北相对远离政治中心，风浪稍小些，他得以在本地坚持工作。不得不说，这段经历史练了他的心性，也锻炼了他处理复杂局面的能力。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全国局势急转直下。对很多共产党人来说，延安成了必须要去的地方，不只是因为那是“红色首都”，更因为那里集中着最系统的理论学习和最前沿的抗战部署。王任重也动了心，他清楚，要想真正把事做好，光有热血不行，还得有扎实的理论和组织训练。于是，他从华北出发，一路向西，奔赴延安。
到了延安，他被安排在中央党校学习。此前打下的文化基础，在这里一下子显现出来。讨论国内形势、作战方针，他总能说出一些颇有见地的话，慢慢引起了领导注意。课余时间，他也会接触到大量来自各地的干部、战士，视野比在乡村师范时开阔得多。在延安一年多的日子，条件艰苦却充满活力，大家一边劳动生产，一边研究抗战和建国的道路，精神状态非常饱满。
短暂在陕北公学任教后，他又被派回冀鲁豫地区，担任省委宣传部部长，继续在熟悉的土地上做群众工作。抗战胜利后，内战又起，王任重依旧留在河北，组织生产、恢复秩序，也为将来的地方政权建设积累了不少经验。这些看似“琐碎”的行政事务，日后在他处理大规模防汛与工程规划时，发挥了不小作用。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人民解放军大军南下，冲过长江天堑。部队跨江之后，一路打到武汉。彼时的武汉，既是重要工业基地，也是一座千年码头城市，复杂得多。组织地方政府，接管城市，安排群众生活，都需要经验丰富的干部。就这样，出身冀鲁豫的王任重，跟随大军来到长江岸边，从此和这座城市、和这条大江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从一盘饺子到长江“泳伴”，友情在水中拉近
1953年2月，毛泽东南巡抵达武汉。那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一次重要的南方活动，规格不低。汉口车站站台上，湖北省、武汉市的领导几乎都来了。王任重当时已是武汉市委主要负责人，站在迎接队伍里，心里有些紧张。报纸上见过不少毛泽东的照片，真正面对面，却是头回。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在驻地宴请当地干部。饭后留下部分负责人单独谈话，听取各方面汇报。轮到王任重时，他一边紧盯谈话，一边低头飞快记笔记，几乎把毛泽东的每句话都记下。可以想见，那会儿他对这位中央领袖的敬重与紧张交织在一起，更多还是“上下级谈工作”的关系，两人之间谈不上什么私人情谊。
转折出现在1954年冬天。那一年，毛泽东再次来到武汉视察，王任重已升任湖北省委主要负责人，身份不一样，责任自然更重。按惯例，地方要准备些饭菜招待中央首长，可当时倡导勤俭节约，王任重也不愿搞排场，能拿得出手的，竟然是一盘普普通通的饺子。对很多人来说，拿这么“家常”的东西招待毛泽东，难免心里打鼓。
让人意外的是，毛泽东不仅不在意，反而笑着夸他“会过日子，不讲排场”。一句话，气氛立刻松弛下来。就在这样朴素的饭局中，两人距离一下子近了许多。也正是在这次视察期间，毛泽东又一次提到长江治理的问题，并顺口谈起“想去江中游一游”的念头。
身边的同志都不太赞成，担心安全。江水湍急，水温又低，风险确实不小，大家一劝再劝，毛泽东只好暂时作罢。但熟悉他性格的人都清楚，这样的想法很少会彻底消失，迟早要找机会实现。王任重恰好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1956年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中央会议，会议间隙，又到珠江边视察。在说到水利和航运时，他再一次说起想下江游泳。这一次语气比以前更坚决。王任重看得出，这已经不是一时兴起，而是认真思考过的决定。
回到武汉之后，他迅速做了准备工作，指示公安部门组建一支游泳护卫队，专门负责水中警戒和保护。这里可以看出他的细致：既尊重毛泽东的个人习惯和身体锻炼方式，又尽量降低风险，把安全措施做到前头。
同年5月，毛泽东抵达武汉，一下飞机就提要求：“要去长江里游泳。”众人一见果然如此，再劝已经难度很大。那时长江水温只有二十度左右，比体温低不少，游久了很伤体力，干部们心里直犯嘀咕。好在准备没有白费，护卫队马上就位，王任重索性一咬牙，也换上泳裤，准备跟着一同下水。
毛泽东在武昌长江大桥一侧桥墩附近入水。刚下去时还算平缓，不一会儿他就仰面躺在水面，顺着江流悠然漂动，手脚不紧不慢地划着。王任重带着护卫队员，一直在不远处跟着。对他来说，这不仅仅是一场陪同游泳，更是一种责任——领导在水里，自己也不能待在岸上看热闹。
1956年的这次长江畅游，是毛泽东第一次在武汉江中正式游泳。后来的十多年里，他先后多次来武汉下水，据公开资料统计，总次数达到十余次。每一次，只要条件允许，王任重几乎都陪在旁边。久而久之，他被人戏称为“毛主席的泳伴”，而在无数个浪花翻滚的瞬间，两人之间的信任，也悄悄加深。
有意思的是，这样的关系，是在水中一点点“泡”出来的。工作谈完了，还可以问问对方身体情况，聊聊湖北的风物，也聊长江两岸的变迁。在这些轻松对话间，一位地方主官与中央领袖之间，慢慢形成了一种别处难见的默契。
三、饭桌上一筷子“马齿笕”，牵出少年私塾旧事
1959年6月23日早晨，毛泽东又一次到达武汉，依旧住进东湖宾馆。下午，他照例在长江里游泳，水面风浪不大，游得颇为尽兴。回到住处后，洗去江水，又听取了湖北和武汉的情况汇报。谈着谈着，时间不知不觉就到了晚饭点。
那天的晚餐，专门为接待客人，菜式比平日丰富一些，有肉有素，一共六菜一汤。肉片汤、铁板里脊、炒鳝片、炒海带、炒鸡蛋、烧萝卜，再加上一盘看上去平平无奇的炒马齿笕。量都不多，但搭配得还算周全。
毛泽东心情不错，一边夹菜一边问这问那。某个时刻，他夹起一大筷子炒马齿笕，直接送到了王任重的碗里，说了句：“尝尝这个。”王任重愣了一下，低头一看，发现这道菜自己压根没见过。叶片细小，颜色略深，和常见蔬菜差别不小。他有些发怵，筷子悬在半空，迟迟没夹起来入口。
毛泽东看出他的犹豫，笑着解释：“别小看它，是个好东西，能清热祛湿。长沙有句老话，说‘六月马齿笕胜过鸡’，一点不假。”语气轻松，却藏着几分回忆的味道。马齿笕在许多农村地区常见，有人晒干腌成咸菜，有人把它当杂草拔掉，很少像今天这样端上宴席，更别说用来招待客人。
工作人员了解过，这种野菜无毒无害，营养还不错。毛泽东本人很喜欢，日常饮食中经常出现，但并不常用它款待别人。毕竟在很多人的观念里，重要场合端出“野菜”，似乎显得寒酸。可在这个不太讲究形式的饭局里，这盘马齿笕就这么上了桌。
见王任重还有些犹豫，毛泽东喝了口汤，忽然提起自己小时候的一段经历：“以前读私塾的时候，为了这个菜，还跟先生有过一段‘对仗’的趣事呢。”说到这里，他自己先笑了一下，仿佛眼前又出现了韶山冲那片低矮的坡地和旧式学堂。
当年毛泽东在韶山读私塾，先生名叫邹春培，为人严厉。学生若是功课不好，常会挨打。毛泽东天性不服气，每逢看见同学被无端责罚，心里总觉得憋屈。有一次，一位同学因为小错遭到重打，他干脆带头罢课，拎书包跑回家，表示抗议。
父亲毛贻昌把人拖了回来，按常理说，少不了一顿打。可那一次，父亲没有动手，只是要他去给先生赔礼。毛泽东起初不肯，嘴上还念叨：“是先生不对，为啥要我道歉？”父母一阵好说歹说，他才勉强答应前往。
事情虽算过去，邹先生心里却对这学生的“犟劲”记了账，暗暗寻思着要“敲敲打打”。有一天放学，他领着毛泽东来到私塾后头的菜地，从地里拔起一株牛皮菜，塞到他手里，慢吞吞地说：“明天来上学，给我找一株和它‘对仗’的菜来。”
这话话中带刺。所谓“牛皮”，隐含“爱吹牛”之意。先生的意思很明显：你这个学生善于说大话，未必有真本事。一般孩子遇上这种场面，大概要么糊里糊涂应下，要么干脆掉泪。但毛泽东不一样，转身走了几步，忽然又折回来，在路边草丛一弯腰，抓起一株马齿笕递给先生。
“牛皮菜对马齿笕，牛马相对，也算一对。”他一本正经地说。邹春培接过那株野菜，怔了几秒，竟忍不住笑出声来，连说“对得好，对得好”。此后，两人相处的味道多少有些变化——有点像棋逢对手，一边管教，一边欣赏。
这段小插曲，也许就是毛泽东对马齿笕格外有感情的原因之一。饭桌上，他讲得兴起，王任重听得入神。待故事讲完，再看自己碗里的菜，也不再觉得陌生，干脆夹起一筷放入口中。味道清爽，略带一点酸，和普通蔬菜不太一样。
说来也巧，过了不少年，马齿笕这道原本只在乡野常见的野菜，在湖北农村竟一度成为缓解饥饿的“救命菜”。而推动这一变化的人，正是此刻在饭桌旁放下拘谨，认真吃完那一筷子菜的王任重。
四、抗洪、三峡与一封封信，长江边的长期牵挂
时间往前拨回到1954年的那场大洪水。那一年夏季，长江流域雨量异常偏多，水位一日比一日涨得快。湖南、湖北、安徽多地告急，江边许多老百姓整夜睡不踏实。对于刚接手湖北工作不久的王任重来说，这是一场大考。
当水位逼近警戒线时，他当即决定成立防汛指挥机构，调动沿江地方力量加固堤防。他赶赴堤坝一线时，鞋上还沾着泥水，身边是匆忙集结来的民兵和干部。短短几天时间里，他们动员起十万规模的民兵，昼夜抢修加高江堤，与水位赛跑。
抗洪的三个月里，王任重基本把办公室搬到了大堤上。日夜风雨，人晒得黝黑，身形更瘦，整个人就像被拉细了一圈。所幸最终堤坝顶住了压力，武汉城免遭大规模水淹。中央对湖北防汛的表现给予肯定，毛泽东等领导对王任重的印象，也由此更加深刻。
经历这场水患之后，他对长江治理有了更深的忧虑。水势退去没多久，王任重便带着一个工作小组，沿江而上实地考察。他们在岸边察看水线，在险要处做标记，也向当地群众打听历年来的涨水情况。行程不算轻松，却很必要。
调查下来，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浮现出来：长江中下游屡遭洪水，不仅仅是局部堤防问题，更和上游河段特别是宜昌一带的水量集中有关。一旦暴雨突至，上游水来得太猛，下游再如何“加高堤坝”，终归是被动挨打。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局面，需要在上游用更系统的方式拦洪、削峰。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三峡工程”三个字，在王任重心中渐渐变成一幅可行的图景。他把沿江调查情况整理成报告，再结合当时国内已有的水利研究成果，写成材料上报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认真阅读后，给予了相当重视。后来周恩来亲自赴汉口，与王任重一道考察荆江大堤和三峡坝址周边，为未来可能的工程建设打前站。
根据当时的规划，三峡工程原本有望在1960年代初期启动。但由于经济条件、技术准备、国际环境等方面的制约，开工时间几经推迟。工程如此庞大，牵涉面极广，推进起来并不像写几页报告那般简单。
王任重并没有因此把这件事束之高阁。60年代之后，他多次给中央写信，反复强调三峡对防洪、航运、发电的综合意义，也强调对沿江百姓长远生活的影响。信中有一句话后来常被提及，大意是“三峡工程关系国家发展与民生，要对人民负责”。这不是一句空泛口号，而是他多年亲历洪水现场后形成的执念。
时间来到1970年代中期。1975年6月，已经离开湖北一段时间的王任重，写信向毛泽东汇报自己的健康状况和思想情况，表达希望尽快恢复工作的愿望。毛泽东阅信后作了批示，表示同意安排工作，但具体落实却一再拖延。某次中央会议上，他专门提起此事，问道：“王任重同志是怎么回事？怎么不让他出来工作？他总还是有功劳的吧？”语气不重，却明显带着追问。
同年，王任重被调整到陕西，先后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等职务。在陕北黄土高原上，他依旧心系长江，三峡工程在他头脑中从未淡出。哪怕远在内陆，他仍不时致信中央，谈起三峡建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改革开放伊始，1978年他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职务更重，视野更广，他终于可以更直接地推动三峡议题进入国家决策层的视野。他多次到三峡库区拟选地点考察，同水利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反复论证，琢磨如何在防洪、生态、移民之间寻求平衡。
据公开资料记载，他甚至提出过一个颇为少见的设想：愿意辞去身上所有行政职务，只专心担任三峡工程总指挥。这样的想法，在干部中并不常见，却足以说明这位老干部把三峡看得多重。
1986年，69岁的王任重再次随同有关领导前往三峡地区实地查看。当时，巴东地区已经试行部分移民安置方案，这正是工程推进中最敏感也最困难的环节之一。看着当地群众开始适应新生活，他感到宽慰，说了一句：“这样的做法是对的，移民安置是三峡工程的重中之重。”这句话，道出他对工程社会影响的清醒认识。
1991年，他与王震等人一起，在北京组织了一场关于三峡工程的座谈会，邀请全国多位水利专家，从防洪、地质、环境、经济等多个角度讨论工程的可行性和风险。可以说，许多后来广泛讨论的问题，在那时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研判。
遗憾的是，王任重没能亲眼看到三峡正式破土动工。1992年3月，他在北京病逝，享年七十五岁。据公开资料记载，他在病中留下一个朴素的愿望：希望身后骨灰能够安放在三峡坝址之下。中央方面同意了这一请求。两年后，即1994年底，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再往后十多年，工程历经各种困难和争论，终于全面建成，长江中下游的防洪能力也随之显著提升。
回过头来看，在这一连串时间节点中，从1954年洪水，到1956年护卫长江游泳，再到1959年东湖宾馆那一桌饭菜，再到后来的推进三峡，每一步都离不开长江。对王任重而言，长江既是治理对象，又是一段段记忆的背景。而那盘看似不起眼的马齿笕，既承载着毛泽东少年时代的私塾往事，也在困难年代成了许多普通人碗中的“救荒菜”。
1959年以后，国内遭遇连续自然灾害，粮食减产，不少地方出现饥饿和浮肿病。在湖北这个农业大省，粮源紧张得很明显。王任重在部署工作时，提出既要抓粮食，更要发动群众尽可能多种蔬菜，因地取材，能吃的就别浪费。马齿笕这种在田边地角随处可见的野菜，被他提出来推广食用。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它在一些地区确实起到了缓解饥饿的作用。
从乡间草丛里的野菜，到东湖宾馆餐桌上的一盘家常菜，再到困难年月百姓锅里的菜羹，马齿笕的轨迹，与长江边几代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黄河有黄河的悲壮，长江有长江的多变，而在这条大江的某个河段上，一个从冀鲁豫走出来的干部，用几十年的时间，把自己的人生与治水、与工程、与一座城市紧紧拴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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