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秋天，山城的天空经常被薄雾笼罩，嘉陵江水却一刻不停地向前奔流。就在这样的日子里，一个从战火中辗转而来的青年画家，第一次近距离面对这位正在左右中国前途的伟人，心里既激动，又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幸运。
有意思的是，这次见面的起点，并不是在会场、谈判桌，而是从一幅正在筹备中的画展、一张还没画出来的“当代英雄像”开始。画家叫尹瘦石，当时不过二十多岁；而另一位，是已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毛泽东。
时间线拉回到更早一些的岁月，人们才会明白，这一幅匆忙完成、却极为传神的画像，背后其实藏着八年漂泊、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也正因为如此，当毛泽东一句“当然可以”答应给他当“模特”时，这位青年画家心里那种说不出的震荡，就显得格外真实。
一、从流亡少年到桂林画室
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把整个中国推入全面抗战的深渊。那一年，尹瘦石刚刚成年，故乡江苏已渐渐笼罩在战云之下。日军南侵的脚步越来越近，他很清楚，继续待在家乡，等待的不是安稳，而是屈辱。
当日寇踏上熟悉的土地，他毅然踏上了沿江西去的道路。一路上都是难民，都是行李包裹和惶恐的面孔。长江边时而传来敌机轰鸣，时而又恢复短暂的平静。用了一个多月，他才摸索着到了武汉。
到达武汉后，他并没有去寻找安稳职业，而是加入了当地的义勇队。对于这样一个手里拿惯毛笔的年轻人来说，扛起武器并不容易，但满目疮痍的现实已经不允许他犹豫。他在战火间穿梭，也在夜里伏案作画，用另一种方式记录这场民族浩劫。
正是在这个阶段，他创作出《流亡图》。画面上的人物面容憔悴，脚步踉跄，却不得不往前走。他在画旁写下明末抗清志士夏完淳的诗句：“逢人莫诉流离事，何处桃源可避秦。”短短两句，把战时流亡者的无奈刻画得入木三分。
然而，战争没有给武汉留出太多喘息时间。随着武汉会战失利，这座城市也在炮火中陷落，尹瘦石只好再次背起简单行囊，继续南逃。他途经长沙、湘潭、邵阳，一路都是狼藉的房屋和拥挤的道路。有一次赶路时遭遇日机轰炸，炸弹在不远处爆炸，气浪和碎片划过他的脸和手指，留下终身难忘的伤痕。
1940年9月，他终于在桂林停下脚步。这座山水之城在连续轰炸中伤痕累累，城市边缘有不少废园荒宅。他找到一处被炸得七零八落的荒园，四周的墙还算完整，他便就地取材，搭起几间简陋的小屋。对一个流亡许久的人来说，有一块稳当的屋顶，已经算是难得的安顿。
在那样的年代，能找到栖身之所，本身就是一种“奢侈”。白天，他一边做些零碎工作维持生活，一边持续画画；夜里则借着昏黄灯火临摹古代名家，琢磨构图、线条和人物神态。这段相对安定的时光，为他后来的人物画打下了坚实基础。
1942年夏天，一位同样来自江南的名士来到了桂林，改变了尹瘦石此后几年的创作方向。这人就是在近代史和诗坛都颇有声望的柳亚子。
柳亚子自香港辗转来到桂林，一家人暂居旅社。消息在文化圈里传开后，尹瘦石特意上门拜访。两人一见面，听着对方的吴侬软语，很快生出一种“同是江南人”的亲切感。一问之下才发现，一个是吴江人，一个是宜兴人，两地隔着太湖相望，算得上“共饮一湖水”的同乡。
柳亚子对历史、时局有着深刻见解，对诗文也颇自负。他看了尹瘦石的画，尤其注意到画中那种忧愤而不颓丧的气质，便很认真地提出建议：不妨多画一些历史人物，把古今兴亡之感寓于人物形象之中。这番话对年轻画家触动很大。
在柳亚子的启发下，尹瘦石开始大量尝试历史人物画，把自己对现实局势的思考，寄托到那些古今人物的眼神、姿态当中。柳亚子看了这些作品，用豪放诗笔写下许多题诗，将诗与画紧密结合，既是赞许，也是鼓励。
同年，在桂林，他迎来了人生第一次个人画展。展出的作品中，有他为柳亚子画的写生像。柳亚子当场题诗：“阳羡溪山君入画，吴江风雨我惊魂。如何异地同漂泊，握手漓江认酒痕。”这几句诗，不仅是对画的评价，更是对他们共同流亡身世的一种感叹。
那时的尹瘦石只有二十三岁，而柳亚子已经年过半百，身份、阅历悬殊很大，却因共同的家国忧思而成为忘年之交。尹瘦石对柳亚子的史学功底和人格风骨尤为敬重，从他身上看到了传统士大夫精神在近代的延续。
1943年5月28日，柳亚子五十六岁生日。尹瘦石早早来到宴席所在的菜馆，带上纸笔墨砚，当场铺开长卷。很快，他寥寥数笔勾勒出柳亚子的头像，形神俱备。宾客陆续到来，他便在长卷上继续添画，把每一位来祝寿的友人都画在卷上，让对方在各自头像下签名留存。
等到宴会结束，前前后后共有四十八人入画，这幅别开生面的集体肖像，后来被命名为《百寿图卷》。柳亚子看后非常高兴，在卷上题下长诗，又在跋中说明这是百寿的开端，“尚未及半”，可见他当时对自己和朋友们都怀有一种延续不断的期待。
这些经历，使尹瘦石在抗战中，逐渐从一个流亡青年，成长为在文化界小有名气的画家。而命运在不久之后，又把他从桂林推向重庆。
二、重庆相聚，谈诗论画谈前途
1944年，抗战进入相持后期，局势看似稍有稳定，实则暗流涌动。尹瘦石辗转来到重庆。这座临时陪都已经聚集了全国各界人士，尤其是文化界、新闻界、学界的许多进步人士，都在沙坪坝、歌乐山一带落脚，使得山城的空气里，多了几分书卷气。
尹瘦石到重庆后，很快找到了住在沙坪坝津南村的柳亚子。老友重逢，自然有许多话要说。战局、政治、文艺、友人近况，一桩桩一件件，在茶桌旁慢慢展开。对于长期在战乱中奔走的他们来说，这种可以静下心来交谈的时光并不多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重庆街头的欢呼声此起彼伏，鞭炮声、号角声、口号声混在一起，许多人忍不住热泪盈眶。经过十四年的艰苦抗战，中华民族终于迎来胜利时刻。
消息传到沙坪坝时，尹瘦石心中五味杂陈。他算了算离家整整八年，从武汉到桂林，再到重庆，每一步都是在战火下走出来的。他见过被炸毁的桥梁，也见过排队领粥的老弱妇孺；有亲友牺牲在前线，有同路人倒在轰炸留下的废墟中。不得不说，这样的记忆，哪怕在欢庆之时，也难以轻易抹去。
但战争结束，新的问题随之而来：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接下来该往哪里走？政局如何安排？社会如何重建？在这些宏大命题之外，知识分子、艺术家又应当以怎样的方式为时代做点事情？这一连串问号，摆在无数人面前。
尹瘦石想到，在抗战期间，自己画了不少作品，与柳亚子题写的诗词互相呼应，如果能把这些作品整理出来，举办一次有明确主题的诗画联展，用文艺的方式呼应和平、呼应民主，也是一种微小而真诚的努力。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柳亚子。柳亚子听完，十分赞同，认为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文化界不能缺席。两人开始从各自作品中挑选“精品中的精品”，打算在重庆办一场有分量的画展。
就在筹划展览的过程中，尹瘦石忽然冒出一个念头：画当代英雄。他对柳亚子说：“我想画一批当代英雄。”这话说得不算大，却带着明显的时代指向——这些英雄，不再只是历史书上的人物，而是正活在眼前，为民族前途奔走的人。
柳亚子听了，眼睛明显一亮。他早就意识到，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决定未来走向的人物，应该被记录下来。稍作沉吟后，他忽然提起：“今天毛泽东约我吃饭，要不，你也一起去？也该给他画一张画像。”
这话来得有些突然。尹瘦石愣了一下，有点不敢相信：“您原来认识毛先生啊？要是真能给他画像，那就太难得了。”他其实早就通过各种消息、文章，对毛泽东有所了解，只是从没想过，可以面对面画这位在战场和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转念一想，他又有些迟疑：“只是……毛先生这么忙，会不会没时间当我的‘模特’？”在那样紧张的政治局势下，国共谈判的消息不断传来，每一步都牵动着无数人的心，他担心自己此举有些“多此一举”。
柳亚子却满不在乎，拍着胸口说：“这事包在我身上，我们是老朋友，你不用开口，由我来说。”这句看似随意的话，背后其实是多年交往形成的信任。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与毛泽东结识，两人互相敬重，后来虽各处一方，往来却从未中断。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从延安飞抵重庆，准备与蒋介石进行历史性的会谈。蒋介石原本认为毛泽东不会涉险前来，于是对邀约细节大肆宣传，想借此占据舆论高地。他没想到的是，毛泽东为了争取和平的可能，迎难而上，真的来到重庆。
毛泽东抵达的消息传出后，山城气氛骤然紧张而复杂。有人对和平抱有期望，有人对谈判前景并不乐观，也有人暗自打量着各派力量的动向。但不得不说，对于许多渴望和平的民众和知识分子而言，这场谈判仍然承载了不小的希望。
柳亚子得知毛泽东已经到达重庆，很快主动联系旧友。不久之后，一辆车停在他寓所门口，准备接他前往位于红岩村的住处。尹瘦石没料到车来得这么快，甚至顾不上换身衣服，匆匆跟着柳亚子上车。
汽车沿着山路缓缓驶向红岩村。那里的一幢天青色建筑，后来被无数回忆文章提及，但当时，摆在他眼前的只是一个将要见到“当代英雄”的机会。对于一个以画笔记录时代的人来说，这种机会极其难得。
两人走进屋子，在客厅坐定。室内陈设极为简单，没有想象中的豪华布置。正谈着话，从楼梯上传来稳健的脚步声，一个熟悉于报刊照片、却第一次如此鲜活出现在他眼前的身影，正从楼上缓步走下来。
毛泽东当时五十出头，身材高大结实，上身一件黑色中山装，下身灰色长裤，脚下是一双普通布鞋，头发中分，略显偏长，似乎有很久没修剪过。额头宽广，面庞方中带圆，眉毛不算浓，却压不住那双有神的眼睛。下巴右侧的一颗小痣位置很明显，和许多人后来记忆中的形象一致。
他面带微笑，举止从容，对柳亚子招呼道：“亚子先生，在这里恭候多时了。”语气颇为亲切。柳亚子起身握手，还不忘带着几分笑意介绍身旁的人：“今天还带来一位新朋友，我的忘年交。”
“这位就是毛泽东先生。”柳亚子转头对尹瘦石说。尹瘦石赶紧起身，略有些紧张地伸出手：“毛先生，久仰。”毛泽东握着他的手，笑着说：“欢迎，欢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听到柳亚子介绍“这可是当代的青年画家尹瘦石”，毛泽东颇认真地说：“原来是艺术家。文以载道，诗以言志，艺术人才很要紧。”他提到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说那里的艺术家多数是在窑洞里培养出来的“土包子”，语气里带着自嘲。
尹瘦石忙接话：“那按您这么说，我也算‘土包子’，没留过洋的穷学生。”毛泽东笑了，说：“彼此彼此，我只读到师范，没有上过大学。恩来他们去法国勤工俭学，我也没去。”他解释说，当时觉得自己对中国问题还没弄明白，就一头扎进线装书里研究历代兴亡史。
谈起美术，他坦率地承认自己“研究甚少”，还讲起儿时画画的一件趣事：有一次在纸上画了一条横线、一条弧线，就交卷了。老师问画的是什么，他大言不惭地说：“这是李太白诗意‘半璧见海日’。”说完自己先笑起来。这种略带顽皮的幽默，让原本有些拘谨的尹瘦石，也慢慢放松下来。
柳亚子趁着气氛融洽，点出尹瘦石的才华，称他年纪不大却颇有成就。毛泽东则顺势谈到中国画的源远流长，又说将来“土包子”一定会胜过“洋包子”，随着民族独立和崛起，总有一场属于自己的文艺复兴。这番话，说得既风趣又坚决，把文化工作在民族命运中的位置，提高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
在这样的谈话中，尹瘦石原本的紧张逐渐化开。他一边听，一边在心里琢磨：眼前这位政治家的言谈举止，与画面上那个“伟人形象”，到底有哪些细致入微的差别，需要在未来的画像中体现出来。
三、红岩村画像，画成之后留下遗憾
谈话渐入正题时，柳亚子把话锋一转，提到他们正在筹备的诗画联展。他说：“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毛泽东有些好奇，笑着问：“东风？怎么讲？”柳亚子解释：“唯独缺润之兄的一幅画像。今天请尹先生来，就是想请你当一回‘模特儿’。”
这一句话，把尹瘦石心里的期待与顾虑一下子都推到台前。他不知道毛泽东会不会觉得这件事耽误时间，也担心在紧张谈判之余，他没有闲心坐下来给画家作画。但事情的发展出乎他意料。
毛泽东几乎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下来：“当然可以。”说完又转身对身边的王若飞交代：“你安排个时间，看看哪天合适。”王若飞当时负责不少具体事务，谈判日程排得满满。他翻看了一下手头安排，说：“只有5号下午还腾得出一点时间。”
“一言为定。”毛泽东把这个约定定下来。王若飞很快拿出自己的名片，在上面写上“5号下午送尹先生到红岩村”几字，递给尹瘦石，并说明到时候凭这张名片到上清寺桂园张治中公馆，会有车送他去红岩村。这种简洁明确的安排，既体现了高效，也说明这次画像被当成一件需要认真落实的事。
从红岩村回来后，尹瘦石心里一直惦记着5号的约定。他开始思量画面构图，要选择正面还是略带侧面的角度，要突出哪种气质，是沉思中的冷静，还是谈笑间的从容。这类问题，他反复在脑中预演。
10月5日下午两点，他按时带上笔、墨、纸、砚几样必需之物，拿着那张写有字的名片，来到上清寺桂园张治中公馆。周恩来当时就在公馆里，见到这位青年画家，态度极为亲切，一起乘车前往红岩村。
汽车再次停在熟悉的那幢天青色小楼前。周恩来陪他进到客厅，又去忙自己的工作。客厅陈设依旧简朴，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既无奢华装饰，也没有刻意的布景。在这样的环境中作画，倒更显得自然。
等待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在尹瘦石觉得，却有些漫长。他心里暗自揣测：毛泽东是不是还在处理文件？会不会在画像前稍作整理，换身衣服、梳理一下头发？在许多人的印象里，给人画像多少要有个“仪式感”，何况对象是这样一位重要人物。
然而，当楼梯上再次响起脚步声时，他看到的，却是一个几乎和上次见面一模一样的毛泽东。上身仍是黑色中山装，只是外面多了一件黑色大衣，以抵御渐渐转凉的天气；头发依然中分，略显蓬松，没有刻意修剪；嘴唇边隐约长出短须，没有专门刮除。
尹瘦石在心里暗暗说：“这样最好。”这种未经刻意修饰的状态，更接近一个真实的毛泽东，也更符合他想要捕捉的神态——不是高高在上的造像，而是正处在重大历史关头、却依旧保持自然姿态的人。
“你来了。”毛泽东走下楼梯，主动向他打招呼。语气里带着一种熟悉感，好像老朋友再会。尹瘦石刚起身，还没来得及寒暄几句，毛泽东就问：“你看怎么画？我坐哪儿合适？”
这一问，等于把主动权完全交给画家。尹瘦石原先残存的一点顾虑，在这一刻被彻底打消。他没有受到任何限制，也没有听到诸如“要显得严肃一点”“要怎么构图”这样的嘱咐。
他先把客厅里的桌子移动到一旁，腾出一块适合作画的空间。然后在离桌子两三米远的地方摆了一张藤椅，目测了一下光线和角度，对毛泽东说：“毛先生就坐在藤椅上吧。我作画的时候，您可以随意说话、抽烟，都没关系，只是尽量不要大幅度动作，也别起身走动就好。”
“可以。”毛泽东很爽快地答应，坐下后轻轻点了点头。这种配合的态度，让创作环境变得非常轻松自然，没有半点刻意摆姿势的僵硬。
画家手中的笔，很快进入一种亢奋状态。线条在纸上游走，先从大轮廓定形，再收细到五官与神情。他在心里不停对照记忆和眼前的真实，注意额头的宽度、眼睛的神采以及嘴角那种略带笑意却并不松懈的表情。同时，还要考虑衣领、肩线的走势，让整个人的气度透过画面传递出来。
这四十分钟里，客厅的空气显得格外安静。毛泽东时而轻声与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几句，时而沉思，目光略微低垂。烟雾在他指间散开，又慢慢在空气中消散。画家则不断在纸上调整浓淡、虚实，一笔一笔稳稳落下。
时间过去约四十分钟，尹瘦石停下笔，稍微后退半步，仔细打量眼前的作品。他检查整张画的气韵，看轮廓是否准确，目光是否有神，整个人物的精神状态是否到位。又在心中快速衡量是否还需要增删调整。直到他确信已经达到心中预期，这才长出一口气，说了一句：“毛先生，可以了。”
毛泽东从略带出神的思绪中回过神，起身走到画案前，细细端详。画中的他，目光深邃，神情沉静却不失坚定。衣纹不繁，但线条有力，整体气势与其说是摆出的，不如说是从长期的实践与思考中自然流露。
毛泽东看了一会儿，回头问身边工作人员：“你看看，像不像？”被点名的人早就从旁侧一直观察画面，这时笑着回答：“像，太像了。”毛泽东听罢，也满意地点点头，嘴角带着一丝笑意。
这一刻，尹瘦石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对于一个人物画家来说，被画者亲口认可“像”，无疑是对技法和把握力的最大肯定。而画中那种介于沉思与决断之间的神情，也让这幅肖像具有了难以复制的时代印记。
然而，在完成作品的兴奋和紧张之中，有一个看似简单的动作，却被他无意间忽略了——请毛泽东在画上签名。当时，他急于整理画具，又怕耽误对方时间，没有提出这一个小小请求。此事在当下似乎无伤大雅，却在他此后的人生中，一次次成为遗憾。
后来每每回忆起这段经历，他总会忍不住设想：如果那天在画幅一角，有毛泽东亲笔留下几个字，这幅画的意义，又会多出一层极为特殊的象征。但历史从来不会为这种小小犹豫重来一次。
从重庆红岩村那间简朴客厅里走出的，不只是一位画家完成的一幅肖像，更是一个时代正在形成的记忆片段。战火中成长起来的青年艺术家，用四十分钟的专注，将自己对国家命运、对当代英雄的理解，凝结在纸上。而愿意抽出宝贵时间坐在藤椅上的那个人，也以一种极为自然的姿态，被安放进后人关于那段岁月的想象之中。
这幅画像曾经见证过抗战胜利后的短暂和平期待，也见证了谈判桌背后复杂而紧张的政治博弈。它的诞生过程不算宏大，却真实、细腻，既有巧合，也有必然。在那个风雨欲来的年代里，这样一段相遇与创作的故事，或许正说明了一个浅显却值得记住的事实：在决定大局的力量之外，总有人试图用笔墨，把那些关键时刻的神情与气息，尽可能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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