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2月的一场暴雪还没停，刁翎镇监狱的走廊就回荡起一句撕心裂肺的吼声：“我全招！”押解士兵愣住，翻译官以为押到手的猎物终于开口，忙把炽热的烙铁收了回去。这一声求饶，是田仲樵故意喊的，她清楚再拖下去身体撑不住，更重要的是，要把敌人的注意力往别处引。
田仲樵出身黑龙江穆棱河畔的一个小镇。1920年代的北方乡镇，日子苦，孩子多，田家却硬是咬牙供她识字。1931年“九一八”前夜，她目睹父亲往地窖搬油布包，只听嘱咐：“有人来借镰刀，你就把门栓拔开。”那时候她不懂，仅记下这句暗号。一周后，地窖里空了，她看见两名浑身裹着雪的年轻人拎着步枪离开，自家就这样成了交通站。
镇上人给她起绰号“田疯子”，说的是胆子大。赶集时看见鬼子抢摊，她抡起扁担照着敌兵后背就是一下，不等那兵反应就钻进人群。消息传开，有人私下说，这丫头迟早得闯祸。1935年，她听从父亲安排嫁给塾师荀玉坤，婚礼冷清，却挡不住男人在洞房夜里笃定一句：“我护着你。”这承诺温热又短暂，三年后就露了底。
1937年深秋，日本在牡丹江设军需仓库。抗联急缺物资，田仲樵自告奋勇领三十多名被服厂姐妹往仓库放火。棉絮浸足煤油，夜色里火舌炸开，像一把利刃直插敌人心脏。第二天，镇口贴满通缉令，赏银五百大洋，“纵火犯田仲樵”五个黑字扎眼。她剪辫、抹灰、穿着破袄拄根打狗棍，摇身变成叫花子，外人再难分辨。
可敌人的嗅觉终究敏锐。1938年春，她刚把标注岗哨的草图塞给接头人，巷口黑影闪出，冰冷手铐扣住手腕。特务抡起烙铁逼供，她狠狠一口唾沫：“要饭婆子知道啥？”一连数月，抽肋条、灌辣椒水，她硬是挺住。恰好宋一夫叛变，鬼子信以为真，查无实据便草草放人。她回到家，第一眼就看见荀玉坤神色慌张，如释重负的笑掩不住一丝闪躲。
1939年正月十五刚过，林口县集市上传来风声：鬼子军火次日运抵东站。田仲樵匆匆记下线索，计划夜里去报信，却被突然出现的宪兵拉走。关押地点潮湿阴暗，牢里老鼠嚼破被褥。更狠的刑具摆成一溜，她却仍咬紧后槽牙。可当隔壁传来那句带着酒气的供词——“她夜里做梦都喊同志”——她认出是丈夫的声音，心像被刀剜，血顺着嘴角流，偏又笑了。
次日审讯一开始，她主动叫停：“别打了，我全招！”翻译官惊喜，递上纸笔。她写下的却是旧情报：几个月前的岗哨位置、早已转移的联络站。对方来不及细查，忙把她换去一间带窗户的单独牢房，还准她每日出门挑水，想借此“放线”抓大鱼。这正合她意。数次探查后，她锁定荀玉坤的住处，拔下一截床板上的铁钉磨尖，揣进破棉袄。
深夜的巡逻灯晃过，她闪身钻进那间小屋。屋内炉火未熄，热酒气混着萧条味道。荀玉坤睡得正熟。田仲樵没有下手，她翻出炕洞，在里头塞进两张假情报：一张仿写上级手迹，一张写着“联络点在歪脖子树”。第二天，她哭哭啼啼对特务说：“真正的共产党是荀玉坤，他骗我干脏事。”鬼子半信半疑，却还是去搜。结果一翻炕洞，假材料摆在眼前。敌军小队长拔枪冲屋，枪响过后，内鬼倒在血泊。
田仲樵的“全招”换来的是敌人更狠的手段。鞭子、电刑、冷水交替，她干脆装疯，日语、东北话掺着胡话，谁也听不懂。敌人见她神志不清，索性把人丢到镇边马架子沟，说是放虎归山，暗地里埋伏便衣。她晃晃悠悠进山，越走越快，最后在一片桦树林里与抗联接头人碰面。潜伏的便衣扑了空，再想回头已来不及。
1941年秋，她第三次被捕。那一年，日军在东安修筑战略要道，逮捕指标极紧，刁翎监狱里人挤人。田仲樵被隔离单看，铅丝穿骨这种凶狠刑具也用上，她依旧没供出一句真情报。四年后，日本投降，苏军挺进东北，守卫一夜逃散。当地游击队破门时，她靠在墙角，只有一条灰色棉裤能称作衣服。她站起来，扶着湿滑墙壁往外走，脚印深浅不一，却每一步都稳。
田仲樵的经历在抗联口口相传，“田疯子”变成了“田铁娘”。有人问她当年真怕过没有，她笑得平静：“怕？怕的事多了。可要是全招了，战士们怎么办？”当初那声“我全招”，原是求一个转机，也是设一个局。日军后来翻遍档案才发现上当，可一切已来不及，布防被暴露，内线被清除。刁翎镇监狱的档案里留下一行批注：该女囚思维混乱，无利用价值。士兵们哪里懂，在烈火与酷刑中撑下去，本就是她最锋利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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