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湘西的山路上还常能看见剿匪部队的身影，山风一刮，战士身上的军装呼啦啦直响。行军途中，有老乡小声嘀咕：“解放军同志，去年这山里下过银圆雨啊。”一句话，把人都勾住了神。
那位上了年纪的苗族老人说得很认真，说山谷里不光掉下成堆的银圆，还到处挂着血淋淋的断肢和女人的长发。年轻战士听得心里发凉，忍不住追问：“银圆都到哪去了？”老人只摇头：“能看到的，不一定能留得住。”
有意思的是，这并不是普通的山村传说，而是与1949年国民党统治崩溃前的一次秘密运钞行动直接相关。要弄清楚那十万块银圆和那一缕缕带血的头发从何而来，只能把时间往前拨回去。
一、雪崩前夜的金银大转移
1949年春天，全国战局已基本明朗，国民党在大部分战场节节败退，中央机关和各级军政机关却在忙着另一件事——转移金银财宝和重要文物。有人用“雪崩前的搬家”来形容这一幕，多少带着几分冷峻的意味。
时任军统要员的沈醉在回忆录中提到，许多蒋系高官被俘时，随身携带的金银数量惊人。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一人，就从“公款”中得到八万两黄金；宋希濂、马励武等人也有成千上万两黄金在手。还有人提着满箱的美钞，这些在账面上都属于国库，却变成了个人逃命的“护身符”。
不少人怕“怀璧其罪”，临走时干脆一狠心，把身上的金表、珠宝、钞票一路抛洒，只求别被人认出身份，既防坏人劫财害命，也想躲开追责。不得不说，这种慌乱的丢弃，本身就说明大势已去，连财货都成了累赘。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对地方军阀和杂牌部队的“安抚”，同样是用金银铺出来的路。王陵基那八万两黄金，就是蒋介石为了拉住四川军阀而一次性批给的“经费”。按当时常见的粗略折算，一两黄金可折十枚银圆，这一笔黄金，换成银圆起码有八十万块。
还有更夸张的例子。军统高层周养浩，在昆明被捕之前，奉命押运一批“缉私没收”的黄金，总量大约五吨。按旧制一百两一根来算，那是数目吓人的金条。周养浩后来抱怨说，就因为这批黄金，要在昆明转机，走不了直飞台湾的路线，“飞机上天后拐一个弯”，结果人和货都没能离开大陆。
从这些细节看，1949年前后在空中、陆上奔走的金银财宝，并非一点半点。运钞机一旦失事，散落一地的，就不是什么零碎零钱，而是真金白银。湘西那十万块银圆的故事，正是这场大转移中的一个侧影。
二、坠机、银圆雨和带血的头发
湘西凤凰县维新乡（今两头羊乡）地势复杂，山高谷深，苗寨多依山而建。当地人那时候对飞机的印象很模糊，只觉得天上偶尔掠过一个“铁家伙”，轰隆一声，又远去了。
1949年5月24日下午，山里天气闷热，田间劳作的苗民刚收工不久，峡谷上方传来异常的轰鸣声。有人抬头瞥了一眼，只见一架美制军用飞机尾部拖着火光和浓烟，在空中摇摇晃晃，像一只折断翅膀的大鸟，狠狠扎进两壁陡峭的峪谷中。
巨响过后，谷里火光冲天，残骸燃烧的声音混着山风声，听得人心里发紧。起初，谁都不敢靠近，只是远远张望。过了好一阵，胆子大些的年轻人试着往前挪了几步，眼前的一幕让人说不出话来。
飞机的碎片卡在山岩和树干之间，机舱被撕开，大块残骸还在冒烟。周围的树叉上挂着血肉模糊的断臂、残躯，灌木丛里，粘着一绺绺长发，沾满血污。有人看了一眼，转身就吐。有人低声念叨，连连后退。
就在这令人心惊的景象中，地上却闪着一片片白光。年轻的苗家小伙半弯着腰，小心翼翼地捡起一块，手感沉甸甸，抹去尘土一看，顿时咽了口唾沫，忍不住喊了一句：“是光洋啊！”身边的人还没反应过来，他又喊：“快看，满地都是！”
所谓“光洋”，是银圆的俗称。从清道光年间开始，银圆就像银饼一样在市面上流通，磨来磨去，表面越发光亮，久而久之，大家干脆叫成了“光洋”。袁大头、孙小头之类的银币，在民间口中统统算作光洋。
在那样的年代，一块银圆的购买力相当可观。《银元时代生活史》里提到，三四十年代的北平，一块银圆可以买上六斤像样的猪肉，或者在馆子里吃上一顿讲究的涮羊肉。换成乡下人的日常，一两块银圆就能包下来几百个肉馅饺子。对一年挣不上十块银圆的穷人来说，地上一块块发亮的银圆，就是天上掉下来的命。
短短几个小时里，坠机谷附近涌入大量山民。有的人顾不上再看断肢和血迹，一头扎进乱石和灌木中，只认准那些滚落在地的银圆。有人眼尖手快，捡了上千块；胆子小些的，只抓了几十上百枚揣进怀里，就赶紧往山里躲。
“别捡了，会闹鬼的！”也有人忍不住劝一句。
“鬼怕银子吗？”年轻人哼了一声，裤腿上沾着血迹，却死死抱着胸前的布袋不松手。
有的人把银圆埋进自家屋后山坡，有的藏进悬崖岩缝，有的甚至趁夜色挖开祖坟旁边的空地，悄悄埋下几个包袱，以为这样最安全。遗憾的是，这些自以为聪明的藏法，很快就成了祸根。
三、从“捡洋落”到被“清查”
飞机坠毁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地方武装耳中。围绕这十万块银圆，一场比山匪还狠的搜刮就此展开。对正在崩溃边缘挣扎的国民党地方势力来说，这批银圆是重新武装残部、收拢匪队的现成“军饷”，谁都不愿错过。
最先赶到的是一个名叫欧文章的小军阀，他带着手下荷枪实弹冲进谷里，先把飞机残骸周围画成“禁区”，不许普通山民靠近。兴德乡乡长吴有凤也不甘落后，带了十来个族丁和几条枪，想分一杯羹，结果被欧文章的人堵在外头。
“这么大的事，你也敢拦我？”吴有凤气得大吼。
回应他的，是几记枪托和一顿臭骂。人被撵走了，心里的火却压不下去。吴有凤转身就把情况报告给凤凰县“防剿委员会”，等于把更大的手伸进了这片山谷。
城防大队长余子坤得知“天上掉下银圆”的细节后，马上意识到这不是一笔小钱。他带着更多人马扑向现场，不但将欧文章已经捞到手的四五千块银圆全部“没收”，还组织人手在坠机点一带地毯式挖掘，七八天里，硬是翻出了一万多块银圆。
有意思的是，为了尽快把山里的银圆扒开，余子坤雇佣了不少当地苗民，每天按人头发放五块银圆。对那时的穷人来说，这简直是天价工钱，谁肯不干？一时间，山坡上到处是拿锄头、挥铁锹的身影，连老人都被叫出来帮忙找“光洋”。
然而，局面很快扩大到连上层都震动。5月25日，驻广州的“财务署”得到运钞专机在湘西坠毁的消息，署长吴嵩庆立即拍电报给湖南方面，请求派兵协助追回丢失的十万块银圆。蒋介石听说这批银圆是专门准备发给湘西土匪、用来组织“游击抗共”的军费，气得拄着拐杖骂人，但真正上心的，并不是那十万银圆本身，而是地方部队私吞不报的态度。
为了稳住湘西各路匪首，蒋介石又从库存中调拨十万块银圆，命令“财务署”重新装机，飞往芷江机场。白崇禧奉命亲自带着这些银圆和成批美式武器，还有一摞摞盖好章的“委任状”，准备在湘西大山里给土匪头目逐一封官——司令、军长、师长的帽子，都是银圆堆出来的。
散出去的新银圆还在路上，前一趟运来的旧银圆却不能就此作废。驻扎在乾城（今吉首市乾州镇）的湘鄂边区绥靖副司令、沅陵行署主任陈渠珍，接到命令后迅速行动，下令凤凰县“防剿委员会”全面“清查”，要把流落民间的银圆追到极限。
不久，坠机地点附近的几个苗寨被团团围住。兵丁挨家挨户冲进去翻箱倒柜，凡是被怀疑捡过银圆的，统统绑起来拷问。有人确实在事发当天捡了银圆，只好交出一部分，求个心安；有人压根没来得及赶到现场，也被当成“隐匿不报”的对象。
“说，你把银圆藏哪儿了？”打手怒喝。
“根本就没看到过光洋。”被绑在柱子上的山民嘴里带着血，声音发颤。
余子坤才不管真相，只认定“哪家里一点银圆都没有是不可能的”。达不到他心里定下的数目，就加重刑罚。很多人没捡到坠机银圆，却被逼得把几代人攒下来的铜钱、银器甚至家中嫁妆全部拿出来凑数。对这些人而言，“银圆雨”压根没落在自己头上，灾祸倒实实在在砸了下来。
在这场疯狂的搜刮中，银圆不论来源，一律被收走。前后十天左右，余子坤便从百姓手中“清查”到七万多块银圆。加上他从欧文章那里没收的几千块，以及一开始在谷中挖出的那一万多块，总量基本凑近了失事运钞机装载的十万块。
照理说，搜集完毕，应立刻上缴。可陈渠珍和余子坤心里都清楚，局势已经支撑不了多久，把银圆如数送回上层，对自己毫无好处。于是，每当上级电报催问，他们只回四个字：“正在清查。”一个“清查”，便拖了整整一个月。
夏季将近时，战局继续恶化，蒋介石最后撤离大陆，湖南在8月起义，地方政权改旗易帜。关于十万银圆的追索，自然也就不了了之。湘西普通百姓在这场风波中损失惨重，却没有任何补偿；真正发了财的，是手握兵权、借着“清查”名义搜刮民财的地方军政头目。先赶到现场的小军阀欧文章，混了一圈，最终反倒是“两头落空”。
四、散落的银圆与说不清的账
这场坠机究竟因何而起，直到多年以后，仍没有统一的说法。有的认为是机械故障，有的猜测与天气和飞行员操作有关，还有人怀疑当时的紧急起降安排存在问题。无论哪一种，现有公开史料都难以给出绝对明确的定论。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运钞机上装的确实是十万块银圆，目的地是湘西，用于扶持土匪残部，组织所谓“游击”。还有一件事同样明确：余子坤为了凑够“应追数目”，从普通百姓手中搜走的银圆，并不全是飞机上掉下来的那些，里面夹杂了大量本就属于民间的积蓄。
值得玩味的是，当地人在回忆那段经历时，提及频率最高的，并不是银圆本身，而是挂在树上的女人头发。飞机上为什么会有女性？是随行家属，还是负责财务的工作人员，抑或是别的身份？公开的档案里几乎没有记录，只留下当事人口耳相传的一句描述：“好多一绺绺的女长头发，搭在树上，血水往下滴。”
从银圆的去向来看，官方记录中的数字和民间说法之间，总有一个模糊的空档。坠机后，山民在几小时内捡到的银圆，有人估计在八九万枚左右；余子坤“清查”得来的，有据可查的是七万多枚。再加上被欧文章先期截留、后来又被没收的几千枚，大致接近十万这一装载数字。
问题在于，山谷地形破碎，银圆在冲击和爆炸中四处飞散，部分可能滚入深缝，或被山洪裹挟进更远的僻静角落。勇于进山寻找的，毕竟只是附近村寨的人，真正远一点的山洞、悬崖下缘，根本没人顾得上去查看。多年之后，有当地人提起，在修路、伐木时偶尔翻出几枚旧光洋，锈迹斑斑，被当作当年“银圆雨”的漏网之物，这种说法虽难一一考证，却并不突兀。
再把视野放大一点，就会发现，1949年前后散失的远不止这一批银圆。像王陵基那八万两黄金，周养浩押运的五吨黄金，还有各地仓促转移中遗落在机场、码头、仓库里的金条、银锭和文物，数量都相当惊人。记录在案的，只是其中较为清楚的一部分；未被登记、已经散落民间或归入不知名个人囊中的，更难算清。
有意思的是，论绝对数额，湘西这十万块银圆并不算最大的一笔，却因为“从天而降”的诡异场面，在民间记忆里留下了极深的印痕。银圆从空中坠下，砸在乱石和树根之间的声音，和那一缕缕带血的女人头发一起，变成一代人的噩梦，也变成另一代人口耳相传的故事。
解放后的一段时间里，剿匪部队在湘西山林间穿梭，与残余匪徒周旋。行军间隙，总会有人打听：“那年坠机的地方，到底还有没有没找完的银圆？”当地老乡多半只是摆摆手：“山这么大，谁敢说清楚？”话不长，却把无奈写得很足。
一笔账，如果只看账本上的数字，其实很简单：十万块装机，七万多块被“清查”，一些被当场搜集，还有一部分落入早早躲进深山的山民手中。可具体到每个人身上，又远远不是几行数字能概括。
那些被严刑逼供、交出家底的苗民，那些在血迹旁边迅速捡起银圆又匆匆逃走的年轻人，那些看着山林被挖得坑坑洼洼的老人，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一本账。至于在湘西大山深处，还有多少银圆静静埋在土里，没人能给出确切数字，它们只能随着岁月推移，变成山中难以说清的一段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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