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30日午夜,广州城内蝉声未歇。灯火下,五十五岁的戴季陶握着一把安眠药,手微微发抖。药片滑入掌心,他喃喃一句:“这一次,该能睡着了吧?”几小时后,他永远失去了知觉。
戴季陶是孙中山早年的追随者,世人唤他“国民党元老”,又因早年在日本攻读佛典,号自任“寂天”,偏偏一生狂放。仕途风光,却与家庭波折纠缠。要理解深夜吞药那一幕,绕不开两位重要女子:发妻钮有恒,继妻赵季官。
1906年春,苏州园林新柳初垂,年仅二十三岁的戴季陶被朋友带去上海南洋公学旁听。当时的女校讲堂里站着一位二十六岁的女教师,淡青旗袍,言辞干练,她就是钮有恒。她早年短暂出家,研习佛法,又与秋瑾结为忘年之交,见多识广,谈吐锋利。戴季陶那时还只是少年意气,常常辩不过她,索性频频请教,两人因字结缘,三年后成婚。
婚前,亲友曾提醒钮有恒:“这小子脾气火爆,你可要管得住。”她淡淡地答:“水大石自沉,不必硬碰。”婚后果然如此。戴季陶文章写得好,脾性却像六月雷阵雨,说来就来。每当他为政见撞墙,回家摔门摔杯,钮有恒只是递上一盏清茶:“气平了,再写。”几句话软硬相济,丈夫真能安静下来重新握笔。因此,外人常说,她更像他的师长,而非妻子。
可惜,心性稳重的妻子也有难顾之处。1911年,长子戴安国降生后,钮有恒把大半心思转向佛门功课,留给丈夫的目光渐少。就在此时,武昌起义爆发,戴季陶旋即赴日本避祸。他的人生第一次大偏航,就是在东京花街柳巷。艺妓津渊美智子温柔似水,令他沉迷,两人同居并育有一子。等到孩子呱呱坠地,他才惊觉闯下弥天大祸,央求蒋介石把婴儿带回上海隐藏。后来,这个孩子改姓蒋,取名纬国。
表面平静的婚姻从此埋下暗流。1922年,两口子因事务各在一方。钮有恒担心丈夫生活无着,竟安排自己的外甥女赵季官到上海代为料理家事。谁料,这位二十岁的姑娘眉眼清秀,恰好撞进戴季陶放浪不羁的视线。短短一个月,暧昧酝酿成烈火。赵季官初涉情海,深信“舅父”才情盖世,甘愿私订终身。
很快,流言传到家乡。赵家老两口气急败坏,喝斥女儿:“人伦有别,你如何下得去手?”赵季官泪盈于睫,却只回一句:“我非他不嫁。”双亲只得仓促为她觅得乡绅子弟,以婚约断情根。不料,就在婚书将签之际,江汉日报登出惊人消息——“戴季陶汉口赴渝途中投江自尽”。赵季官当场昏厥。
事实上,那只是虚惊。彼时川局紧张,船舱暗伏耳目,戴季陶自觉深陷罗网,跳江不过是企图脱身的权宜计。鸭绒棉袍浮力甚大,数里外被渔民捞起,命大无恙。没想到各地报馆顺势写成“情殉佳人”,一时间千里传讹。赵家父母见女儿哭成泪人,无奈登门求钮有恒成全。此情此景,她沉默良久,只一句:“随他吧。”自此不再过问。
1942年春末,战时陪都重庆烟雾弥漫,上清寺钟声清越。钮有恒搬进庵堂,日夜素食、焚香、礼佛。人问她为何隐居,她回以微笑:“世事如浮云,我只求清净。”当年六月,她端坐蒲团,合掌而逝,终年六十二岁。戴季陶跪守灵前,叩首如捣,外人赞他深情,其实他心知,那是敬,更是愧。
丧事办完不久,他便筹备与赵季官的婚礼。有人低声议论,他充耳不闻,仿佛要在岁月残余里抓紧最后一点柔情。可现实很快给了他一记闷棍。新婚不过数月,赵季官突发脑溢血,半身不遂。她躺在洋房的里间,看着昔日洒脱的丈夫愈发焦躁。每到夜深,戴季陶灌下一杯酒,坐在床前发呆。她拉住他的手,勉强笑:“别担心,我只是站不起来了。”他却转身抽烟,只留下一片沉默。
1948年冬,同僚陈布雷饮弹自尽,这件事让他彻夜失眠。国民党政局日颓,重庆战火渐近,上海股市震荡,所有消息像铁锤砸在他本就脆弱的神经上。那一年,他的日记里只剩一句反复出现的字:“倦。”
进入1949年初夏,广州成了短暂的陪都。医疗队给他开了镇静片,他却嫌剂量过轻。有人劝说,他冷笑:“用不着操心,我自有分寸。”深夜的药片,堆成一座小白山。他把药一股脑送入口中,倒水仰头,不再回望。
数日后,人们才敢对赵季官透露噩耗。“他走了,你可要保重。”侍女轻声安慰。躺在病榻的她先是呆愣,随即嚎啕,伸手去够床头剪刀,口中不断重复:“我跟他走。”慌乱中被夺下工具,医生紧急施救,总算捡回一命。然而身体的拘束、精神的绝望,像铁链缠身。1950年仲夏,她在阴雨夜合眼,无声无息。
当年有人替这段离奇的婚姻作注:“一将功成,玉碎香残。”也有人调侃,“英雄难过情关”。无论外界如何评说,历史留下的不过冰冷数字:一个投江、一次再婚、一次自尽、一次瘫痪。繁华散尽,只余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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