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有几个国家，历史上长期受中国文化影响，汉字、传统习俗、典章制度都曾深深扎根在它们的社会里。
但近代以来，这些国家出于各种原因，纷纷开始刻意切断与中国的文化联系，走上了“去中国化”的道路。
其中有四个国家做得最彻底，有的甚至完全倒向西方，彻底改变了自身的文化底色。
这些国家的做法背后，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考量，我们一步步说清楚。
新加坡是这四个国家里最特殊的一个，它七成人口都是华人，本应和中华文化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但如今却是彻底西化、去中国化最决绝的国家。
早年间，新加坡的华人还保留着说华语、过中国传统节日的习惯，华文学校也很普遍。
但1965年新加坡被迫独立后，处境让它不得不做出艰难选择。
当时新加坡身处东南亚，周边都是马来族、伊斯兰国家，如果强调华人身份和中华文化，很容易被邻国猜忌孤立，甚至面临封锁。
而且新加坡国土狭小，没有自然资源，只能靠国际贸易和吸引外资生存，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成了它必须抓住的工具。
为了融入西方体系，新加坡果断把英语定为官方语言和学校的主要教学语言，华文课沦为辅助科目，只教简单的日常沟通，根本不涉及中华文化传承。
曾经著名的华文名校南洋大学，也因为不符合国家的发展方向被关停。
几十年下来，新加坡的变化十分明显，年轻人日常交流、工作办公都用英语，就算是华人家庭，很多孩子也只能说几句简单的华语，读不懂中文书籍。
春节虽然还在过，但只剩下贴春联、舞狮的表面形式，多数年轻人不知道这些习俗背后的寓意。
现在的新加坡，在制度、思维方式上都完全贴合西方，经济发达，社会治理也采用西方模式，成了一个“华人面孔、西方内核”的国家。
这种彻底的西化，是新加坡为了生存做出的无奈选择，换来了国家的稳定发展，却也让华人的文化根脉越来越淡。
韩国在“去中国化”上折腾了半个多世纪，力度之大让人瞩目。
历史上的韩国，上千年里都把汉字当作官方文字，公文、史书、家谱全靠汉字记载，民间使用的谚文只是辅助工具。
儒家思想也深深影响着韩国的社会秩序和家庭观念，传统节日、礼仪都和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
二战结束后，韩国为了摆脱之前的殖民阴影，强化自己的民族认同，把“去中国化”当成了塑造国家身份的重要手段。
1948年韩国颁布《韩文专用法》，规定政府公文和法律条文必须用韩文，禁止出现汉字。
1970年更是下令中小学彻底停教汉字，公文、街道路标全改成纯韩文。
2005年，韩国把沿用了519年的首都中文名称“汉城”，改成了音译的“首尔”，就是怕留下一点中国痕迹。
可这样的激进做法带来了很多麻烦。
韩语里七成词汇都源自汉字，而韩文是表音文字，很多同音异义的词根本区分不开。
比如“医生”和“义士”读音写法都一样，写在法律文书或者医疗记录上，很容易造成误解，甚至引发纠纷。
更严重的是，年轻人看不懂自家古迹上的汉字石碑，也读不懂祖上留下的汉字家谱，和自己的历史断了联系。
现在韩国开始反思，大企业招聘时，懂汉字成了加分项，中小学也逐步恢复了汉字选修课，但半个世纪的文化断层很难弥补。
现在学汉字大多成了精英家庭的“特权”，想要重新找回文化根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越南的“去中国化”，更多是被殖民历史推着走的被动选择，但后续的做法也让它和中国文化彻底拉开了距离。
从秦汉时期开始，汉字就传入了越南，之后上千年里，汉字一直是越南的官方文字，科举考试、文学创作都离不开汉字，越南甚至还在汉字基础上创造了喃字。
汉朝时期，交趾太守锡光、九真太守任延在越南传播汉字和儒学，东汉末年的交趾太守士燮更是治理当地40年，大力推广儒学，被越南旧史尊为“士王”。
那些年里，越南的朝廷谕旨、公文、史书都是用汉字书写的，小孩读书也和中国一样，从《三字经》开始，再学四书五经。
19世纪法国殖民者入侵后，为了切断越南与中国的文化联系，方便自己统治，就强行推广用拉丁字母拼成的“国语字”，一步步取代汉字。
越南独立后，为了强化民族独立身份，正式把国语字定为唯一官方文字，彻底废除了汉字教育。
这样做虽然让越南的识字率快速提升，但也造成了严重的文化断层。
现在越南的年轻人，看着古迹上的汉字石碑、祖上的汉字家谱，就像看天书一样。
研究自己国家的古代历史，只能靠专家翻译的二手资料，还容易出现错误。
近年来，随着中越经贸往来越来越密切，懂汉语、认汉字的年轻人在职场上越来越吃香，民间也兴起了学汉字的热潮，但这大多是出于实用需求，不是为了文化寻根，百年的文化断层很难真正补上。
蒙古国的“去中国化”，带着强烈的外部干预色彩，过程十分彻底，甚至到了刻意篡改历史的地步。
很多人以为蒙古国自古就和中国离心离德，其实这是被塑造的假象。
从蒙元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开始，蒙古民族的认同里就有了中国印记。
明朝中期的俺答汗，一直渴望得到明朝的册封，1571年被明穆宗封为“顺义王”后，开放了边境互市，呼和浩特就是当时建起的“归化城”，成为蒙汉贸易的核心。
清朝时，蒙古各部通过盟旗制度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清帝既是中原的皇帝，也是蒙古的“博格达汗”，满蒙联姻成为常态，蒙古王公还能进入军机处参与国家决策。
那些年里，蒙汉文化深度交融，牧民家的奶豆腐做法、刺绣上的盘长纹和云纹，都和中原地区有着深厚渊源。
1921年外蒙古脱离中国后，苏联一直担心这个“卫星国”会重新倒向中国，因为斯拉夫人与蒙古人在人种、宗教、文化上毫无亲缘关系，而外蒙与中国有六百多年的羁绊。
为了让外蒙古彻底成为自己的缓冲区，苏联主导了一场全方位的“去中国化”清洗。
首先从文字下手，1941年斯大林下令禁用与中国文化有渊源的传统回鹘蒙文，要求改用基于俄语西里尔字母的“西里尔蒙文”，1946年正式废除传统蒙文，学校、政府文件、媒体都必须使用新文字。
短短几年里，大量传统蒙文典籍被当作“反动材料”焚烧，1947年乌兰巴托就有超过十万册老蒙文书籍被销毁，现在全国能完整读懂传统蒙文的人不超过50个。
文字之外，历史叙事也被大幅篡改。
成吉思汗原本是蒙古民族的精神象征，其建立的蒙古帝国与中国历史紧密相连，可在苏联的干预下，教科书里的成吉思汗变成了“压迫劳动人民的阶级敌人”，祭祀活动被禁止，灵位和塑像被拆除。
苏联还强行将乔巴山、苏赫巴托尔塑造成蒙古人的“新祖先”，在全国各地修建他们的雕像。
赫鲁晓夫时期，又突然“平反”成吉思汗，把他包装成“从中国金朝统治下解放蒙古的英雄”，刻意制造蒙汉对立。
这种对历史的刻意遮蔽和篡改，让蒙古国的年轻人对自己的真实历史越来越陌生，中国认同被彻底清洗。
这四个国家的“去中国化”，背后都有各自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考量，有的是为了生存，有的是为了强化民族认同，有的是被外部势力裹挟。
但无论原因是什么，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文化断层、历史记忆丧失、身份认同困惑，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它们。
文化根脉不是想断就能断的，盲目割裂历史，往往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正视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在传承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才是更稳妥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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