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冬天，重庆那边发下来一道命令，让不少人都摸不着头脑。
那是给死人升官的，对象是曹锟，追认陆军一级上将。
给出的评语就四个字：“爱国守节”。
这事儿搁当时，怎么看怎么别扭。
曹锟是什么人？
那是民国出了名的“买票总统”。
1923年那会儿，这老头儿为了过把总统瘾，掏了1350万现大洋，给国会议员一人塞了两万，硬是把选票给买通了。
在那个乱糟糟的年月里，他的名声早就烂大街了。
这么一个拿国家名器做买卖的旧军阀，临了怎么就成了“守节”的硬骨头？
说到底，是因为他在人生最后的那几年，窝在天津那个不起眼的小院子里，把一笔账给算明白了。
帮他理清这笔账的，不是什么谋士高人，而是家里一位唱戏出身的姨太太。
1935年，天津英租界，东马路32号。
这儿就是曹锟晚年的窝。
院墙垒到了三米高，门口戳着两个哨兵，可这也挡不住日本人那股子贪婪劲儿。
那阵子，伪满洲国刚弄起来，大特务土肥原贤二正满世界物色华北的傀儡头子。
曹锟虽说早就下台了，但在北洋那帮老弟兄里还有点分量。
日本人打的算盘是，借他那张“前总统”的旧脸皮，给即将登场的伪政权贴金。
3月里的一天，门铃被人按响了。
门口来了两个穿便装的，嘴上说是“东北救国联合会”的，其实底细大家都清楚，就是土肥原贤二派来探路的狗腿子。
那时候曹锟的日子并不好过。
家底快掏空了，大老婆早就没了，另外三房姨太太卷着细软带着孩子跑了个干净，身边就剩下一个四姨太刘凤玮陪着。
这一刻，摆在曹锟面前的诱惑实在太大。
只要把门打开，虽说得背个骂名，但这荣华富贵立马就能回来，他又可以是那个呼风唤雨的大帅；要是不开这门，那就得接着在租界里过那种为了几毛钱菜金都要计较的穷酸日子。
卫兵跑进来报告的时候，曹锟心里真犯了嘀咕。
按后来的说法，他大概迟疑了十秒钟。
作为一个搞了一辈子投机的老油条，他本能地想听听对方能开出什么价码。
就在他嘴皮子一动，刚想让人开门的时候，一只手死死按住了他。
出手的是刘凤玮。
这个女人平日里没多少话，可那天她没穿光鲜的旗袍，裹着件洗得发白的棉布衫，那眼神冷得能掉冰渣子。
她就问了一句：“你想见他们？”
曹锟没吭声。
紧接着，刘凤玮甩出了一句把后路堵死的话：
“你要是敢开门，我现在就死给你看。
你开一次，我死一次。”
这话听着像是撒泼，可她真没开玩笑。
早在1931年“九一八”之后，刘凤玮的心性就变了。
她有个远房表亲叫柳永年，被日本人抓去当苦力，最后活活埋在了吉林的荒地里。
从那天起，这位曾在戏台上唱《霸王别姬》的角儿，心里就扎进了一根拔不出来的刺。
曹锟盯着她看了半天，最后那扇门还是没敢开。
转过天来，天津的报纸上登了个不起眼的消息：某位前任大员拒绝会见“东亚来的朋友”。
那天晚上，刘凤玮给他端上来的是红薯稀饭，桌上连碟咸菜都没有。
这位曾经锦衣玉食的大总统，端起碗来喝了个底朝天。
这笔账，直到这时候他才刚开始琢磨过味儿来：有些钱，哪怕是饿死，手也不能伸。
到了1936年深秋，日本人换了个套路。
这回派来的不是生人，是齐燮元。
这人是曹锟当年的老部下，干过直鲁联军副总司令。
如今摇身一变，成了伪“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红人，铁了心给日本人当狗。
齐燮元来的时候挺讲究，没穿军装，提留着两盒天津狗不理包子，外加一盒三鹿奶粉，站在大门口嚷嚷：“老帅，我来看您了，咱不谈公事，只叙旧情。”
这一手挺阴的。
嘴上说“不谈公事”，其实这就是最大的公事。
只要曹锟跟他见了面，明天报纸头条准是“曹齐会晤”，日本人的宣传目的也就达到了。
见，还是不见？
按江湖规矩，伸手不打笑脸人，何况还是昔日的老部下。
换做旁人，可能就抹不开面子把人放进来了，喝口茶，打个哈哈送客。
可刘凤玮压根没给曹锟这个当烂好人的机会。
她让门房传了一句话，那话糙得要把人噎死：
“让他滚蛋。
你不是来看人的，是来看脸的，可惜你的脸早就让你自个儿卖了。”
齐燮元在门口愣了两分钟，最后只能灰溜溜地走了。
那天夜里，曹锟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捧着本《春秋左传》看了一宿。
第二天大清早，他对刘凤玮说了这么掏心窝子的一段话：
“我年轻那会儿，也想干点正经事，后来路走歪了。
现在这把岁数，不能再往歪路走了。”
这是一个老军阀的自我反省。
他心里清楚，这辈子干过的缺德事不少，贿选、打内战、捞钱，这些烂账赖不掉。
但他现在给自己划了一条死线：我可以坏，但绝不能当汉奸。
前者那是私德有亏，后者那就是民族罪人。
这条底线，是刘凤玮帮他死死守住的。
日子晃到了1938年春天，局势那是越来越紧。
这回，日本人没耐心了，直接摊牌。
高凌蔚登门了。
这人当年是曹锟在直隶省的钱袋子——财政厅长，现在是伪北平政务厅的大汉奸。
这就是赤裸裸的逼宫。
当时曹锟正在听收音机，里面刚播完台儿庄那边的战况。
他虽然半边身子瘫了，但那股子精气神还在。
高凌蔚一进屋就鞠躬，脸上笑得跟朵花似的。
接下来的场面，谁也没料到。
曹锟抓起桌上的大烟枪，照着对方就砸了过去。
人没砸着，把旁边的瓷缸子给砸了个稀巴烂。
“你当了汉奸，还敢跑来劝我下水？”
那个曾经在名利场上八面玲珑、谁都不得罪的“曹三傻子”，在那一瞬间，仿佛找回了当年带兵打仗时的血性。
他吼了一嗓子：“滚！
给我滚得远远的！”
高凌蔚吓得抱头鼠窜。
事后，曹锟瘫在椅子上，气得手直哆嗦。
他让刘凤玮把那台老掉牙的晶体管收音机搬到跟前，调了一下午的信号，总算是听清了台儿庄大捷的确切消息：李宗仁打赢了，几万鬼子尸横遍野。
老头子听着听着，眼圈就红了。
他咳了一声，说了这辈子最明白的一句话：
“我这人算不上好人，但我不想死在日本人手里。”
随后，他从抽屉里摸出一封早就写好的信，纸上就六个字：“谢绝一切邀约。”
他把信递给刘凤玮：“你收好了，以后再有谁来，就拿这个堵他们的嘴。”
1938年秋天，曹锟身子骨不行了。
日本人最后一次派人来，不是为了劝降，就是想来看看这个倔老头断气了没有。
可他们连大门都没进去。
门口贴着一张泛黄的白纸，上面是用毛笔写的八个大字：谢绝一切接见，一生不见。
落款写的是刘凤玮。
曹锟躺在病榻上，把两个儿子叫到跟前，临终只留下了一句硬话：
“谁要是敢替我见日本人，我死了也不原谅他。”
儿子跪在地上答应了。
刘凤玮坐在床边，一边给他擦着虚汗，一边轻声念叨：
“台儿庄那仗咱们打赢了，你安心走吧，中国人，不是个个都怕死的。”
曹锟咽气了。
他走后，刘凤玮没给他穿什么绫罗绸缎，也没搞什么披麻戴孝。
她翻箱倒柜找出了一件旧军装，那是曹锟当年在直隶督军府穿过的。
军章早就褪了色，扣子还掉了两颗。
刘凤玮硬是坚持给他套上了这身行头。
她说：“这件衣裳不能扔，起码这上面没沾过日本人的油水。”
回头看看曹锟这一辈子，大半时间都在算计。
算计官位，算计大洋，算计地盘。
他拿钱买总统，成了民国史上的笑柄；他打内战，搞得老百姓遭殃。
要是故事只讲到1931年，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反面典型。
可就在最后这七年，在那个冷清的小院里，在那个唱戏女人的逼迫和陪伴下，他做成了这辈子唯一正确的一笔买卖。
他用晚年的穷困潦倒，换回来一个“不当汉奸”的盖棺定论。
国民党政府那张“陆军一级上将”的追封令，或许带着点政治宣传的意思，但老百姓心里的那杆秤是准的：
这人是个军阀，是个政客，甚至算是个坏人。
但他骨子里是个中国人。
至于那个叫刘凤玮的女人，历史上没人给她追封，也没给她评烈士。
她后来只留下了一句话：
“要是有人问起，就说我死过一回，死在那年日本人敲门的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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