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
对宋襄公的评价，古来就分为两派。一派以公羊高为代表，赞赏宋襄公。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上的表现，让公羊高刮目相看。所以他在《公羊传》中评价道：“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可见以公羊高的评价，宋襄公是乱世中的一股清流，是“周礼”的“卫道士”！
《公羊传》中的这段话，翻译成今天的说法就是：大凡君子，对于“不鼓不成列”这样的精神，是高度赞赏的。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上的表现，可谓是“临大事而不忘大礼”的典范。如此之人，即使周文王再世，也不过如此！哎，可惜可惜！乱世之下，虽有宋襄公这样的君主，却没有人追随他！
但是，对于公羊高的赞赏，大文学家苏轼是很不以为然的！在苏轼看来，宋襄公就是个欺世盗名的伪君子！他在他的《宋襄公论》一文中指出，宋襄公不过是王莽之流，唯一不同的是，宋襄公的欺世盗名并没有成功！
在苏轼看来，“宋襄公执鄫子用于次睢之社”是“戕一国君若犬豕然”，如此暴行而能忍为之，是天下还有宋襄公不忍去做的事吗？故而，苏轼是不会相信泓水之战上，宋襄公的失败是因为爱怜楚国士兵，而“不鼓不成列”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苏轼认为宋襄公的那些仁义说辞，只不过是为了掩饰自己无能寻找的借口罢了！
其实，苏轼的观点，与《左传》作者是高度相合的！证据有三：
第一，是《左传》鲁僖公十九年中关于“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的记载。这一记载，反映了三个方面的指向，其一是宋襄公的虚伪。“用鄫子于次睢之社”的主意出自宋襄公，但他却让邾文公去实施。这反映的当然是那种敢做不敢当的样子！其二是宋襄公的残忍。按照司马子鱼的批评，是“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这里的“而况敢用人乎”六字，充分反映了宋襄公的残忍！其三，为了证实宋襄公的确残暴，司马子鱼在他的批评中，还把宋襄公和齐桓公做了一番比较。“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
第二，同样是在《左传》鲁僖公十九年，记载宋国出兵围困曹国时司马子鱼对宋襄公的批评。在这次批评中，司马子鱼告诉宋襄公，什么才是周文王真正的用兵之法。“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这段话说明，周文王是以有德而伐无德，德不足则退而修教以明德，是以德服人。其所针对的大约是两点，其一是宋襄公所谓的“古之为军也，不鼓不成列”之说，其实是一个“缺德”之人毫无根据的一派胡言。其二是针对公羊高所谓的“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的谬赞。《左传》以宋人围曹为例，指出宋襄公是以力伐人，是无德而不修德教，比之周文王，是大谬不然！
第三，《左传》通过塑造公子目夷的高大形象，以及公子目夷和公孙固对宋襄公的一系列批评，充分揭露了宋襄公嫉贤妒能、刚愎自用以及顽劣无知的本真特点。公子目夷让位宋襄公，辅佐宋襄公，良言相劝宋襄公，宋襄公不但不感恩，还一步步把公子目夷从宋国的核心层排挤出来。宋襄公刚愎自用，与楚国大军对阵泓水，导致兵败身丧，竟不思反省，却以高调自我麻痹，这纯属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烂人！
因此，“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耇，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
这，才是真正的古人为军之道！
孟子曰：“口言道，身行恶，国之妖。”以这句话观察宋襄公的言行，他不但是一个伪君子，更是宋国之“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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