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春天，北京的风还带着寒意。中南海小礼堂里，年近八旬的毛泽东坐在椅子上，缓缓转动身子，望着面前这位头发渐白、腰背仍挺得笔直的老将军，突然问了一句：“当年咱们一同上井冈山的，现在还有多少人？”
一旁的工作人员记得很清楚，陈士榘愣了一下，随即回道：“大概还有二十多个人。我们这些人能活到现在，都是托了毛主席的福。”毛泽东摆摆手：“这就不对了，是托了共产党的福，我们都是托了共产党的福气。”这几句简单的对话，既像战友间的闲谈，又像对数十年风云往事的一次静静盘点。
把时间往前拨，将近半个世纪。那时的陈士榘，不过是个刚刚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战士，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还紧张得连敬礼的动作都做不出来。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年轻人后来会经历井冈山、长征、抗战、解放战争，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主持“两弹”基地工程，走完一条漫长而曲折的“军旅新长征”。
有意思的是，陈士榘这辈子的很多关键节点，都和毛泽东紧密相连：从井冈山上的入党仪式，到延安医院病床旁的一封慰问信，再到建国后在核试验场背后的工程营盘，以及那次1973年的会见。把这些片段串在一起，就能看得更清楚：一个将领的成长，一代人的命运，是怎样与中国革命的大趋势、与一位领袖的目光联系在一起的。
一、从黄土坡军营，到文家市村口的“长发先生”
1909年4月14日，陈士榘出生在湖北武昌黄土坡新军军营。出生地有点特别，不是普通街巷，而是军营——他的父亲陈午霆曾是新军工兵管带，后来参加辛亥革命。家里从小就有“兵”的气息，谈得最多的，是清末新军、武昌起义和“改朝换代”的故事。这种耳濡目染，让陈士榘很早就对“打仗、变天下”有了一种模糊的向往。
1927年，形势急转直下。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7月汪精卫又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从城市蔓延到乡村。湖北一带的革命者纷纷遭到追捕，陈士榘因为参与农民运动，还杀过所谓“二八地主”，被夏斗寅当成“暴徒”通缉。躲进叔父陈雨苍在武昌的住所，也算是捡回一条命。
陈雨苍是德国留学回来的医学博士，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正是这位叔父，将陈士榘领进董必武主办的湖北省共产主义青年团学校。短短几个月，形势再次变化，这所团校被迫停办。随后，按照组织安排，一批青年被编入卢德铭统率的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第2营，陈士榘被分在2营5班，与何长工、熊寿祺同班，从此成为一名身佩钢枪的革命军人。
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主张把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结合起来，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起义。9月，警卫团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师，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陈士榘随部参加秋收起义，分散作战的部队接连受挫，会攻长沙的计划未能实现，只好向浏阳文家市一带转移。
就在文家市，一个看似平常的白天，一个站岗放哨的小战士，迎来了他命运中最重要的人。
那天轮到陈士榘在村口值星，他远远望见一位头蓄长发、身穿蓝布长衫的“先生”，个子高挑，头发有些乱，走起路来还略带跛脚。衣着朴素，却精神饱满，尤其是一双眼睛，格外有神。来人自报姓名，说要找卢德铭总指挥。陈士榘仔细打量，心里有点嘀咕：这个人看着不像普通人。
来人呵呵一笑：“小同志，你在值班，不能离岗。你找一个同志来，我们一起去见卢总指挥，好吗？”语气温和，却极有分寸。
不大的工农革命军队伍里，“毛泽东”这个名字已经不陌生。陈士榘虽然没见过真人，但一听这个自报姓名，不由得心头一震，只是年轻，又有点紧张，一时没敢贸然行礼，只匆匆领他去里仁学校。巧的是，迎面碰上三营的杨立三。
杨立三一眼认出，激动地说：“润之同志，我们可盼你来了，卢总指挥他们正等着你哩！”回身悄悄对陈士榘说：“他就是毛泽东，中央派来的毛委员！”陈士榘听到“毛委员”三字，心里像突然点亮了一盏灯，很想立刻站直、敬个标准军礼，却发现右手怎么也抬不起来，紧张得有些发抖。
这段小小的插曲，陈士榘后来回忆一辈子。那个长发、蓝长衫、略跛脚的“毛委员”，在文家市村口出现，也是在那时，秋收起义的方向开始发生实质性的转折。
不久之后，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上，毛泽东面对着大约一千五百名起义官兵和当地干部群众，提出了“上山当大王”的想法。对很多刚进革命队伍的青年来说，这种说法一度听得云里雾里：反动派正在到处骂他们是“土匪”，为何自己反倒要“上山当大王”？
毛泽东解释得很直白：中国历代王朝都没能真正解决“土匪问题”，原因在于中国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山林广阔、统治力量鞭长莫及。这种客观条件，反过来可以被革命利用——占据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在“打不烂、拖不垮”的游击战争中积蓄力量。他指出，革命武装与普通土匪不同，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和纪律，并不是打家劫舍，而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
这些话，当时的陈士榘未必全部理解透，只是“推翻旧统治”“人民做主人”几个意思，深深印在心里。在白色恐怖压得人喘不过气的时候，听到有人把一条路讲得那么具体，不得不说，那种振奋感，很难用简单的语言概括。
二、井冈山的誓词，长征路上的伤疤
1927年10月，部队向井冈山方向转移。经过酃县十都，抵达桂东水口，部队司令部驻在朱家祠堂。不起眼的老房子里，很快发生了一件让陈士榘刻骨铭心的事。
一天晚上，他在党代表何挺颖的带领下，走进水口街一个祠堂的阁楼。屋里摆着几条板凳，北墙边一张方桌，上面挂着两条红纸，油灯下泛着微黄光亮。红纸上写着入党誓词和三个外文字母——“CCP”。对这几个字母，多数人并不熟悉，毛泽东专门解释：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缩写。
人到齐后，毛泽东站起身来，宣布入党仪式开始。介绍人逐个汇报新党员的基本情况，轮到陈士榘所在一组时，毛泽东走到面前，用半问半聊的口气说：“你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回答并不华丽，只是“要翻身，坚决革命”之类朴素的词句，却个个坚定。毛泽东满意地点头，随后带领新党员举起右手宣誓，声音洪亮：“牺牲个人，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那晚的宣誓，影响了陈士榘此后一生的选择。井冈山斗争时期，他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经历了艰苦游击岁月。敌人“围剿”、物资匮乏、山中生活艰难，这些后来提起，只剩一句“条件很苦”，当年在山沟里挨饿、转战的细节，已经很少细说。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虽然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在战场上却并不喜欢亲自端枪。他更多把精力放在指挥、谋划和动员上。陈士榘后来回忆，一次他作为红一军团参谋处长，在战斗中缴获了一支女式袖珍手枪，造型精致，被战士们叫作“掌中宝”。他先送给军团长林彪，林彪又转献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也没多看，随口说了一句：“待我用它之际，红军早就完了！”这句略带玩笑的话，背后其实是清醒的判断：一旦到了领袖必须亲自上阵拿枪拼杀的地步，整体局面基本到了危急边缘。
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那一年，陈士榘在战斗中遇到人生中最重的一次伤。他正在指挥作战，一发炮弹突然落在身旁，巨大的爆炸把他掀翻在壕沟里，当场昏迷。醒来后才知道，从头到脚左侧有九处受伤，左臂骨折并嵌有弹片，左耳鼓膜被震破，几乎听不见声音。这样严重的伤势，在当时的条件下，能活下来本身就是幸运。
伤重的陈士榘被辗转送到延安拐峁军队医院治疗。某一天，一位女战士骑马赶到医院，自报是来慰问他的，还特别提到“主席让我来看望你和王耀南同志”。她递过一封信和两百元慰问款，信封上“陈士榘同志启”几个字苍劲有力，落款“毛泽东”三个字一目了然。
信不长，却写得情真意切。言辞中既有对他负伤的慰问，也有对早日康复、重新回到前线的期望。陈士榘看完，眼眶发热，一时间说不出话来，胸口翻涌的，是一种既羞愧又激动的情绪——羞愧在自己还躺在病床上，战友们仍在前线流血；激动在领袖亲自写信探望，让一个中层指挥员真切感觉到，自己的付出被看见、被惦记。
他把慰问款交给警卫员管理，却把那封信珍藏在身边。后来伤愈出院，考虑到以后仍要上前线，难免生死未卜，担心如果牺牲，信件流失，便同意交给负责宣传工作的肖向荣妥善保管。建国后，他专门找肖向荣打听那封信，却被告知不慎遗失。谈起此事，他心里一直很后悔，觉得当年的担心有些多余，如果一直贴身保存，也许就不会丢。
毛泽东对陈士榘的关心，并不仅止于战伤慰问，还有一件看似琐碎的小事——牙病。第一次反“围剿”后，陈士榘患严重牙疾，不得不拔掉。紧接着参加第二次反“围剿”，又是连战连捷。打胜仗固然痛快，但牙齿问题却越来越严重。长期在前线转战，根本没有条件镶牙。长征途中的环境就更不用说了，缺医少药，连伤口都难得到及时处理，更别提口腔修复。
直到1938年午城井沟战役负重伤，送往延安治疗，他才得空提出镶牙的请求。医院条件非常有限，所需金属材料还得由中央专门批。毛泽东在批示中同意给他拨一点金子，让他治牙。即便如此，在延安当地还是难以完成。待伤情稍好，他被安排坐车去西安，在叶剑英帮助下找医院，几次治疗效果并不理想。
1946年秋，他赴重庆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工作，顺带提起牙齿问题。周恩来自然记得这位老红军的经历，特意让邓颖超联系了一位当地名医，亲自介绍陈士榘前去诊治。这位医生了解他一路治牙的曲折经历后十分感动，用心为他诊疗，终于解决了多年困扰。
这些看似“小事”的插曲，折射的是当年革命队伍内部那种朴素的人情味和上下之间的信任。对陈士榘这样经历无数战火的军人来说，身上留下的伤疤，既是战争的印记，也是他与那段岁月、与那些人物之间牵连不散的证据。
三、从战场到戈壁，新的“长征路”
新中国成立后，陈士榘并没有离开军队。随着部队序列调整，他担任工程兵领导职务。1958年4月，一项事关国家命运的新任务摆在他面前——主持“两弹”基地试验工程建设。这个任务，与其说是换了战场，不如说是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线。
当时的国际环境非常严峻。核武器已经成为大国博弈的关键筹码，有没有自己的原子弹、导弹，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说话的分量。毛泽东在同年5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用手比划着原子弹的形状，半开玩笑却又极认真地说：“原子弹嘛，就是这么大个东西。没有这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好吧，我们就搞一些氢弹和原子弹，我看用十年的功夫完成是有可能的。”
“两弹工程”由此全面提上日程。在组织安排下，陈士榘暂时将工程兵司令员岗位交由副司令员徐德操负责，自己带一支三十多人组成的小队飞赴大西北，根据中央军委决定，以原志愿军19兵团机关和工程兵指挥机构为基础，组建特种工程指挥部。他担任司令员兼政委，主要任务就是为“两弹”试验场建设提供工程保障。
那几年，大漠深处、戈壁荒滩成了他们新的“战区”。风沙日夜肆虐，生活条件艰苦，但工程进度不能停。1960年9月10日，苏联专家刚撤走不久，中国自己用国产燃料发射的第一枚弹道导弹试射成功，打破了外界对中国“离不开外援”的判断。同年11月5日，我国自行制造的另一枚导弹在发射塔上竖起，聂荣臻亲赴现场。上午9点，指挥所一声“点火”，导弹呼啸而起、准确命中预定目标。聂荣臻激动得热泪盈眶，张爱萍跳起来欢呼，陈士榘则忍不住大喊：“我们的工程建设没有问题！”
这句话看似简单，其实包含了工程兵在极端条件下建造发射场、阵地设施、测控系统等一系列艰苦工作的成果。在那片荒漠里修出来的，不只是几座塔架，而是一整套国防尖端工程的基础。
1958年9月27日，北京郊外中国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正式交付使用，第一批国产放射性同位素从反应堆中产生。消息很短，却给远在戈壁的工程部队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大家都清楚，这些实验设备运转起来，意味着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链条，开始真正打通。
1964年10月16日14时59分40秒，罗布泊上空出现刺眼白光，一团巨大的火球升起，紧随其后的是轰鸣声和蘑菇云。那是新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的时刻。爆心区域，铁塔被炙烤扭曲，飞机模型化作白色骨架，阵地和工事被摧毁。各专业技术人员忙于记录和分析试验效果，而在许多亲历者心中，那一刻更像是多年来艰辛投入的一次集中回响。
两个小时后，人民大会堂内，《东方红》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演出结束，周恩来当着演员和工作人员宣布：下午三时，中国在西部地区成功爆炸一枚原子弹。消息传出，全国震动。世界也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新兴国家的实力。
在这些重大节点背后，有一支默默无闻的建设大军。风餐露宿、高温严寒、物资短缺，这些情况在公开报道中很少细说，但对参与者来说却是每天必须面对的现实。陈士榘作为特种工程的主要指挥者之一，可以说是在戈壁上又走了一次“长征”，只不过这一次面对的不是围追堵截的敌人，而是技术难题和恶劣自然条件。
1964年，在首都军民新年联欢晚会上，毛泽东特意走到首都驻军领导人中间，握住陈士榘的手，笑着说：“祝贺你们，你们做窝，他们下蛋。我们中国人说话算数了！你们都立了大功。”这句形象的比喻，很清楚地点出工程兵与科学家之间的关系：前者负责“做窝”——建设基地、修建设施，后者负责“下蛋”——研发、试验“两弹”。没有工程兵在茫茫戈壁筑起完整的试验体系，很难有后来那一连串成功的试验。
从井冈山的密林，到延安的黄土高坡，再到罗布泊的荒漠，陈士榘的人生轨迹看似不断变化，内在逻辑却始终紧扣“服从革命需要”这六个字。这一点，与当年入党宣誓时的承诺，一脉相承。
四、中南海一问，晚年一答
把目光再拉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1973年春天。那年，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形势需要，对军队领导班子作出调整，并决定调动八大军区负责人的职务。军委办公会议上，叶剑英宣布毛泽东将会见部分将领。陈士榘就在被接见之列。
中南海小礼堂里，毛泽东已经年迈。那时距他在井冈山给年轻战士主持入党仪式，已经过去四十多年。握手时，他笑着对陈士榘说：“陈士榘同志，如果说党内有山头的话，我们还是一个山头呢，都是井冈山的。”这句话听上去轻描淡写，实际上点出一个事实：经历过井冈山斗争的那一批人，到七十年代初，能健在并仍在军政要职上的，已经不多了。
紧接着，就是那句发问：“当年咱们一同上井冈山的，现在还有多少人？”这是一个既带感情又带思考的问题。不用细说，陈士榘心里很明白：从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到红军长征，再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许多熟悉的名字倒在路上，名单一长串写下来，恐怕没人愿意轻易打开。
陈士榘给出了“大概二十多个人”的回答，并说“我们这些人能活到现在，都是托了毛主席的福”。毛泽东摆手纠正，说“是托了共产党的福”，等于把个人恩情又往集体、往组织上推。这种说法一方面是他的政治立场，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一种共同体意识——个人命运离不开大环境和组织的安排，谁都不是凭一己之力走到今天。
谈到军队领导班子的调整，毛泽东特别提到“要多用第四方面军的人”。这句安排背后，是对长期以来不同红军序列之间关系的考量。陈士榘当场表示理解和赞同：“毛主席的想法我很理解，也很有道理。”毛泽东又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你的风头已经出够了，在华东战场上的几场打仗不错。”这里提到的，是他在解放战争时期在华东野战军系统里指挥过的几次重要战役，等于给他的过去“打仗史”做了一个简短肯定。
告别时，陈士榘郑重敬礼，祝毛泽东“健康长寿”。然而人终有寿数。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这一代革命集体的核心人物离开历史舞台。对于许多老红军来说，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真正翻页。
进入九十年代，陈士榘的身体大不如前。1995年2月，他因心脏病复发病情加重。在病榻上，他常常向身边人回忆井冈山时期的艰苦生活和长征路上的种种细节，说得最多的，是战友之间那种“亲密无间的战斗友情”和“艰苦奋斗的乐观精神”。他提到，当年生活条件极为艰难，物质匮乏，却能在极限环境下保持团结和士气，这种精神本身就是巨大的力量。
有一次，妻子轻声问他：“这一辈子，你最爱的人是谁？”这个问题听上去有几分生活化，却被许多人记住。陈士榘喘息间，用很微弱的声音回答了三个字：“毛主席。”这句回答并不是简单的感情流露，而是把几十年革命生涯中见过的、信服过的所有人物比较之后的一种心底选择。井冈山的入党誓词、延安病床旁的慰问信、戈壁工程一线的肯定，中南海会见时的那次发问，这些片段在他的记忆里交织在一起，最终在生命最后时刻凝成这一句。
1995年8月22日，陈士榘在北京病逝，终年八十六岁。从1909年出生，到1995年离世，他所经历的，是中国社会一百年间最剧烈变化的阶段。从清末新军军营里的孩童，到新中国工程兵的主要将领之一，他的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纠缠。
回到最初那个画面——1973年，中南海小礼堂，毛泽东问：“当年咱们一同上井冈山的，现在还有多少人？”这个问题，既像是在清点一个战斗集体的“幸存者”，也像是在无声地提醒：那些已经离开的名字，那些长眠于山林、雪地、戈壁的战友，才构成了这段历史真正的底色。
陈士榘晚年不断回忆井冈山和长征时期，并不是出于单纯的怀旧，而是清楚地看到：个人荣誉、功勋，终归要归入集体的长河中；那些看似遥远的山径、壕沟、简陋祠堂中的入党宣誓，塑造了后来无数决定性的抉择。井冈山时举起的右拳，延安病床上收到的那封信，罗布泊天空绽放的那一团火球，以及1973年那次看似随口的“还有多少人”，共同构成了他心中最重的一部分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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