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天的一个傍晚，纽约曼哈顿的街灯刚刚亮起，车流在高楼间穿梭，喇叭声此起彼伏。一位身材瘦小、步履稳健的东方中年女子，随着同伴走进白罗克博物馆的大门，很少有人知道，她曾在二十多年前的上甘岭坑道里，与美军在炮火间短兵相接。
这位女子叫刘禄曾。那一年，她51岁，已经脱下军装，在中国国际旅行社南京分社负责美大业务。这趟重回美国，是陪同江苏省副省长、著名教育家吴贻芳，前往参观早年求学时的母校。行程原本安排得井井有条，看似只是一次普通的公务参访，却在曼哈顿的一个夜晚，被一声突如其来的问候，意外地拉回到战火纷飞的岁月。
那声问候只有短短一句：“我是你的战俘。”语气激动，又带着久别重逢的惊讶。刘禄曾愣在原地，脑中闪过的不是纽约的霓虹，而是1950年前线坑道里的冷风和昏黄灯泡。
有意思的是，这场“偶遇”真正的起点，并不在1979年的美国，而是在更早的上海弄堂。
一、上海少女，到朝鲜战场的路并不直
1928年，刘禄曾出生在上海。那时的大上海，被称作“远东第一大都会”，十里洋场灯火通明，租界与里弄交错，西式教堂与石库门比邻而立。她的父亲和叔父在一家知名银行担任主管，家境殷实，在当时算得上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家庭。
家里兄弟姐妹多，她有一位姐姐、两位弟弟、两位妹妹。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投入颇大，全家孩子几乎都送进当时颇有名气的美办中学读书。校园里，英文课本、圣经故事、辩论会演讲交织在一起，年轻的学生们一边背着英文台词，一边在课后议论中国的出路。
1947年，19岁的刘禄曾，以优异成绩考入名声在当时可与圣约翰大学相提并论的东吴大学法学院，主修国际法。表面看，她的道路清晰而稳定——将来也许会做一名律师，或从事涉外工作。那时的人，很少会想到，一个法律系的女大学生，很快就会出现在战俘营的审讯室里，用英文与美军战俘面对面谈话。
时间推进到1950年。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全国百业待兴。10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海军和空军迅速介入，战火蔓延至中朝边境。很快，中国决定出兵，以“志愿军”的名义入朝作战。战争的范围和烈度骤然升级，俘虏、文件、无线电情报一起涌入志愿军的阵地。
这个时候，刘禄曾学了多年英文的专业背景，突然有了用武之地。
二、坑道里的女翻译，和一个拖鞋战俘的故事
对志愿军来说，1950年冬天的一个现实问题来得很直接：俘虏越来越多，文件越来越厚，语言却成了障碍。抓到的美军士兵听不懂中文，志愿军官兵也很难弄清对方的真实来历和意图，缴获的大量美军军事文件、宣传品，如果不能尽快翻译，就无法转化为有效情报。
于是，急需一批外语过硬的翻译。在这样的背景下，东吴大学的高材生刘禄曾，被选入志愿军第九兵团政治部敌军工作部，担任英文翻译。她领到了一件宽大厚实、足有几斤重的棉军装，从上海的课堂，走向北方的冰雪战场。
1950年底，她和另外二十多名战地翻译，跟随部队跨过鸭绿江，前往志愿军俘虏管理团收容所所在的山区村镇——志愿军称那里为“球场”。刚到不久，美军的飞机还不时在空中呼啸而过，低空扫射的声音伴着远处的炮火。翻译们顾不上适应环境，便被安排立即阅读缴获来的美军文件和宣传品，将之尽快译成中文。
志愿军在多次战役中取得主动，战俘人数增加，管理与审讯任务愈加繁重。作为翻译，刘禄曾不仅负责语言，还被安排参与战俘审讯和教育工作。那是一种特殊的“面对面”，双方曾在战场上兵戎相见，此刻却隔着桌子交谈。
一次审讯中，一个美军战俘突然哭了起来，连英文都说得结结巴巴。刘禄曾没有立刻逼问，而是换了个角度：“你在美国有父母吧？也许还有妻子和孩子。你想过没有，你为什么会来到朝鲜？离家这么远，冒着丢命的危险，到一个完全不属于你的国家，拿枪对准别人的父母、爱人和孩子？”
短短几句话，说得不激烈，却直指内心。那名战俘沉默下来，眼神游移，最后想到的，还是大洋彼岸等待他回家过圣诞节的家人。为了活着回去，他很快就配合交代了情况。不得不说，战壕里的争夺，常常是冷兵器；审讯室里，则是另一种“交锋”。
在众多战俘当中，有一个人的身影格外清晰。他经常穿着一双拖鞋，在牢房里来回走动，情绪低落，整个人看上去没有精神。这样的状态，很难不引人注意。刘禄曾决定单独审讯他。
查问之后，才知道他叫詹姆斯·柏特纳，来自佛罗里达，是美海军陆战第一师的士兵。审讯并没有一上来就针锋相对，因为很明显，他对战争本身并没有太多“理想主义”。在对话里，刘禄曾刻意放缓语气，像闲聊一样问：“听说你来当兵前，在一家餐馆当洗碗工，是吗？那你为什么会想到参军？”
柏特纳的回答颇为直白：“我因为偷车，要被判刑。他们跟我说，只要入伍，就可以免坐牢，还能拿到不错的薪水，于是我就签了字。”
这个原因并不光彩，却也不罕见。战场上的士兵里，有理想主义者，也有被生活裹挟、为了生计或摆脱惩罚而被推上战场的人。刘禄曾略微停顿了一下，随即反问：“偷车是犯罪，你觉得，上战场拿枪杀人，就不算犯罪吗？”
这一句话，让柏特纳明显愣住。他原本把自己的参军，当成一种“替代刑罚”和高收入机会。可战争背后那些无辜家庭的破碎，很少有人跟他说过，更不用说用这种方式直白指出。就在他陷入思考的时候，刘禄曾也逐渐意识到，这个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是可以被争取、被改造的。
几天后，战俘营接到命令，这批战俘即将后送。临行前夜，负责看管的志愿军战士向刘禄曾报告，说有个高个子的战俘不听安排，昨晚拒绝随队去后方背粮食。要知道，那时候战俘营的粮食紧张，口粮需要到十里外的后勤部门去背。为了公平起见，除伤病员外，战俘们也要参与背粮，规矩很清楚：不去背，就不能吃别人辛苦背回的饭。
起初听到这个情况，很容易以为是战俘闹情绪、故意抗命。刘禄曾当即赶过去查看，发现躺在床上的，正是柏特纳。她伸手一摸，额头烫得厉害，明显是在发烧。再看他蜷缩的姿势、发红的脸色，也不像装病。
刘禄曾立即请来军医，给他诊治，并把情况如实向战俘营营长汇报。营长经过了解，批准他不用参加背粮，还同意在后送途中允许他乘车，不必长途步行。
当把这个决定转告给柏特纳时，他沉默地看着眼前的这位中国女军人，眼眶里明显有了泪意。对于一个战俘来说，他本可以被当作“敌人”，被严格控制；然而，在这个小小的病房里，他得到的是一份实实在在的照顾。那种复杂的情绪，很难用几句翻译准确表达，但态度的变化，却从那以后慢慢显现。
随着时间推移，在柏特纳的带动之下，不少战俘开始主动交代情况，报告他们掌握的军事情报。人们常说“人心都是肉长的”，在战俘管理这个特殊领域，这句看似朴素的话，有时候比任何口号都实用。
三、从战俘营，到上甘岭坑道的特殊岗位
说起刘禄曾，不少人后来记住她，是因为“上甘岭坑道女兵”的身份。上甘岭战役发生在1952年10月至11月，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极其惨烈的一场高地争夺战。志愿军的阵地，在猛烈的炮火下被反复翻耕，地面阵地几乎被削平，坑道作战便成为关键支撑。
坑道内空间狭窄、空气混浊，粉尘、潮气和硝烟裹在一起，长期在里面值守，对身体是一种极严酷的考验。很多人印象里，坑道里都是端着冲锋枪的男战士，而翻译、政工、敌军工作等岗位，多安排在后方。实际上，并非所有工作都如此“后方”。
刘禄曾在前期主要工作，是在俘虏管理团参与审讯和翻译。1953年，战场形势发生变化，停战谈判不断推进。她被派去担任志愿军第九兵团副司令员皮定均的英文翻译，直接参与一些涉及敌军工作和战俘问题的事务。皮定均在抗美援朝期间年约四十出头，作战经验丰富，对敌军工作非常重视，对翻译的要求也格外严格。
在这个阶段，刘禄曾与战俘营的日常接触减少，对柏特纳的具体情况，只能偶尔从战俘管理团那里打听。每当有人从总部战俘营回来，她总要顺便问一句这个美国小伙的表现。得到的回复多半是积极的：态度转变明显，配合教育，愿意参与劳动和管理。双方的联系，就这样慢慢淡了下来。
战后，随着停战协定签署，战俘遣返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部分战俘选择回国，部分战俘去往第三国，还有一部分留在原军队体系。关于柏特纳之后的具体去向，公开资料有限，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他最终回到美国佛罗里达的家庭生活中去，又经历了上甘岭战役早期和战俘营教育之后的漫长岁月。
战争结束后，刘禄曾也脱下了军装。和平年代，翻译的角色从战场走向会场，从坑道走进办公室。凭借扎实的语言功底和丰富的涉外经验，她进入中国国际旅行社南京分社工作，负责美大地区的相关业务，成为中外交流往来中的一名关键工作人员。
有意思的是，这样的岗位看似与当年的坑道和战俘营相距很远，内里的联系却并未完全中断。朝鲜战场上锻炼出的语言能力，对外国人心理的把握，哪怕是不经意间流露出的从容态度，都在日后的对外接待中发挥了作用。
1979年，她再度踏上美国的土地，身份已经换成一位陪同中国地方领导访问的外事干部。然而，美国的社会环境，对不少中国人来说依旧陌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她与一个曾经的战俘，再次出现在同一间房里。
四、曼哈顿的重逢，一句“战俘”的分量
这趟访美安排中，纽约只是其中一站。刘禄曾的老同学武明贤，早年留美，在曼哈顿经营了一家颇有口碑的餐馆。得知多年不见的老同学要来美国，他特意发出邀请，想请刘禄曾到自己的餐厅聚一聚。
推门而入，熟悉的中文招呼声让人一下子放松下来。餐桌上摆满了刘禄曾爱吃的菜，几位旧识围坐一起，说起在上海读书的日子，提到战前的校园，提到解放前后上海街头的变化，一盘盘菜吃下去，不只是味道，更是记忆。对于经历过战火的人来说，这样安稳的相聚，自有一种特别的滋味。
饭后，一行人驱车来到白罗克博物馆参观。那天正巧是博物馆每月一次的员工聚会日，馆长得知有来自中国的客人，非常热情，执意邀请他们留下来一起参加活动。为了表现友好，馆长特地叮嘱后厨的法国厨师，为这位中国客人做一道扬州炒饭。这种用心，不难想象当时现场的气氛轻松而愉快。
聚会中，大家举杯致意，寒暄、交谈，话题从艺术展品延伸到各自国家的城市风貌。刘禄曾不时用流利的英文与人交谈，对于一些问到中国的问题，她回答得简明而得体。多年军旅和外事工作的锤炼，让她在这种场合表现得沉稳、自然。
就在这样一个看似普通的社交场合，一位高个子美国男子闯入了她的视线。棕色头发，蓝色眼睛，高鼻梁，尖下巴，约五十岁上下，脸上有着在普通美国中年人身上常见的岁月痕迹。刘禄曾隐约觉得对方有些眼熟，却一时又想不起来见过。
几乎同一时间，那名美国男子也注意到了她。他略显急促地穿过人群，径直走到刘禄曾面前，伸手拦住她的去路，激动地开口问道：“请问，你是中国人吧？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你的战俘！”
这句“我是你的战俘”，既突兀，又异常清晰。对于现场的其他人来说，这只是一句略显奇怪的自我介绍；对刘禄曾来说，却像是拉开了一道记忆的暗门。1950年的战壕、战俘营里那间不大的审讯室、穿着拖鞋来回踱步的身影，连同那次发烧不去背粮的夜晚，一下子串联在一起。
她盯着对方看了几秒，几乎是脱口而出：“你是……柏特纳？”
对方用力点头，神情带着难掩的激动：“是我！能在这里见到你，太不可思议了！”
刘禄曾也有些感慨，只是语气仍然保持着一贯的平稳：“这么多年过去，我们居然在曼哈顿见面，而且是以朋友的身份。”
旁边的馆长和同事，看着这突如其来的“重逢戏码”，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得知两人曾在战俘营中有过交集，不少人露出了惊讶的表情。毕竟，对于普通美国人来说，朝鲜战争在记忆里已经渐渐模糊，而现场站着的这两位见证者，一个是曾经的俘虏，一个是志愿军女翻译，画面本身就有一种特殊的意味。
短暂叙旧中，柏特纳提到，当年在战俘营发烧时，志愿军不仅为他请了军医，还破例允许他不用去背粮，并安排他在后送途中乘车。他回国后，这件事一直记在心里。那时他还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如今，两鬓已有些花白，他说起那段经历时，语气中依然带着一种复杂的感激。
“人类本来就应该这么友好往来。”他说这句话时，特意放缓了语速，像是在对身边人解释，也像是在对当年的自己补上一句迟来的说明。
交谈间，柏特纳热情邀请刘禄曾到自己家里做客，见见他的家人。遗憾的是，这次访美日程紧凑，已有既定安排，刘禄曾只能婉言谢绝。临别时，柏特纳握着她的手，说道：“没关系，有机会我会带全家到中国去，到时候再去看你。”
这一幕，与战俘营里那次“请假不背粮”的记忆，形成了鲜明对照。一个曾经被关在铁丝网后的年轻士兵，经过多年，成了一位在博物馆聚会上谈笑的中年人；而那个曾经拿着审讯笔记的女翻译，也换上了便装，成为中美民间交流中的一位普通参与者。
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重逢，并不能简单用“传奇”来概括。它更像是一段漫长历史在个人命运上的回声。战时的俘虏和管理者，在和平年代重新以“朋友”的身份相见，不仅是个人际遇的巧合，更折射出当年志愿军在战俘政策上的基本原则：纪律严明，宽待俘虏，强调政治争取和人道主义。
如果把时间线拉长一些就会发现，从1950年刘禄曾穿上厚重棉军装跨过鸭绿江，到1953年担任皮定均英文翻译，再到1979年在曼哈顿重逢，前后相隔近三十年。战火早已熄灭，可记忆并没有完全被冲淡。某些人在关键节点做出的选择，会在多年后，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显现出来。
对柏特纳而言，那个在战俘营里耐心与他聊天、强调“杀人并非不犯罪”的中国女翻译，成了他理解这场战争的一个窗口。对刘禄曾来说，这位曾穿拖鞋、因发烧躺在床上的美国青年，则是志愿军战俘工作中众多个体里，印象最深的一位。
他们在1950年代的接触时间并不算长，却因为在生死边缘的特殊背景下发生，因而被双方牢牢记住。多年之后，当他们在平静的纽约博物馆里再次对上视线时，那些战火中的片段，仿佛并未彻底远去，只是被悄悄折叠在彼此的人生里，直到这一天被重新展开。
这段不打不相识的旧事，既见证了一个时代的战争与和平，也从侧面呈现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处理战俘问题时所坚持的立场与尺度。纪律严明并不排斥人性关怀，战场上的对立并不必然演变为终身的仇视。有时候，一碗在病中送来的热粥，一次及时请来的军医，就足以在一个年轻士兵的心里留下完全不同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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