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的一天，武汉上空笛声刺耳，日机轰炸一轮接一轮，江面被炸得狂起水柱。地下防空洞里，一名从河南逃难而来的中年人，衣衫褴褛，靠在洞壁上喃喃自语：“家没了，全冲了……”有人问他怎么回事，他只摆了摆手，“水来的时候，比鬼子来还急。”这一句听上去有些含混，却点破了那一年中原大地上最残酷的一幕——不是子弹，不是炸弹，而是黄河水，把数十万条生命吞没。
时间往前推几天，在郑州、开封一线，日军的铁蹄正一步步逼近。国民政府在几乎无兵可用的情况下，做出了一个惊人决定：炸开郑州东北花园口的黄河大堤，以洪水阻挡日军西进。这一“以水代兵”的举措，直接改变了中原地区的地理和人事，也将三个名字牢牢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桂永清、龙慕韩、黄杰。
这不是一件可以简单归为“战时无奈”的事。把时间线拉长，会发现花园口决堤并非一夜之间的被动选择，而是一次次战机被白白浪费、一次次命令被临阵违抗之后，不得不走到的险路。而那三个“历史罪人”的命运，更是充满讽刺：一个被处死，两个官越做越大。
有意思的是，故事的开端却是一场振奋人心的大捷。
一、从台儿庄的喜讯，到徐州的死局
1938年4月，台儿庄战场传来捷报。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指挥部队重创日军，第十师团损失惨重，这一仗被后世称为台儿庄大捷，是全面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少有的大胜。那段时间，重庆、武汉的报纸纷纷用大字标题庆贺，民间也一度认为抗战出现了转机。
就在这之前，国民政府高层制定的是持久抗战的方针，重心放在保存实力、拖住日军。然而捷报传来后，蒋介石的思路发生了明显变化。他一度认为，既然能在台儿庄打赢一次，不如乘胜追击，打一场“决战”，试图给日军以更大打击。于是，大量部队被不断调往徐州周边，短时间内，徐州一线竟集结了约60万国军。
问题在于，这60万人几乎是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上最后的大块本钱。自1937年8月淞沪会战打响，到12月南京沦陷，中国军队的精锐部队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大量中央军嫡系在淞沪、南京一线被打残，这60万中原部队，更多是疲于奔命、补充匆忙的部队，战斗力远不如纸面数字好看。
也正因为如此，当李宗仁从电话里听到蒋介石有意在徐州与日军主力“硬碰硬”时，心里一紧。传说中他当场就对白崇禧说了一句：“现在太晚了。”这话未必原话如此，但意思差不多——日军此时已经完成多路推进，中国军队兵疲马乏，主动求战，胜算极低。
另一方面，日军高层内部，围绕对华战争是“速战速决”还是“有限推进”，一直存在争论。徐州附近60万中国军队的集结，恰好给了战争扩大派一个借口：既然中国主力已经暴露，不如一鼓作气，将之围歼。日本参谋本部随后决定向徐州方向投入大批兵力，抽调约25万人，分五路推进，其兵力规模是台儿庄战役中日军投入的数倍。
纸面上看，60万对25万，中国军队占据优势。但如果把时间线往前挪到淞沪，会发现一个尴尬的事实：淞沪会战中，中方兵力也并不占下风，而且投入的多是精锐老部队，还是挡不住日军攻势。到了1938年春夏之交，许多部队已经历多次激战，弹药、装备、士兵状态都难言理想。
5月中旬，日军土肥原贤二率第14师团突破黄河防线南下，从菏泽方向直逼兰封。兰封的重要性在地图上就能看出来——陇海铁路从那里东西贯穿，一旦失守，第五战区后方补给线、部队撤退路线都将受到严重威胁，第一战区与第五战区的联系也会被拦腰截断。徐州方向的部队，就有可能陷入被包围的险境。
值得一提的是，土肥原贤二这个人不算典型“前线猛将”，而是搞情报出身，在中国待过很多年，说得一口地道中文，对中国军阀生态也有自己的判断。此时，他带领的第14师团只有两万多人，兵力相对有限，且补给线过长，按理说是一次难得的围歼机会。
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蒋介石做了一个分头安排：一面命令李宗仁组织徐州地区的部队有计划向皖西、豫南一带撤退，避免全军覆没；一面又调集第一战区兵力，准备在兰封一带对第14师团实施围歼。只要这两万人的部队被吃掉，日军中路攻势必然受挫，徐州主力的撤退压力就能减轻许多。
计划听上去不算复杂，关键在执行。
二、“围而不歼”：兰封会战中的三次溃败
当时国军高层在用将方面已经捉襟见肘。黄埔军校毕业的年轻将领，大多还缺乏独立指挥大战役的经验，而那些资历老、兵多的各地军阀，又难以完全听命中央。蒋介石翻来覆去，想到的能独立带兵作战的，也就是薛岳。
薛岳很快被调到第一战区，担任前敌总指挥，手下集结了宋希濂第71军、桂永清第27军、俞济时第74军、李汉魂第64军等部队，总数约15万，对阵土肥原贤二的2万兵力。从数字上看，这一战似乎顺理成章：只要部队能够按部署推进，把日军困死在兰封东南一带，胜利几乎板上钉钉。
日军这边，土肥原也不是毫无准备。他很清楚自己手中不过一个师团，而且深入内线，补给不足，一旦陷入消耗战，会非常危险。因此，他采用了两条线：一边以59联队正面进攻兰封，牵制国军主力；一边把主力悄悄向兰封东南方向推进，准备夺取靠近黄河的陈留口，打通补给通道，同时卡住兰封的后路。
与此同时，第一战区的作战部署分成几路：桂永清率27军、71军等部自兰封向东推进；李汉魂率第74军、第64军从商丘向西推进；孙桐萱第三集团军、孙震第二十集团军从北侧切断日军退路；黄杰第8军在商丘一带阻击可能前来增援的日军，目标就是在内黄集、封仪一带形成包围圈，将第14师团一举歼灭。
5月21日，兰封会战打响。经过三天激战，国军成功突破了日军外围阵地，将土肥原的部队困在一片狭长地区，计划看上去正在朝预期方向发展。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国军内部的薄弱环节先露了怯。
从兰封到阳堌集这一线，是桂永清的防区。这里有5个师外加1个旅，配备了战车营和装甲车连，还修建了工事，要说硬件条件，并不差。但当日军趁夜发动猛烈攻击，火力一压上来，桂永清部队短时间内凭借工事支撑了一阵，很快便出现了全线动摇。
桂永清本人在现场无法稳住阵脚，部队开始大规模撤退，有些部队甚至丢下重武器和通讯器材，一路向罗王车站方向狂奔。桂永清也跟着部队往后退，几乎没有留下有效的阻击阵地。等他意识到出事了，才想办法找理由向上级解释。
有意思的是，他为了给自己留下一个“还在坚持”的形象，命令第88师师长龙慕韩坚守兰封城，要求其“无论如何要守住”。第88师原属宋希濂第71军，战斗中已经遭受一定损失，此时临时归桂永清指挥。面对突如其来的命令，龙慕韩心里并不踏实——真正负责防线的人已经跑了，他这个师长留在城里，很容易成为替罪羊。
战斗中情况急转直下。日军加紧攻击，兰封城周边火光连天。龙慕韩很快意识到，他手中这点兵力压根守不住长期消耗战，也看不到两侧有足够支援，心里难免打鼓。据说他看着密集的炮火，只说了一句：“上面自己都走了，叫我一个人守什么？”下一步选择，就带着明显的情绪——在日军发起猛烈攻城后不久，他带队撤出了兰封。
结果是，原本已经被包绕的第14师团抓住了缺口，撕开防线，不但成功突围，还在之后的行动中占领陈留口，重新接通了与后方的补给道路，反过来威胁兰封一线。几天前国军费力拿下的阵地，相当于白打一场，而日军却用一次突击打通了命脉。
如果故事在此打住，这还只算一次战场失利。然而围歼计划不但没有结束，国军经过调整之后又一次看到了希望。
薛岳对桂永清的溃败异常愤怒，立刻致电军事委员会，要求严查责任。蒋介石也很恼火，但考虑到日军在不断增援，时间紧迫，他暂时压下了处分，只强调要尽快再度合围。他电令薛岳重新组织进攻，限期在5月26日之前消灭第14师团，并特别强调：“如有畏缩不前、攻击不力者，按律严惩。”
在兵力上，中国军队仍然占优势。再一轮激战后，国军在27日前后重新夺回兰封、罗王车站等据点，陇海铁路暂时打通，之前滞留在商丘附近的42列满载物资的列车得以撤向郑州，这一段算是少有的亮点。
此时，遭重创的第14师团被迫向黄河方向收缩，打算靠近河边背水一战，其师团司令部频频遭炮火打击。有一段记载颇具戏剧性：日军在一次反击后，从一名阵亡国军军官身上缴获了一份地图，上面详细标记了第14师团的编制和司令部位置。土肥原怀疑情报泄露，急忙命令司令部转移，刚离开不久，他原先的住所就被一发炮弹直接命中。
从这点看，当时国军的情报和火力协调并非一无是处，战场优势一度十分明显。可惜，第14师团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被吃掉，关键在后面。
28日，日军乘飞机掩护发动反攻，打向桂永清部。结果几乎与之前雷同——桂永清的部队再次一触即溃，沿途丢弃无线电设备和武器弹药。第一战区司令程潜忍不住上报，直言其部“情形颇为混乱”。围歼的包围圈，再一次被打穿。
此时，兰封正面战场陷入胶着，另一条战线的变故，让局势更为不利。
三、商丘溃口：黄杰一退，黄河决堤
为了堵住日军可能的西进通道，商丘方向原本布置了三支军队。但由于大部分兵力被抽调到兰封地区参战，留下来守商丘的，只有黄杰的第8军，以及粤军第187师、湘军第24师。
这三支部队的情况非常复杂。第40师是由税警总团改编，全套美械装备，战斗力相对靠谱；但187师大多是新兵，机枪到了战区才刚开箱，士兵用得并不熟练；24师刚从徐州战场撤下来，损失惨重，兵力大约只有编制的一半。这样一支拼拼凑凑的防线，要抵挡日军第16师团的猛攻，本来就十分勉强。
5月26日，日军夺取虞城，进逼商丘。当天夜里，黄杰选择将部队撤到商丘郊区，准备以城市为依托组织防御。27日，程潜明确下令：“务须死守归德（即商丘旧称），在兰封地区之敌被击歼之前，不得放弃。”这句话的意思再清楚不过：即便拼光，也要拖住第16师团。
如果从纯军事角度看，当时形势确实非常残酷。黄杰面对的是一个装备精良、作战经验充足的日军师团，而手下三支部队中，有一支是新兵，一支半残，真正能打的不过一两个主力团。真要死守，多半是以惨重伤亡换时间。
然而，兰封会战已经到了最关键的阶段。一旦商丘防线急速崩溃，日军第16师团长驱直入，中牟、郑州方向就没有太多机会组织周密防御。那时候，陇海、平汉两条铁路交汇点若失守，日军会迅速打穿中原的交通网络。
在这种背景下，黄杰的抉择显得尤为关键。28日，日军攻势持续增强，他看到三面出现包围态势，最终没有遵守“不准撤退”的死命令，而是带领主力提前撤走，把守城任务交给训练不足的187师，让其“坚守三天”。
主官先走，后面谁还愿意硬扛？187师顶了一天，眼看弹药、士气都压不住，也选择了撤出商丘。这一退，让日军轻松占据商丘一线，兰封侧翼顿时暴露。薛岳不得不紧急抽掉正在围攻第14师团的六个师去抵挡第16师团西进，结果就是——兰封正面兵力骤减，围歼战从此无望。
程潜判断，兰封一线国军已连续激战多日，损失严重，士气也明显下滑，而日军增援迹象明显。综合考虑之下，他建议停止强攻，撤往平汉铁路以西山区。这一次，蒋介石接受了这个建议，下令部队后撤。兰封会战就此收场，结果是：徐州主力虽然借此争取到一些时间，陆续向西、向南撤离，但预期中的“歼灭第14师团”完全落空。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就顺理成章地指向了花园口。
随着国军部队纷纷退向西侧山地，郑州、开封一线的兵力突然变得极为薄弱。日军第14师团和第16师团会师后，直线向西推进。6月9日，日军已经占领中牟，距离郑州仅几十公里。地图上看，只要再往前一步，郑州这个交通枢纽就难以保全。
郑州的重要性不难理解。那里是陇海铁路东西向的枢纽，也是平汉铁路南北段的交汇点。一旦丢掉，日军可以顺着陇海线直逼洛阳、西安，威胁陕甘宁边区和西北后方；也可以沿平汉线南下，直指武汉，与华中战场的日军会合。那时，国民政府在华中的防线远未完全布置妥当，一旦两个方向有一个被贯通，对整个抗战形势都会带来严重影响。
问题在于，蒋介石此时已经拿不出足够兵力再组织一场像样的防御战了。兵力消耗、战线拉长，再加上各战区之间协调困难，中原防线看起来已经千疮百孔。在这种背景下，“以水代兵”的方案被摆上了桌面。
在郑州东北不远，就是黄河。只要在花园口炸开堤岸，滔滔黄河水就会向东南方向漫出，大片平原会变成一片汪洋。日军的机动车部队、后勤辎重，都将难以快速通过。对于国民政府而言，这是一个极端手段——能拖住日军，但民众伤亡和土地淹没的代价，几乎无法估量。
最后，决堤命令还是被批准执行。1938年6月，花园口堤岸被炸开，黄河改道入淮，河南、皖北、苏北一带大片乡村、城镇被洪水席卷，据统计，直接死亡人数接近90万，上千万百姓被迫离乡背井。日军的推进节奏确实被打乱，武汉会战部署时间得以延长，可这一纸军令背后，是无数家庭顷刻间的破灭。
回头看，假如兰封会战按照原计划进行，若桂永清的防线不轻易崩溃，龙慕韩坚守住兰封城，黄杰在商丘多拖几天，土肥原的第14师团被重创甚至覆灭，中牟、郑州一线的压力会小得多。花园口是否还会成为“不得不”的选项，这个问题很难有绝对答案，但至少，局势不会像1938年6月那样急转直下。
也正因此，很多史家在梳理这段历史时，会把桂永清、龙慕韩、黄杰三人视作花园口决堤的“间接责任者”。更让人唏嘘的是，战后他们的下场竟然大不相同。
四、一个人伏法，两个人高升
这三人里，职务最低的是龙慕韩。兰封会战时，他不过是第88师师长，原归宋希濂第71军建制，临时由桂永清指挥。前期攻势中，他的部队已经受到损失。决战关键时刻，他确实没有坚守城池，而是在形势不利时带队撤退出兰封。
战斗结束后，蒋介石需要一个交代。桂永清在向何应钦汇报时，把责任重重往下压，说“有少数部队战斗力弱，不能协同及不能贯彻命令”，又特别点名“八十八师师长龙慕韩行踪不明”。这几句话的用意不难理解：防线崩溃的政治后果，总得有人扛。
不久，龙慕韩被撤职，随即遭逮捕，交军法执行总监部审查。宋希濂为他求情，说明前线情况复杂，88师确实孤立无援，奈何话语权有限，改变不了大势。1938年6月17日，龙慕韩在武汉被执行死刑。
说他冤，理由也不少。他的上级指挥官率先撤退，兰封防线整体已被撕开，让一个孤立师坚守被攻破的城池，成功的可能性本身就不大。更何况，撤退命令本就缺乏统一协调，他担心被当成“断后牺牲品”，本能地选择了自保。从这一点看，他确实被当成了“替罪羊”。
但从军法角度看，他又确实违抗了“死守”命令，没有组织有效防御。战场纪律一旦松动，对整个战局影响极大。蒋介石需要拿人开刀，以儆效尤，龙慕韩的死，便成了一个“立规矩”的标志。命运摆在他面前的选项不多，一步走错，几乎没有回旋余地。
和他相比，桂永清的结局就复杂得多。兰封会战结束后，他被免职，却没有遭到更严厉的惩处。原因一方面在于他的政治身份——既是蒋介石的心腹，又是何应钦的亲戚（娶了何家的侄女），另一方面，则是他在党政军高层“人脉盘子”极宽。
早在北伐时期，桂永清就已升任旅长。那时蒋派李默庵去他旅里担任副旅长，他却刻意冷落李默庵，私下扶持邱清泉。李默庵不干，回去状告，说桂永清阳奉阴违，不听命令。蒋介石当时很生气，差点要撤了他的职。最后还是何应钦出面调停，才让桂永清躲过一劫，并被派往德国学习军事。归国后，他一路升迁，成为蒋身边的“十三太保”之一。
更麻烦的是，桂永清在战场逃跑并非第一次。南京保卫战中，他在接到撤退命令后，匆匆坐船离开，只派副官回去通知部队。结果不少部队压根没接到撤退信息，在城内打到最后一刻才发现后路断绝。廖耀湘当年就在南京城四处掩藏，躲进庙里才捡回一条命，国民党因此差点损失一员虎将。
兰封会战后，蒋介石在批阅桂永清的战斗详报时，曾经写下极为严厉的批语，说他“平时大言不惭，一到战场，不察敌情，不明战况，只想逃命”“你令大军撤退，先自逃命，又何能使此部队守兰封？”这几句批语，可以看出蒋对他的不满绝非一时冲动。然而真正落实到处分上，桂永清不过是“挪个位置”，转任战干团教育长，等于换个地方照样当官。
抗战胜利后，陈诚出任海军总司令，提拔他为副总司令，不久他又接任总司令职务。要知道，在海军领域，桂永清并无显赫战绩，但在党内军事系统，他的关系网相当牢固，既和何应钦一系保持联系，又和陈诚一派打得火热。到了1954年，陈诚当上“副总统”，又推荐他出任“参谋总长”。可惜没过多久，他就因病去世，等于在高位中途谢幕。
黄杰的经历，则介于二人之间。兰封会战后，他因商丘撤退被指责“擅自后撤”，受到免职、关押的处分，被送进陆军监狱。但他待的时间不长，大约半个月左右就被放出来。原因在于，一方面他早年在中原大战、淞沪会战中的表现还算不错，蒋介石对他印象并不坏；另一方面，他部下整理了详细战报，上报说明商丘守军兵力有限、敌强我弱，说明自己并非“未战先怯”。
更关键的是，汤恩伯出面替他说话，表示黄杰守备商丘，是奉自己指挥部署进行撤退，如果要追究责任，应该先找他这个上级。以汤恩伯当时的地位，蒋介石确实不太可能真动手。结果就是，黄杰得以“解套”，被安排出任成都中央军校教育处长，暂时离开一线。
这次挫折之后，他在军中站队的方向发生明显变化，转而主动靠拢陈诚、蒋经国，逐渐成为后者眼中的“自己人”。抗战中后期，他重新带兵，参加滇西反攻，反攻松山、腾冲一线作战中立下军功。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中央训练团教育长，负责整训军官队伍。
1940年代后期，陈诚在军中大规模整编，部分老军官被编遣，大批黄埔出身军官跑到中山陵哭诉，这就是后来常被提到的“哭陵事件”。黄杰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调停者”的角色，出面安抚这些被编遣军官，替高层收拾残局，这一来一回，又在陈诚、蒋经国那里加了不少分。
解放战争末期，黄杰率残部撤入越南，被法国殖民当局软禁了约三年。回到台湾后，凭借与陈诚、蒋经国的关系，他官运一路走高，先后当过“陆军总司令”“国防部长”等重要职务，甚至在军中地位一度超过胡宗南。与1938年商丘一役中那个仓促撤退的军长相比，他后来的权力高度，显得格外刺眼。
再回过头看这三个人：同样是黄埔一期学生，同样在兰封会战、商丘防线中出现严重问题，却因地位、人脉和政治站队不同，落得截然不同的命运。一个在武汉刑场倒下，另两个却在战后和平时期接连高升。这种强烈反差，很难不让人想到那个地下防空洞里逃荒人那句半带绝望的话：“水来的时候，比鬼子来还急。”
花园口决堤，表面上是一次军事被迫之举，背后则是指挥失误、临阵退缩、派系庇护层层叠加的结果。兰封本有机会打成一场“以少胜多”的经典围歼战，却在几次关键节点上败在自己人手里。黄河洪水一泄而下，冲毁的不仅是村庄和庄稼，也把这些人的名字，永远写进了那一年的血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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