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夏天，台北市民大道的夜色，一如往常般喧闹。车流涌动，霓虹闪烁，谁也不会想到，在这一条再寻常不过的马路边，一家名字颇为“醒目”的咖啡馆悄悄亮起了灯牌——“毛主席咖啡馆”。对很多路人来说，这四个字在岛内街头出现，本身就有点出人意料，更何况，真正让人记住它的，还不是店门口的招牌，而是离店时随手塞进兜里的一个小小火柴盒。
有意思的是，1999年这家店开张时，海峡两岸的气氛，已经与几十年前完全不同。回头看一眼时间轴，从1949年政权易手到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解严”，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统治台湾整整38年。随着蒋氏家族淡出政治舞台，那个曾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风光了半个多世纪的“蒋家王朝”逐渐成为历史名词，而关于对岸的记忆，在岛内社会也开始悄悄发生变化。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毛主席咖啡馆”的出现显得颇有戏剧感。一边是已经逐步被历史沉淀下去的“蒋氏时代”，另一边，却是在另一段历史中举足轻重的“毛主席”三个字。这种强烈的反差，让不少中老年客人在街头看到招牌时，都会忍不住多看几眼，有的人甚至会轻声嘀咕：“这老板，挺敢起名的。”
走进店内，最显眼的，是一幅足有两米高的照片。照片上，毛主席站在一群亚非拉青年中间，大家神情轻松，笑容自然。这张照片拍摄于1959年，本来记录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亚非拉国家友好往来的一个瞬间，却在几十年后，被放大、装裱、悬挂在台北的一家咖啡馆正面墙上，多少让人有点恍惚。抬头再看，天花板上隐约可见一张张淡化处理的毛主席头像，仿佛刻意压低了视觉冲击，却又时时提醒着人：这里的主题是明确的。
店内橱窗的布置，也颇费了一番心思。玻璃柜里摆着各种关于毛主席的纪念品：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当年拍摄、后来制成的毛主席头戴红星帽半身瓷像，有不同年代、不同材质的毛主席像章、主席徽章，还有《毛主席语录》以及以语录为内容灌录的唱片。对于熟悉那段历史的人来说，这些东西再熟悉不过；对于在岛内长大的年轻人来说，这些却带着几分“异域风情”，既陌生，又新奇。
纪念品之外，架子上还整齐摆放着“大前门”“牡丹”“凤凰”等老牌香烟盒，墙上贴着《红色娘子军》《党的女儿》等电影老宣传画和剧照。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陆街头常见的画面，如今却被搬到了台北市区的一间咖啡馆里，时间与空间被这样拼接在一起，视觉上有种说不出的年代感。很多客人坐下后，咖啡还没端上来，目光就忍不住在墙上来回打量，仿佛在翻一册厚重的老相册。
再看整体的装潢布局，从墙面到沙发，从吧台到灯罩，红与蓝两种颜色交替出现。红色，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五星红旗；蓝色，则让人想到国民党青天白日旗。两种颜色在同一空间里并置，这种安排显然不是随意为之。不过，走进店里的人大多会感觉到，视觉效果上“红”的比重更重一点，象征意味不言自明。
有客人忍不住打趣：“这里客人都是什么人啊？敢来坐在毛主席底下喝咖啡？”站在吧台后面的一位年轻服务员笑着回答，用着标准的普通话：“什么人都有啊，男的女的、年轻的年长的，还有不少外国人。”一句话说得轻描淡写，却点出了这家咖啡馆的一个特点——来的人群很杂，目的也各不相同：有人纯粹好奇，有人醉翁之意不在酒，更有人只是把这里当成一个有点“个性”的打卡地。
一、台北街头的“毛主席咖啡馆”
开这家咖啡馆的，是几个合伙人，其中一位叫倪志强，当时已经是台湾媒体圈颇有名气的主持人，后来因主持旅游节目《世界第一等》而更为人熟知。这几个人多年来在香港和大陆各地旅行，顺手收集了不少与毛主席有关的旧物。起初，这些收藏只是堆在自家仓库里，偶尔拿出来给朋友观赏。久而久之，几个人心里冒出了一个想法：既然东西越来越多，不如开一家主题咖啡馆，让这些物件有一个公开展示的空间。
在那样一个时间节点上，这个想法说大胆，确实有点大胆。毕竟在不少岛内民众的印象里，“毛主席”这个名字带着明显的政治色彩。好在九十年代末，两岸民间交流已经有了一定基础，社会环境也比早年宽松很多。他们权衡再三，决定试一试。这样一来，谋生是一方面，把多年的收藏“秀”出来，让更多人近距离看到、接触到，也成了他们心里挺在意的一件事。
美国《时代》周刊曾专门对这家咖啡馆做过报道，并采访了倪志强。对西方媒体来说，一家在台北市区以“毛主席”命名的咖啡馆，本身就带有新闻性。更让他们不解的是，这样一种在外观、名称、陈列上都颇具“政治符号”的场所，却出人意料地受到了当地年轻人的欢迎。报道中有一句话，大意是：在许多台湾青年眼里，这家店更像是一间“带有历史主题的潮店”，而不是政治立场的宣示场。
表面上看，这只是一桩商业尝试，背后却折射出社会心理的微妙变化。经历了几十年的对峙以及信息的隔绝之后，到了九十年代末，岛内新一代年轻人接触大陆的渠道越来越多，对历史人物的认知也不再完全被单一叙事框架所左右。毛主席这个名字，在他们眼里，既有沉重的一面，也有“历史人物”这一客观身份。放在一个咖啡馆的语境里，反倒带上了一点“文史符号”的意味。
值得一提的是，这家咖啡馆一开张，就很快尝到了被“特别关注”的滋味。为了招人，合伙人按正常流程在几家报纸上打了招聘广告，内容并不敏感，不过顶着“毛主席咖啡馆”五个大字，第二天广告就被报社内部下令撤掉了。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火柴盒的印刷上——这一次，则涉及到一行更“惹眼”的字。
二、“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火柴盒
按照最初的设想，咖啡馆准备给每位离店的客人送上一小盒火柴，当作纪念。盒面设计与店内风格统一，同样以毛主席头像和红色底纹为主。真正引发波澜的，是印在火柴盒侧面的一句话——“一定要解放台湾”。
当合伙人拿着设计稿去找印刷厂时，负责人的第一反应是皱眉。等看清这行字后，这位老板直言：“这个单子，恐怕接不了。”理由很简单，这句“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在岛内舆论环境中太敏感了。为了避免麻烦，这家印刷厂干脆选择退单。后来，合伙人辗转找到了更愿意尝试的厂商，火柴盒才最终印制完成。
等到真正发到客人手里时，有人只是把它当成一个特殊纪念品，随手塞进包里；也有人站在门口多看了几眼，低声念出盒上的那句字：“一定要解放台湾。”有位中年客人拿在手里，轻声对同伴说：“这话啊，当年毛主席常挂在嘴边的。”这句看似随意的感叹，却恰好点中了这行字的历史出处。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进驻北平，“进京赶考”这四个字，把那一年的历史节点牢牢钉在时间轴上。从那时起，毛主席心中一直放不下的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的前途。当年人民解放军从东北一路南下，在长江以南取得决定性胜利，把蒋介石追到海岛上去，局势似乎已经明朗。但对于毛主席来说，尚未回归的台湾，始终意味着新中国版图上的一块缺憾。
毛主席身边的警卫后来回忆，从1953年开始，几乎每年，毛主席都会到海边走一走。站在海风呼啸的岸边，面对着茫茫海面，他常常会说一句话：“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这在当时并不是什么“政治口号”，更像是他内心深处的一个坚定信念。那一声“我们”，包含的是刚刚站立起来的新中国，也是千千万万渴望国家统一的人。
解放台湾，最初的考虑是武力方式。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军委便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郑重向全国和世界宣布：“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这不是随口一说，而是真正落实到部署层面的重大决策。为了这一目标，中央决定在东南沿海设立前线指挥机构，由一代名将粟裕担任前线总指挥，着手筹划大规模渡海作战。
粟裕以善打大仗、硬仗闻名，淮海战役中，他就是总前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让他来主抓解放台湾的作战准备，可见当时中央对这场战役的重视程度。然而，历史的进程往往不会按照单一的计划展开。就在筹备工作逐步推进时，朝鲜战争在1950年爆发，局势急转直下。
随着朝鲜半岛战火燃起，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直接改变了原有的战略格局。为了应对新的国际环境，人民解放军不得不将战略重心从东南沿海转向东北，投入到抗美援朝战场。武力解放台湾的整体计划，被迫搁置。这一搁置，就是一个阶段性转折。
1954年夏，中央高层再次讨论武力解放台湾的问题，并在1955年一月、二月间发起渡海作战行动，解放了一江山岛和大陈岛。对当时的解放军来说，这是一次具有象征意义的战役，证明解放军具备跨海作战能力。但与此同时，领导层也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在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岛内现实条件下，是否存在“和平解决”的可能性。
三、从武力设想到和平方针
1955年4月，万隆会议在印尼召开。这次会议，有一个影响深远的环节，周恩来总理在会上明确提到“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这个表述，与此前强调的“武力解放台湾”相比，显然多了一种弹性。它既没有排除军事手段的准备，又在国际场合释放出愿意通过和平途径解决问题的信号。
此后几年里，毛主席和周恩来在不同场合多次阐述关于台湾问题的方针思路。到1959年前后，对台政策已经基本形成一个清晰的定位：军事准备不能丢，但工作重心转向“争取和平解放台湾”。这种转向，并不是简单的用一个口号替换另一个口号，而是对应着当时国际格局、国内建设任务以及岛内实际情况的一整套综合判断。
1956年，毛主席在谈到未来的两岸关系时，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相当开放的设想——“第三次国共合作”。他的意思是，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蒋介石仍可在台湾保有一定的军队和行政管理权，台湾地区仍由蒋家来治理，只要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种安排，既考虑到岛内原有政权结构的存在，也承认了历史遗留问题的复杂性。
同一时期，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李济深的前卫士时，专门托他向蒋介石及其他国民党人士捎话。他说，大意是：“蒋介石是老朋友，曾经有过两次合作。南京谈判破裂后打了三年内战，至今尚未真正结束。但是，和谈的大门从未关死。任何赞成和谈的人，我们都不排斥。”周恩来还补充，台湾枪在蒋介石手中，如果能够在国家统一这个大方向上作出抉择，他完全可以获得中国人民的谅解与尊重，而且也会在历史上留下一个不同的评价。
这些表述，反映出当时中央对蒋介石个人及其集团的态度有着相当大的空间。毛主席后来说得更直白一些：如果台湾回归祖国，蒋经国等人可以在全国人大或政协中安排适当职务，蒋介石本人也可以在中央层面安排角色，台湾仍交由他们管理；而如果陈诚愿意到中央工作，不必在傅作义之下任职，蒋经国也能够在中央有用武之地。如果台湾方面一时有困难，大陆可以耐心等待，希望对方拿出相应的诚意。
从字面上看，这样的表态是非常具体的。职位、名分、管辖范围，甚至未来的政治安排，基本都有初步构想。不得不说，这背后体现的是一种相当审慎的政治权衡：既要坚持国家统一的大方向，又不能忽视岛内既有力量的心理与现实顾虑。试想一下，如果在那个年代，蒋氏父子真有意顺势而为，历史的走向很可能会呈现出另一种图景。
遗憾的是，这种设想最终没有等来现实的回应。在冷战结构的影响和各种复杂因素作用下，岛内当局在相当长时间内既不愿放弃自身的政治框架，也无法跳脱外部势力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两岸关系长期处在一种既僵持又不彻底决裂的状态里。
从历史长河看，“一定要解放台湾”这句话，既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宣示，也是毛主席个人长期挂念的一件心事。尤其是每年到海边时说出的那一声“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在很多知情者心里，已不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一种有重量的承诺。
四、一张照片，一段遗憾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在这次表决中，亚非拉国家发挥了关键作用。联合国成员中，亚非拉国家占了三分之二左右的人数，他们集体投出的赞成票，打破了少数西方国家长期操控联合国席位问题的局面，使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回到了联合国舞台。
正是在与亚非拉国家交往的过程中，1959年那张毛主席与亚非拉青年合影被拍摄下来。这张照片后来多次被刊印、张贴，成为一个象征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团结合作的经典画面。几十年后，它被台北“毛主席咖啡馆”放大陈列在墙上，远离了最初的政治场景，却依旧保留着一种历史的余温。
从时间顺序看，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大大提升，外交空间随之打开。也正是在这个阶段，毛主席对于台湾问题的思考更加复杂。一方面，新中国已经获得了绝大多数国家的承认，台湾当局在国际组织中的位置不断被边缘化；另一方面，在现实层面，海峡两岸依旧隔着一道实实在在的海峡，军事对峙与政治隔阂仍然存在。
毛主席后来曾对身边的人说，他这一生只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领导人民取得全国胜利，把蒋介石赶到一群海岛上去；另一件，则是一直未能完成的——解放台湾。他认为，这件事算是为自己干过的第一件大事留下了一个“尾巴”。这句话透露出的，是一种带着遗憾的冷静。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时，这个“尾巴”依然没有收拢，台湾问题仍旧悬在那里。
回到台北市民大道那家咖啡馆。站在店门口，看着那盒印着“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火柴盒，很难不联想到上述这一连串历史节点。毛主席在1950年代海边说的那句话，几十年后以印刷字体的形式出现在台北街头，不少人拿在手里时，心里多少会有点复杂。有人把它当作收藏品带回家，有人把它当成谈资随手摆在茶几上，也有人只是随手一丢，并不多想。
但不管客人如何看待，这个小小的火柴盒至少说明了一点：在九十年代末的台湾社会，关于那段历史的记忆，并没有完全被切断。哪怕只是通过一个咖啡馆的装潢、几幅老照片、几首老歌曲，甚至是一盒火柴上的一句话，许多过去的画面依旧能够被重新唤起。
从1949年到1976年，从“武力解放”的强硬设想到“和平解放”的政策转向，再到联合国席位的恢复，毛主席在世时所能完成的，是在政治与军事、国内与国际之间不断寻找平衡。在这些努力之外，留下的那份关于台湾的遗憾，则一直存留在历史记忆里。也正因为如此，当1999年台北街头出现一家以他命名的咖啡馆时，有些老一辈客人推门而入，心里多半会泛起一种说不清的感慨：时代确实变了，但很多事情，还没有真正画上句号。
火柴盒上的那行字，就这样默默躺在许多人的抽屉、书桌或烟盒旁边。一句话，几十年，一段未竟之事，静静停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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