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壤的冬天，冷得能把骨头缝里的热气都抽干。正午的太阳挂在灰扑扑的天上，活像块蒙了尘的圆镜子，亮是亮，半点温度都不肯给。我缩着脖子跟在外国游客队伍后面，每一口呼出的气都瞬间凝成细碎的冰晶，飘在风里就散了。
我们的导游叫李英玉，二十五岁上下的朝鲜姑娘。她穿着一身笔挺的深蓝色制服，胸前的领袖徽章擦得锃亮，嘴角永远挂着一个分毫不差的标准笑容。最让人吃惊的是她的中文，流利得像在东北长大的姑娘，讲解时句句都带着对朝鲜成就的笃定自豪：“我们的人民终身享受免费医疗和教育”“我们的国家完全自给自足，绝不依附任何外部势力”。
三天的行程里，这些话她翻来覆去地说，像台设定好程序的复读机，直到那个下午，计划外的意外打破了这份 “规整”。
原本要去的少年宫因为临时活动取消，英玉忽然压低声音，提议带我们去她的 “秘密景点”—— 大同江畔一座鲜有游客踏足的小山丘。站在那里，能看见平壤不常对外展示的、带着烟火气的另一面。
风刮得人站不稳，我裹着厚羽绒服还直打哆嗦，可英玉只穿着那件看似单薄的制服外套，鼻尖冻得通红，连脸颊都泛着青。
“你不冷吗？” 我实在忍不住问。
“朝鲜人民有坚强的意志。” 她几乎是条件反射般脱口而出，话音刚落却顿了顿，目光望向江对岸隐约的居民楼，声音轻得像怕被风听见：“其实…… 有点冷。” 就是这一秒，她脸上维持了三天的职业微笑，第一次裂开了一道缝。
从那之后，我有意无意地跟在她身边，聊些和 “官方口径” 无关的家常。我跟她说北京的冬天早就普及了集中供暖，屋里热得能穿短袖；说我老家年夜饭的桌上，红烧肉、炖排骨堆得像小山；说中国的大学生毕业能自由选工作，想去国外留学也能放手去拼。
她听得格外认真，眼神里像有星光在闪，可嘴上还是那句不变的话：“朝鲜的生活方式，是最适合我们的。”
真正的转变，发生在我们离开平壤的前一晚。旅行团在酒店餐厅用餐，英玉站在一旁等候，我无意间瞥见，她的目光在邻桌中国商人的餐盘上停了好几秒 —— 那上面有鸡肉、猪肉，还有一条完整的红烧鱼。我太清楚了，在朝鲜，这样的一餐，只有特殊节日或是特权阶层才能享用到。
饭后，我借着感谢她几天服务的由头，递过去一盒中国巧克力。她的手指轻轻摩挲着光滑的包装纸，忽然抬头，小声问：“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我们走到酒店大厅僻静的角落，她犹豫了半天，声音快被背景音乐盖过去：“中国人真的……每天都能吃到肉吗？”
我点点头，翻出手机里我妈做的家常晚餐照片 —— 红烧排骨、番茄炒蛋，还有一盘清蒸鱼。她盯着屏幕，眼神复杂极了，像有惊涛骇浪在里面翻涌。
“在朝鲜，肉是配给制的。” 沉默许久，她终于开口，声音轻得像羽毛，“我家一个月大概能分到一斤猪肉，从来都是留给老人和孩子。” 她顿了顿，又说，“我读过资料，知道中国也有过困难时候，但现在，真的不一样了。”
“那你对中国的真实看法，是什么？” 我终于问出了那个藏在心里的禁忌问题。
英玉迅速环顾四周，确认没人注意后，深吸一口气：“我们被教导，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走了错误的道路。但是……” 她咬着下唇，“我私下听过中国的广播，也偷偷看过一些资料。我知道中国的城市夜晚灯火通明，商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人们能自由地旅行。”
她的声音开始发抖：“去年冬天，我祖母因为肺炎走了。我们的公寓没有足够的供暖，医院也缺少治疗的药品。如果…… 如果她在中国南方，也许现在还能笑着和我说话。” 眼泪在她眼眶里打转，却被她飞快地擦掉了。
最让我震撼的坦白，还在后面。
“我大学学的是中文，接触过一些中国电影和小说。” 她几乎是贴在我耳边耳语，“我羡慕中国女性，能自由选择婚姻，能大胆追求爱情。” 这话之后，是漫长的沉默，久到我以为对话已经结束。
“如果有机会，我想嫁给中国男人。” 她终于说出口，声音里混着羞耻和滚烫的渴望，“不是因为他们有钱，是因为他们能给妻子尊重，给她选择的自由。我知道这不可能，我们的国家不允许，连这样的想法，都是背叛。”
那一刻，我眼前的李英玉，再也不是那个背诵官方话术的导游，而是一个被现实和理想撕扯得鲜血淋漓的年轻姑娘。
“你会举报我吗？” 她突然警觉起来，眼神里的恐惧像针一样扎人。
我用力摇摇头，心里却揪得生疼。我太清楚，在朝鲜，这样的 “错误思想”，足以毁掉她，甚至毁掉她的整个家庭。
第二天送别时，英玉又变回了那个面带标准笑容的导游，仿佛昨晚的推心置腹，从未发生过。可就在握手告别的瞬间，她的手指悄悄塞给我一张折叠的纸条。
上了车，我小心翼翼地展开，上面是娟秀的中文字迹：“请记住，在朝鲜有一个女孩，梦想着温暖和自由。”
车子缓缓驶离平壤，我攥着那张纸条，心里五味杂陈。在中国，我们习以为常的一日三餐、自主选择，对英玉这样的姑娘来说，竟是遥不可及的奢望。这份认知，既让我震撼，也让我心碎。
而那个在平壤的冬夜里说出心里话的女孩，此刻是否正为自己的坦诚惴惴不安？她的未来，会走向何方？这些问题，我没有答案，只剩下满心的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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