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的北京海淀，校园与托儿所里弥漫起一种诡异的气氛。
有人说，看见了红发绿眼的“鬼影”在墙角闪过；有人声称，白脸长发的怪物在夜里发出凄厉怪叫。
更离奇的是，所谓“鬼”竟然能在同一时间出现在不同地点。
公安部刑侦专家轮番上阵，足迹被反复提取、比对，却始终无法解释那几乎完全一致的脚印。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在内蒙古赤峰一处偏僻山沟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他叫马玉林。
那一年，大清王朝风雨飘摇，百姓生活艰难，马玉林的家，更是穷得揭不开锅。
他没有机会进学堂读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十二三岁时，他便被送去给地主放羊，换取一点微薄的口粮。
有一次，他丢了一只羊，那时的他，根本赔不起一只羊，他不敢告诉地主，只能一个人摸黑往草场跑。
夜色沉沉，他在草地上四处寻找，却毫无线索，正当他心灰意冷准备认命时，远处传来一声“咩”，那只走丢的羊竟然自己跑回来了。
这一夜，让他彻底警醒，从那天起，他不再只是机械地赶羊，而是开始盯着地上的痕迹发呆。
羊群吃草时，他不再打盹，而是蹲在地上观察，蹄印深浅不同，说明体重有别；蹄印间距不同，说明步幅不同；蹄印前端深，说明走得急；后端深，说明后腿发力。
慢慢地，他能从一串蹄印里“看”出一只羊的样子。
哪只胖，哪只瘦；哪只腿有伤，哪只怀了崽；哪只受惊狂奔，哪只悠闲踱步，他甚至能通过草地被啃咬的高度，判断是哪只羊留下的痕迹。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近乎执拗的观察，让他练出一双“神眼”，村里人渐渐发现，只要找马玉林帮忙，丢的羊几乎都能找回来。
他的本事，也从羊扩展到了人，他发现，人走路的姿态，与羊并无本质区别，脚掌落地的轻重、步幅的长短、脚尖的朝向，都是身体与性格的投射。
男人步幅多半大而沉，女人轻而稳；年轻人脚印有弹性，老人则拖曳；胖子脚印深而宽，瘦子浅而窄。
1959年腊月二十九夜里，赤峰水地乡供销社被盗，四匹棉布、香烟、糖果、豆油，还有三百元现金，一夜之间消失。
刑警赶到现场，却只发现两种脚印：一双穿鞋，一双光脚，脚印到门外便杂乱消失，再无痕迹。
正当大家束手无策时，有人提议：“请马玉林试试。”
警察半信半疑地把这个放羊老汉请到了现场，马玉林没有寒暄，直接蹲下身子，盯着地面。
室内脚印交错，他用手量了量步幅，又走到门外，在泥地上用树枝画圈。
一颗被踢翻的石子，上湿下干；一处土堆上不均匀的压痕；一段看似平整的路面上细微的泥土翻动。
他一路画圈，一路追踪，直到某村庄门口停下。
“穿鞋的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光脚的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是他儿子。”他说得笃定。
警察愣住了，按照他指的方向，警方很快抓到那对父子，审讯后，年龄、关系、体态，分毫不差。
这一次，马玉林不再只是草原上的“神眼”，而是真正进入公安系统视野。
1959年7月，他被正式吸收为赤峰市公安局刑警队试用追踪员，虽不算干部，不穿警服，却成了刑侦战线的一员。
1972年夏天，北京海淀区几所高校与托儿所之间，忽然流传起一种诡异的说法：夜里闹鬼。
最初，是一名在海淀某院校就读的女学生报案。
她神色慌张地说，夜深时分，在宿舍楼外看见一个“红发绿眼”的怪影，脸色惨白，身形高大，见人便发出刺耳的怪叫。
她以为是恶作剧，可第二天清点财物，却发现屋里少了东西。
警方接到报案后，本能地判断这是有人装神弄鬼实施盗窃，可事情的发展，很快超出想象。
几天之内，类似报案接连出现，总参托儿所、某工学院宿舍楼、研究所家属区，几乎在相近时间段，都有人声称目击“鬼影”。
更蹊跷的是，有人坚称，自己在海淀北部看到“鬼”的同时，另一处几公里外的单位也在报警，说“鬼”刚刚出现。
谣言迅速蔓延，夜色刚落，街道上便空荡下来，学生不敢独自外出，家长紧闭门窗，托儿所老师彻夜巡查。
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他们一遍遍勘察现场，提取足迹，采集指纹，走访目击者，所有人都坚信，这绝非超自然现象，而是人为作案。
但问题很快出现，每一次“鬼影”出现后，现场都会留下脚印，技术人员将足迹翻模、拍照、编号，送往分析室。
对比结果却令人意外，不同地点、不同时段的足迹，几乎完全一致，鞋底花纹一致，步幅一致，压力分布也高度相似。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同一个人，可问题在于，报案时间高度重叠，按照目击时间推算，若是同一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横跨几公里，连续作案。
有人提出，也许时间记错了，可多名目击者提供的时间基本吻合，有人甚至在相距甚远的两处单位同时报案，时间误差不过几分钟。
刑侦专家们反复研究足迹，有人怀疑是同一双鞋被多人轮流穿；有人猜测是提前踩印伪造；还有人推测是团伙作案，但足迹为何完全一致？
每一个推论，都很快被现实推翻。
若是多人轮流穿同一双鞋，步态应有细微差别；若是伪造足迹，现场动态痕迹难以复制；若是团伙作案，现场至少应留下第二种足迹。
可所有现场，几乎都只留下那一双“鬼”的脚印。
案件影响范围扩大，社会议论纷纷，有人借题发挥，渲染恐慌，夜晚的海淀，仿佛真的被一层无形的阴影笼罩。
上级领导开始过问，要求尽快破案，稳定人心，专案组昼夜加班，却始终无法解释那个最关键的谜团：为什么足迹一模一样，却像“分身”一般出现在不同地点？
就在这种气氛下，北京市有关部门提出一个看似离奇的建议：请马玉林来看看。
于是，一封电报发往内蒙古，几天后，一个头发花白、神情沉稳的老人，踏上了进京的列车。
马玉林进京后，被直接带到最近一次案发现场：一处托儿所宿舍楼。
屋里凌乱，柜门半开，财物被翻动过，地面上覆盖着薄薄一层灰土，技术人员已经用石膏翻制了足迹模型。
马玉林没有急着说话，他先是在门口站了片刻，低头看地面，又走进屋里，蹲下身子，用手指轻轻触摸那几处脚印边缘。
随后，他又到室外，沿着脚印延伸方向走了几十步，时而停下，时而眯眼凝视。
旁边的刑侦人员忍不住问：“马师傅，有什么发现？”
他没回答，只是摇摇头，又去看另一处案发点：工学院宿舍。
两处现场之间相距不近，警方此前反复比对，认定是同一双鞋、同一人作案，可时间上无法解释“分身”。
马玉林看完第二处足迹后，忽然抬起头，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的话：“不是一个‘鬼’，是两个。”
专案组负责人皱眉：“可脚印完全一致。”
马玉林蹲下，用手指比划着脚印的前掌和后跟：“鞋一样，脚型一样，步幅差不多，可脚掌落地的劲儿不一样。”
他指着一处脚印：“这个人落地重，脚跟压得深，走路有点急，心里火气大。”
又指另一处：“这个轻一点，脚尖带虚边，走路收着劲儿，胆子没那么大。”
在场技术人员对视一眼，他们之前只关注花纹、尺寸和步幅，却忽略了压力分布的细微差别。
“他们个头差不多，一米七到一米七五之间，年纪二十出头。”马玉林继续说道，“脚印像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多半是双胞胎。”
“双胞胎？”有人低声重复。
马玉林点点头：“鞋底花纹一致，说明穿的是同一批鞋，甚至可能是同一双换着穿。脚型相似到这个程度，不是普通兄弟。”
他又补了一句：“一个脾气暴，一个心里虚，装鬼吓人，是报复社会。”
可当警方重新翻看所有足迹数据时，果然在压力点分布上发现了两组极其接近却略有不同的模式。
方向瞬间明朗，既然是两人轮流或配合作案，那所谓“同一时间不同地点”，就不再是神秘现象，而是分头行动。
接下来，就是锁定人，马玉林提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建议：去颐和园附近蹲守。
专案组半信半疑，但还是安排了便衣在颐和园及周边区域布控，马玉林每天坐在公园长椅上，看似闲坐，实则目光始终盯着来往行人的步态。
第三天傍晚，两个年轻男子骑着一辆自行车从远处驶来，他们长相极其相似，发色偏浅，五官带着明显的混血特征，下车后，其中一人步子迈得大而急，另一人稍慢半拍。
马玉林的眼睛猛地一亮：“就是他们。”
话音刚落，便衣迅速靠近，警方上前盘问时，其中一人神色骤变，突然掏出藏在怀里的手枪，朝空中一甩，试图冲出包围。
枪声响起，现场一片混乱，性格暴躁的那一人拒捕反抗，在交火中被击中倒地，另一人脸色惨白，双腿发软，当场丢下手中的工具，举手投降。
后来审讯得知，两人确为双胞胎兄弟，曾因盗窃入狱，出狱后心生怨恨，策划装神弄鬼实施盗窃，同时制造恐慌以报复社会。
他们利用外貌特殊、夜色掩护和轮流行动，制造“分身”假象，至此，笼罩海淀数月的“鬼影”迷雾，被彻底撕开。
案件真相公布后，海淀一夜之间恢复了平静，学校重开晚自习，托儿所恢复夜间巡查，居民楼里的灯光重新亮起。
而马玉林，也从“外请老汉”变成了公安系统内广为人知的名字。
很快，他的名字被正式写进内部表彰材料，虽无华丽头衔，却被尊称为“追踪专家”。
他依旧不穿警服，不坐办公室，却在一个个案发现场间奔走。
此后几年里，马玉林参与的案件越来越多，从牲畜盗窃到命案追踪，从荒郊野外到城市街巷，只要有足迹，他就能顺藤摸瓜。
公安部门决定，把他的经验系统整理，在年轻民警的协助下，马玉林把几十年的心得一点点口述出来。
什么叫“前掌重心偏移”，什么叫“步幅不匀显急躁”，什么叫“鞋底磨损见习惯”。
那些草原上悟出来的经验，被归纳成条目，绘成图示，最终形成一套完整的“步法追踪术”。
晚年的马玉林，仍然闲不下来，只要接到电话，他就背上布包赶赴现场。
有人问他一生最大的本事是什么，他想了想，说：“盯着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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