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端宏斌

这些年为了挽救出生率，出台了不少措施，但效果并不明显。你去问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娃，他/她大概率会说：没钱！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怎么结婚生孩子？

这话当然不算错。但如果只用“没钱”解释一切，你会漏掉更关键的一点：今天很多人不是单纯缺钱，而是婚育这件事的“风险—回报结构”发生了变化。婚育从过去的“理所当然”，越来越变成一个高成本、长周期、低确定性的项目。人在不确定里会本能地推迟、观望，甚至退出，这不是道德问题，是决策逻辑。

所以我想讲的不是“年轻人怎么了”，而是：现代社会如何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结构，把越来越多人推成“原子化个体”。所谓原子化，不是“人变冷漠”四个字那么简单，而是：关系更难建立、更难维持；育儿支持更难获得；很多原本能由关系网络分摊的成本，开始被迫用现金和时间硬扛。

今天我就把这件事讲透：为什么现代人会越来越像“孤岛”，以及这种结构如何把婚育成本推到一个越来越离谱的水平。

钱当然重要，但它不是“唯一变量”

今天的婚育低迷，经济压力当然是重要因素。房价、教育、医疗、就业不确定性，都在加剧焦虑。

硬数据摆在那儿：

2025年中国出生人口约792万（国家统计局口径），出生水平已处于最低区间；结婚登记对数相较十年前腰斩（民政系统公开数据可查），年轻人进入婚姻的比例在变小。这些都不是情绪，是趋势。

即便你把钱的问题解决一部分，很多人依然会对进入关系保持谨慎。原因在于：钱主要解决“成本”，而我讲的是“结构”。结构没变，人的关系策略也不会凭空变回去。换句话说：钱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熟人社会的隐含福利：用感情换服务

以前的人，要么生活在村里，要么生活在国营单位。对他们来说，周边社会关系高度稳定。

拿村子来说：你的小伙伴从小就认识你，你们父母也很可能从小互相认识。你今天跟谁翻脸，明天抬头还得见。长期重复博弈会逼着人讲信用、讲面子、讲互相照应。

拿国营单位来说：一个厂就是一个小社会，幼儿园、小学、医院、图书馆，甚至还有厂办电影院和俱乐部。你同学的父母很可能是同事，你的邻居很可能是你爸同单位的工友。

拿我老爸举个例子：他66岁因为肺癌去世，追悼会上，他以前单位的工会主席也参加了。这个单位他整整干了快40年，加上退休6年，他和单位的关系维持了46年。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这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另一种生活方式。

熟人社会的本质是什么？不是人更善良，而是关系是资产，而且资产可复用。你帮我一次大忙，我记你一辈子；你在我家吃顿饭，我在你家住几天；孩子放你家两天，你家老人病了我去搭把手。

这种互惠网络提供了一种极重要的隐形福利：很多服务不需要即时付费，甚至不需要明说——它内置在关系里。它能把生活的摩擦成本压得很低，也能把育儿成本分摊出去。

现代社会：关系变成短周期的临时项目

现在我们进入的是陌生人社会，而且更糟的是：陌生人社会叠加了高流动性。

你小学建立的人际关系，上初中断了；初中建立的关系，上高中断了；高中建立的，到大学断了；毕业进公司，同事也都是陌生人。结果是：你活了半辈子，身边的人像流水一样，所有人都只是人生中的过客。你当然可以交朋友、谈恋爱，但建立长期关系的概率很低。

更要命的是，你周边很多关系被制度化成竞争关系。在学校，你读书是为了卷别人；在公司，同事随时走人、随时换组、随时跳槽。你投入感情，换来的是过两天他离职，圈子也消散。AI时代来了，你还要提防他学会了AI，提升了效率，让你滚蛋。

这会改变人的心理策略：当关系不可持续，人就会降低投入。你不是不想交朋友，你是在做风险管理；你不是不想谈恋爱，你是在降低亏损概率；你不是不想结婚，你是在避免把自己绑在一套可能迅速失效的合作关系上。

这就是原子化的代价：你变成一个低依赖、低信任、低投入的个体。你能活着，但你很难建一个长期共同体。

现代社会还有一个打乱社会关系的行为：动迁。我家在上海被拆过三次。本来都是几十年的老邻居，动迁后各奔东西。你住得再久，也可能一夜之间散了。一旦动迁了，祖祖辈辈生活在一起的人再也不会见面。

既然如此，你还会不会投入精力经营“附近的人”？很多人会本能地选择：算了。于是社区进一步陌生化，熟人网络进一步稀薄，原子化进一步加深。

酒桌文化：陌生人之间硬造熟人关系

以前的人喜欢酒桌文化，年轻人视之为糟粕。它当然有糟粕成分，但我们也要看它的社会功能。

酒桌文化的意义之一，是在陌生人之间制造“自己人”的区分。熟人社会里，“自己人”和“外人”完全不同：外人不可信，自己人可以托付。通过一些极端甚至自残式的仪式（拼酒、拼胆量、拼义气），外人被转化为自己人，它是一种土法的信用证明。

而现在的年轻人都是原子化个体，他不想也不需要把你变成自己人。对他来说，你只是人生里的另一个过客，几年后就消失。于是他讨厌酒桌，不只是讨厌喝酒，他讨厌的是那种被强迫建立关系的感觉：我凭什么要把你变成自己人？你对我有什么长期价值？

问题又回到了结构：关系的可持续性下降，所以人不愿投资关系。

熟人社会提供“关系型公共服务”

在熟人社会，生孩子的成本并不完全靠钱。原因不是那时候更富，而是很多成本被关系网络覆盖了。

孩子可以去亲戚家住一两个月；小孩放出去玩也没太大风险，因为附近的人互相认识；任何一个邻居大妈都能帮你看半天孩子；大型国营单位还有托儿所、幼儿园、小学，成本低，路径确定。

这就是为什么当年大家穷，但敢生。不是因为人更勇敢，而是因为“养”这件事有外部支持、有分摊机制。你不是两个成年人硬扛一切，你背后有一张可调用的互助关系网络。

现代商业社会：一切看钱

现在我们进入另一套系统：你想要的每一项支持，都要用现金买。

小到商场儿童乐园，一小时几十到一百多；大到夏令营、游学班，一周几千到上万。你不买？那就自己带，自己累，自己耗。你也很难把孩子交给亲戚朋友长期照看——不是他们不爱你，是他们也忙。商业社会，谁都没有闲暇，原子化家庭没有外部支持，养娃最终变成两个人硬扛。

更现实的是：商业社会不仅向你收费，它还会给你洗脑：“你不买就是对孩子不负责”。各种看起来很有道理的服务被包装成刚需，比如过度早教、过度竞赛、过度培训。于是出现一个结果：传统熟人网络消失后，育儿支出会被货币化、市场化、精细化地榨出来。你想省都很难，因为你在买的不只是服务，你是在买焦虑的缓解药。

为什么政策刺激很难奏效？

很多人以为出生率上不去，是因为钱不够，所以就去补贴：生育补贴、税收减免、发消费券、发育儿券。短期看当然能缓解一部分压力，但很难改变长期趋势。原因在于：婚育不是一次性消费，它是一个持续20年的长期项目。真正让年轻人犹豫的，往往不是“第一笔钱从哪来”，而是“未来20年的不确定性谁来兜”。

政策刺激最容易补的是现金流，但婚育最缺的往往不是现金流，而是系统支持：托育供给够不够、幼儿园学位稳不稳、老人能不能帮、双职工能不能请到靠谱的照护、女性生育后的职场代价能不能被吸收、公共服务能不能降低时间成本。你会发现这些问题的共同点是：它们不是发一次钱就能解决的，它们需要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供给。

还有一个更隐蔽的原因：政策再努力，也很难对冲“高流动”带来的结构变化。熟人社会里，育儿很多成本是由关系网络分摊的；陌生人社会里，分摊机制消失了，于是家庭只能用现金购买服务。你补贴一两千，市场化服务的定价体系反而可能把补贴吸收进价格里，最后变成“大家都更贵了，补了等于白补”。

所以我认为，很多刺激政策之所以效果有限，不是因为政策不够真诚，而是因为它在解决一个结构问题时，只用了最容易下手的工具：发钱（其实也很少）。真正决定性的是：能不能重建一套让人敢结、敢生、敢长期投入的支持系统与预期稳定性。

原子化不仅影响婚育，也会影响信任与公平感

原子化的人没有靠山、没有熟人网、没有可交换的关系资产。他只能期待社会本身是公平的。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社会事件会引发巨大情绪反应：因为原子人一旦发现“公平并不可靠”，他会感到极度无助：我还能信谁？上一代常常理解不了这种情绪。在他们的世界里，很多问题的答案是“关系够不够硬”；而在原子人的世界里，关系本身就约等于零，他只能押注制度是公平的。一旦他意识到某些制度正在有意的制造双标的时候，他就会出离的愤怒。

这段我就不展开了，你可以自行联想一下山西订婚XX案。

为什么年轻人开始养宠物？

原子化的人并不是不需要情感。人是社会动物，这个初始设定没变。变的是：你越来越难相信一段人际关系会长期稳定。

猫狗的好处在于，它们的关系更可控、反馈更稳定。你对于“不太会突然消失”的对象，更愿意投入感情。这也是一种结构性选择：当人际关系的稳定性下降，人会把情感投资转向更可控、更低风险的对象。猫狗只要你不主动遗弃，好好养的话，陪伴你十年总是可以的。

结论：上一辈根本无法理解现代原子人的困境

人类的原始设定是社会化动物，但为了追求经济效率，我们被推向了原子化生活，原子化的社会，把一切分工都极度细化。以送外卖为例，外卖员就只干这一件事：把外卖从店里送到你家。

原子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你想要的一切支持都要付费；你没有长期关系来分摊风险；你没有社区网络来提供照料；你进入关系的成本高，维持关系的成本更高；两个原子人结婚，生孩子的成本会变得极其夸张。甚至原子人之间都很难进入恋爱关系。

于是，不进入任何一段长期关系就成了一个理性选择：不是因为年轻人更自私，而是因为他们在这套结构里看不到出路。你可以用道德训诫逼他们结婚生娃，但你提供不了熟人网络的公共服务，也解决不了高流动带来的关系脆弱性。

所以我说：这不是某一代人的问题，这是现代社会的结构性代价。要扭转它，不是靠喊口号，而是要重新构建能让关系更稳定、能让育儿成本被分摊的社会支持系统。事实上，我认为这根本就是无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