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人，被乱棍打、皮鞭抽，被烧红的铁棍烙背，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却始终不肯低头。敌人递来一张脱党登记表，告诉他填三个字就能保命、能当官，他却挥笔写下八个字，字字砸得人眼眶发烫。他不是出身名门的革命者，没有满腹诗书的家世，只是陕北米脂叶家岔黄土坡上，一个农民家的孩子。
马明方故居
1905年12月14日，马明方出生在普通农民家庭，童年里，砍柴拾草、送粪耕作是家常便饭，私塾王加仁老先生的赞赏与资助，是他灰暗童年里为数不多的光。底层生活的淬炼，没有磨掉他的棱角，反而让他早早看清了农民的苦难——苛捐杂税压得乡亲们喘不过气，地主豪绅的盘剥让许多家庭家破人亡。后来他在申家坪当小学教师，看着孩子们因贫困买不起纸笔，看着乡亲们在饥寒中挣扎，“要改变这一切”的执念，在他心里悄然扎根。
20岁那年，马明方考入绥德第四师范，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也是信仰的起点。彼时的绥德四师，是陕北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摇篮，校长李子洲等共产党员，用新文化、新思想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在这里，马明方第一次接触到共产主义理论，第一次明白“革命不是为了个人功名，而是为了让千千万万受苦人过上好日子”。他不再是只懂埋头教书的青年，而是主动走出校园，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开展抗租、抗税、抗粮斗争。
鲜为人知的是，绥德四师期间，马明方因组织反帝游行，被军阀吴新田的部队盯上，几次身陷险境。有一次，他带着学生和农民代表街头演讲，遭到反动军警围堵，为掩护其他人撤退，他故意吸引军警注意力，跑到偏僻小巷，被追赶得翻墙逃跑，膝盖摔得血肉模糊，却始终未透露其他组织者的名字。这次经历，没有让他退缩，反而让他更加坚定了革命决心——他深知，革命从非一帆风顺，越是艰难，越要坚守。1925年秋，经同学马瑞生介绍，马明方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刻，他不是填写简单的入党申请书，而是许下用一生践行的誓言。
大革命失利后，白色恐怖笼罩整个陕北，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逮捕、杀害。绝境中，马明方没有退缩动摇，反而主动扛起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的重任。他以小学教师身份为掩护，先后在横山、绥德、米脂等县辗转，走乡串村秘密串联。横山响水堡的日子里，他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趁着夜色，悄悄来到农民家中，宣传革命思想，发展党团员。为不引起敌人怀疑，他穿着粗布衣裳，吃着粗茶淡饭，说着地道陕北方言，和农民们打成一片，许多乡亲们后来才知道，这个朴实的“马老师”，竟是共产党的地下负责人。
1929年，陕北遭遇大旱，颗粒无收，地主豪绅却趁机囤积粮食、哄抬粮价，绥德地区饥民达上万人。马明方看着饥肠辘辘的乡亲，心如刀绞。他暗中联络马文瑞等同志，组织上万饥民进城请愿，与地主豪绅和反动政府谈判。谈判中，反动官员态度傲慢，拒不答应开仓放粮，马明方挺身而出，当众揭露地主豪绅盘剥百姓的罪行，痛斥反动政府的不作为。他的话不多，却字字铿锵，打动了在场每一位饥民，也震慑了反动官员。最终，反动政府被迫开仓放粮，缓解了饥民困境。
这次饥民斗争的胜利，让马明方在群众中树立了极高威望，更让他深刻认识到，群众的力量无穷无尽。革命要成功，必须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后来他常对身边同志说：“党员心中要有党，党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这句话，不是空洞口号，而是他一生的践行。有一次，他和战友传达特委指示，路过老家叶家岔，战友劝他回去看看年迈父母和年幼孩子，他望着老家方向，沉默许久，只说：“任务急，不行啊！赶路要紧，时间就是胜利。”战友编了句顺口溜：“不是孺儿不孝娘，重任在肩非寻常；过家不归算甚事，一切都应献给党。”这句顺口溜，道尽了马明方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他不是不爱家人，而是把对家人的爱，融入了对国家、民族的大爱之中。
1933年7月，佳县高起家坬的秘密会议，成为陕北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会议主持人正是马明方。彼时陕北特委深陷“左”倾错误困扰，武装斗争屡屡受挫，党组织人心涣散。马明方冒着被敌人发现的危险，召集特委同志，在一座破旧窑洞里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会议上，他顶住压力，坚决纠正“左”倾错误，提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农村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将陕北武装斗争从以兵运为主，转向全面创建红军、建立苏区的新阶段。
很少有人知道，为召开这场会议，马明方付出了多少心血。当时敌人封锁严密，各关卡都有军警巡逻，他冒着生命危险，辗转各游击区，联络分散同志，传达会议通知。会议期间，他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一边主持会议，一边警惕敌人偷袭，还要耐心说服坚持“左”倾错误的同志。有一次，会议开到深夜，外面突然传来敌人脚步声，马明方沉着冷静，安排同志们迅速隐蔽，自己留在窑洞里假装整理文件，确认敌人走远后，才让同志们继续开会。
这场会议，对马明方而言，不仅是战略决策的胜利，更是信仰的考验。他深知，自己的决策关乎陕北革命前途，关乎千千万万革命者的生命。若决策失误，只会让陕北革命陷入更深困境，让更多同志白白牺牲。正是这份沉甸甸的责任，让他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坚持真理，纠正错误。会议结束后，他深入游击区，加强武装斗争领导，先后组建三支游击队，建立安定、绥清、神府三块苏区。到1934年底，陕北先后成立17个县的苏维埃政权，为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5年1月，陕北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在赤源县白庙岔召开，马明方当选为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这一刻，他没有丝毫骄傲懈怠，反而更清醒地认识到自身责任之重。当时陕北苏区百废待兴，粮食短缺、物资匮乏，还有敌人频繁“围剿”。马明方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深入农村，调研土地分配情况，推行土地改革，让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他亲自带队，走遍苏区各县乡，倾听农民心声，解决实际困难。有一次，他在安定县调研，发现一位老农因没有农具无法耕种分到的土地，当即召集当地干部筹集农具，亲自送到老农手中，还手把手教老农耕种。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面临严重物资短缺，粮食、布匹、冬装均十分匮乏。马明方得知后，立即组织苏区群众开展支前工作。他带头捐献粮食衣物，发动群众筹集粮食、缝制冬装。据史料记载，在他的动员下，苏区群众先后捐献粮食100多万斤，缝制冬装5万多件，为中央红军解了燃眉之急。毛泽东曾称赞，前后方合作得很好，后方虽运输困难，但粮食和军需物资，都在极端困难中运了上去。
对马明方而言，支援中央红军不仅是责任，更是信仰的共鸣。他深知，中央红军的到来为中国革命带来新希望，唯有团结一心，才能战胜敌人、实现革命胜利。那段艰苦岁月里，他常常白天处理政府事务，晚上深入群众动员支前，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却始终精神饱满。他的朴实务实，感染了每一位苏区群众，也赢得了中央领导的认可。
1938年，长期艰苦斗争让马明方积劳成疾，身体日渐衰弱。经中央批准，他赴苏联治病、学习。在苏联的三年里，他未忘使命，一边治病，一边学习苏联革命和建设经验，希望为中国革命建设贡献更多力量。1941年，马明方回国，途经新疆时因道路阻滞，中央指示他留在迪化八路军办事处担任支部书记。他以为这只是短暂停留，却没料到，一场长达四年的炼狱之灾正在等待着他。
1942年9月，新疆军阀盛世才突然变脸投靠国民党，将在疆工作的100多名共产党员软禁、逮捕，马明方也在其中。1943年4月，他被投入监狱，遭受非人的折磨。盛世才为让他屈服，用尽各种酷刑——乱棍打、皮鞭抽、烧红的铁棍烙背，把他打得遍体鳞伤、瘦骨嶙峋，却始终未能让他低头。盛世才曾亲自劝降，告诉他只要放弃共产主义信仰、脱离共产党，即可释放并给予高官厚禄。
最令人动容的是，敌人给了他一张“脱党登记表”，让他填写“志愿”，只要填上“放弃信仰，回家务农”，就能重获自由。马明方当着审讯者的面，奋笔疾书，只写下八个字：“信仰：共产主义；志愿：回延安。”这八个字，字字千钧，彰显了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他不是不知道拒绝投降可能面临死亡，也不是不思念延安、战友和家人，但在信仰面前，他选择了坚守与牺牲。
在监狱里，马明方成为狱中党组织负责人，他带领难友开展顽强斗争，提出“变监狱为战场”“变监狱为学校”的口号。他用铅笔芯密写纸条，在难友间传递消息，鼓励大家坚守信仰；组织难友开展三次“反普遍审讯”、三次绝食斗争，抗议敌人暴行；还带领大家唱《国际歌》《囚徒歌》，用歌声凝聚力量。有一次，绝食斗争进行到第五天，许多难友已虚弱得站不起来，敌人前来劝降，马明方虽也饿得头晕目眩，却依然坚定地说：“不答应我们的条件，就绝食到底！”最终，敌人被迫妥协，答应了他们的合理要求。
这段狱中岁月，是马明方身体的炼狱，却是精神的洗礼。他在狱中度过四年零三个月，每天面临死亡威胁、遭受酷刑折磨，却始终未动摇信仰。他后来回忆，在监狱里，他最想念延安、毛主席和战友们，每当遇到困难，只要想到信仰和革命胜利，就有了坚持下去的勇气。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尚在狱中的马明方被缺席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消息传到监狱，难友们备受振奋，马明方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他知道，党中央没有忘记他们，他的坚守没有白费。
1946年7月，在周总理与张治中的多次交涉斗争下，马明方等100多名共产党员终于获释。他们辗转6000多里，历经千辛万苦，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延安。当毛主席、朱总司令、林伯渠等中央领导亲自到七里铺迎接时，马明方再也抑制不住情感，泪水夺眶而出。党中央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毛主席亲自举杯祝贺他们胜利归来，握着他的手说：“好同志，辛苦了。”这句简单的话，是对他四年狱中斗争的最高肯定，也是对他信仰坚守的最好褒奖。
回到延安后，马明方先后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中共晋南工委书记等职。1947年3月，胡宗南进犯延安，他随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担任西北局后方工作委员会书记，与林伯渠一起负责地方和支前工作。那段艰难的转战岁月里，他始终把群众和前线需求放在首位，全力保障粮食和军需物资供应。他深入晋南31个地县，调查情况，创造性地完成了131万人口的土地改革和城市接管工作，及时纠正“左”倾错误，保护了群众利益。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马明方回到陕西，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成为新中国首任陕西省委书记。彼时陕西刚经战乱，百废待兴，民生凋敝，土匪横行，土地改革、剿匪肃特、恢复生产，每一项工作都十分艰巨。马明方上任后，不搞形式主义，脚踏实地深入基层，每天忙碌不停。他每年抽出3到4个月时间，深入市县、工厂、农村，调研实际情况，解决具体问题。
马明方主政陕西期间，始终保持艰苦朴素作风，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从不搞特殊化。1954年，他主动将行政级别由三级降为四级，成为当时少数主动降薪的高级干部。他常对工作人员说：“我们是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不能搞特殊，要和群众同甘共苦。”他不许工作人员接受馈赠，不许家人套购紧俏商品、使用公车。有一次，女儿想坐他的公车上学，被他严厉拒绝，他告诉女儿：“公车是办公用的，不是个人私用，你要自己走路去上学，养成艰苦朴素的习惯。”
西安解放
更让人感动的是，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马明方看到城外胡宗南驻军挖的战壕占用大量良田，十分痛心。他当即召集当地干部说：“这么多肥沃良田，能打多少粮食！应当平沟，还地于民。”在他的督促下，战壕很快被填平，农民们在上面种上了庄稼，收获了粮食。这件小事，彰显了马明方的为民情怀——他心里始终装着群众，哪怕一寸土地，也舍不得浪费。
主政陕西期间，马明方主导的土地改革，彻底改变了陕西农村面貌，让千千万万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摆脱了地主盘剥，过上了幸福生活。他还大力推动恢复生产，发展农业工业，让陕西国民经济快速恢复发展。他的务实作风，赢得了陕西人民的爱戴，直到今天，许多陕西老人依然记得这位朴实为民的“马书记”。
1954年8月，马明方调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协助邓公负责中组部常务工作。1956年1月，中央财政贸易工作部成立，他任部长。任职期间，他根据中央要求，着力抓财贸部门思想政治工作、基层组织建设和干部培养，提出财贸干部要深入基层、熟悉情况、钻研经济，争取两三年内打好工作基础的方针。他以身作则，深入全国各地财贸基层单位，解决工作中的问题，五年间，财贸部门基层组织得到加强，培养出一支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有力推动了全国财贸工作发展。
1960年10月，马明方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当时东北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粮食减产，人民生活极端困难。他到任后，不急于表态，不搞形式主义调研，立即深入农村工厂，了解群众困难。他走遍东北各地，看到群众吃不饱、穿不暖，十分着急，当即提出，要把安排群众生产生活作为整风整社的重要内容，并结合东北实际，提出安排市场供应、实行生产责任制、保留自留地等发展农业的重要意见。
1965年11月，马明方在营口官屯公社搞“社教”，经深入调研，他发现当地农村干部大多勤劳朴实、为民办事，只是工作中存在一些小错误。他没有盲目跟风搞“打击一大片”，而是向东北局提出“肯定农村干部成绩，严肃批评错误，以团结为根本”的报告。这份报告被批转全区执行，减少了“四清”运动的负作用，保护了大批农村干部，也赢得了群众信任。
对马明方而言，无论身处什么岗位，面对什么困难，他始终坚守信仰，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他不追名逐利，始终保持共产党员本色，脚踏实地、务实肯干。他深知，革命者最大的责任是为人民服务，最大的荣耀是得到群众认可。
然而，这样一位忠诚于党和人民、坚守信仰的革命者，在“文革”中，遭受了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1967年，他被以“马明方叛徒案”罪名押解到北京，长期秘密关押。关押期间，他遭受了更残酷的人身摧残和精神折磨，被打得遍体鳞伤、行动不便，常常只能以膝代步。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从未向“四人帮”低头，从未说过违背信仰和事实的话。
生命垂危之际，他被允许家属探望，拉着妻子和孩子的手反复说：“我没有问题，没有做过有损党的利益的事。万一我死了，你们要转告毛主席，我马明方是好人，不是叛徒。”这句话，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信仰的最后坚守。他一生忠于党和人民，坚守共产主义信仰，无论遭受多大苦难，从未动摇背叛。
1974年8月13日，马明方在狱中含冤逝世，终年69岁。他带着一身伤痕、未竟心愿，离开了为之奋斗一生的世界和深深热爱的人民。他没有看到自己平反昭雪，没有看到中国革命最终胜利，但他始终坚信，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党终将还他清白，中国终将走向繁荣富强。
1975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为“新疆马明方案”平反，肯定马明方等同志在狱中表现良好，无自首叛变行为。1979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他举行隆重追悼会，肯定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1980年6月，中共中央批转平反报告，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为马明方彻底平反昭雪。
平反消息传来，许多与他并肩战斗的战友流下激动泪水。他们知道，马明方的冤屈得以昭雪，信仰得以正名，英名得以永存。马明方的大女儿，冒着危险保存下来的他的残稿，也终于重见天日，字里行间，满是他对党的忠诚、对信仰的坚守、对人民的热爱。
马明方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却有着最动人的坚守与清醒。他朴实、坚韧，出身底层，深知百姓疾苦，所以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他勇敢、忠诚，面对酷刑与诱惑，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信仰，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也不肯背叛党和人民；他清醒、谦逊，身居高位，却从不骄傲自满，不搞特殊化，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本色。
他的每一次选择，都充满了挣扎，却又无比坚定。选择革命，意味着要放弃安稳的生活，直面刀光剑影；选择坚守信仰，意味着要忍受酷刑折磨，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选择低调务实，意味着要放下高官的身段，扎根基层、吃苦受累。可他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他心里始终装着一个信念：为了千千万万受苦人，过上好日子。
他不是天生的英雄，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只是在关键时刻，选择了坚守，选择了牺牲，选择了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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