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这几年地产行业的现象级故事，南通三建的黄裕辉，一定榜上有名。
这位曾经站在千亿营收之巅的“江苏第一包工头”，一个转身，就从行业巨头，跌成了“失信被执行人”。
当年声震四海，如今一无所有。
而这场翻盘不了的逆转，从他与恒大“捆绑”的那一刻，就写好了结局。
风光二十年，从工地干到千亿帝国
要了解黄裕辉的跌落，就得先从他的崛起说起。
1971年，他出生在江苏，一路凭着吃苦耐劳的劲头，在工地上摸爬滚打。28岁那年，他接下了南通三建北京分公司的摊子，那时带着不到三千人，却敢接整个京城最难啃的项目。
东方明珠、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大厦……这些后来在朋友圈拍照打卡的地标背后，都有他和南通三建的影子。
南通三建这家公司其实老资历了，1958年成立，在黄裕辉接棒之后，企业进入了真正的加速期。
他是个典型的实干派，对项目管理极度严格，也擅长在复杂关系里找平衡。别人拼价格，他拼速度；别人拼市场，他拼实力。
到了2019年，南通三建的成绩单有多耀眼？
全球承包商排名第21位，营收突破千亿，海外项目遍布安哥拉、也门、塞尔维亚。那几年，建筑行业的人都说：“南通三建是民企标杆，黄裕辉是真牛。”
一个做施工出身的包工头，把一家地方国企半改制公司，带成了国际级承包商。那感觉，就像是把一艘老渔船硬生生开成了航空母舰。
但那时，很少有人看清楚，他的帝国，是靠什么在支撑。
2018年，黄裕辉花了12亿，收购了一家叫“精艺股份”的上市公司，持股接近30%。
这笔收购，他对外宣称是“多元化发展”，但业内人都明白，这是他想从建筑业的高杠杆周期中找一个保险栓。
可惜，这笔“保险”最后变成了导火索。
他没想到，命运的转折，不是因为一场金融风暴，而是因为一桩“合作”。
追随恒大六年，从战略伙伴到深度套牢
2013年那会儿，恒大正是最风光的地产巨头，许家印号称“买地像买菜”，全国楼盘开工不断。
恒大要速度、要规模，黄裕辉要体量、要名气——一拍即合。
那几年，南通三建几乎成了恒大的御用施工队，全国一半恒大的楼盘，都能看到南通三建的标识。
恒大搞开发，先开工后结款，为了抢项目，黄裕辉毫不犹豫垫资上马。
项目越多，收入数据越漂亮，他甚至拿到了“恒大卓越合作伙伴奖”，成为许家印口中的“信得过老朋友”。
短期确实甜。南通三建的营收像火箭一样蹿升，不仅在国内承包榜上进了前二十，还带动整个团队收入翻倍。那时业内都说，黄裕辉把“靠恒大赚钱”玩成了艺术。
但到了2018年、2019年，付款方式变了——恒大开始拖，原先按进度结算变成完工后结算。项目量没减，账期却拉长，现金流一下紧了。
黄裕辉其实察觉危险，也曾暂停新项目，但老项目的垫资像滚雪球，一旦停下，就全线崩盘。
然后，2021年，恒大资金链彻底断裂。
那一刻，南通三建的报表瞬间变脸：恒大欠款高达360亿元，占了全部债务的七成以上。总负债突破500亿，公司手里握着31亿的商票，几乎全都到期不兑付。
有记者问他，那时候是什么感觉。
他没回应，但一个细节能说明一切：2021年底，他卖掉了上海的物业总部，那是他曾经亲自选址的办公楼。
从那之后，南通三建进入了漫长的“救命之路”。
2022年4月，公司正式申请破产重整。那意味着，黄裕辉彻底丧失了企业实控权。
到2024年，公司已被暂停投标资格，82个项目停工，拖欠农民工工资和分包款高达58.4亿。
那时，昔日的工地铁军变成债主追债的焦点，黄裕辉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个人执行金额高达10.37亿，光限制消费令就超过1800条。
青岛、深圳多个法院甚至悬赏征集他财产线索。
这种落差，不是普通人能理解的。昨天还在和恒大董事局举杯，今天在失信名单里排了号。
2025年，属于他的最后一块资产——“精艺股份”的股权，被公告司法拍卖。
那场拍卖一结束，全网热搜。
眉山兴东投资集团以10.86亿元竞得，企业控股权正式划入国资。
就这样，黄裕辉的版图，彻底归零。
他没有破产重生，也没有企业重整翻盘。
那一刻，江苏商界的一个时代，宣告结束。
落幕之后：一场高杠杆游戏的终局
有人说，黄裕辉的失败，是“被恒大坑了”；也有人说，这是“命不好，赌错赛道”。
但如果冷静复盘，问题远不止于合作对象。
南通三建在那个行业环境下，确实太依赖地产。
整个营收结构里，超过两成项目来自恒大，一半以上来自大房企。任何一家的风吹草动，都能震塌整个现金流体系。
这就像走钢丝，你可以走一年、两年，但不能永远不落地。
当恒大的高杠杆神话破灭，这种垫资模式瞬间露出底线。
建筑行业看似赚快钱，其实是最考验现金流的行业。谁的账户里现金最多，谁的命最长。
而黄裕辉的麻烦在于，他那几年沉迷规模、痴迷排名，却忽略了底层逻辑：利润得靠回款，而不是靠项目数量。
结果，规模越大，风险越大，一朝资金链被折断，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更讽刺的是，正当他被恒大压着喘不过气时，仍然花巨资去收购精艺股份。那笔12亿投入，本想做产业护盘，结果拖住了流动资金。
随着恒大暴雷，精艺股份营收也连年下滑，从80亿市值腰斩到34亿，连公司董事会都因他被警示。
到2025年，南通三建上半年营收只有0.95亿，同比暴跌59%。账面净资产为负2.61亿。境内外违约债余额合计约19.49亿。
这样看，企业已不是“经营困难”，而是彻底丧失持续经营能力。
有人感叹说，黄裕辉输给了恒大，其实不全对。
他输在了那个以债养业、以快制胜的时代风口。
每个人都知道游戏规则不稳，但没人敢第一个慢下来。
时代的浪潮退去，裸泳的，才是真相。
不过，事情也并非全是坏消息。
2025年国资接盘精艺股份后，眉山兴东投资集团（东坡区国资局独资）已经在谋划企业重整与新能源方向的转型。
南通三建原班技术团队部分被地方政府留了下来，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续工维稳。
这既是地方政府的责任担当，也说明我国在企业风险救助和就业保障机制上，越来越成熟。
从国家政策层面看，高杠杆地产模式的落幕未必是坏事。
它倒逼建筑业回归理性，倒逼企业去和实体经济、基础设施、新能源等更可持续的领域结合。
特别是在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市更新的背景下，那些稳健的施工企业，反而迎来了更健康的发展空间。
南通三建的故事，其实是一个行业的缩影。
2013年到2021年，中国房地产处于疯狂扩张期，当时恒大欠建筑款总规模达到惊人的8000亿，涉及合作单位近600家。
随着恒大的暴雷，这条债务链像骨牌一样倒下，造成了一系列民营建筑企业资金断裂。
不少曾经的老板被迫讨债、以房抵款。
但这一轮阵痛，也让中国建筑业开始重新思考价值逻辑——靠规模冲KPI的时代，已经终结了。
企业要生存，必须学习现金管理、客户分散，要敢于拒绝高风险合作。
但那个在工地里喊着“干就干大的”的黄裕辉，恐怕再也回不去了。
风光二十年，却输给了六年的错误信任。
这笔代价，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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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精艺股份董事长黄裕辉“闪电”辞职——中新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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