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出席杜伦伯格共和党大会集会。图片来源：Universal History Archive/Getty Images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CBO）最新发布的一份综合性报告，描绘了过去40多年美国经济的深刻转变：顶级富裕家庭显著扩大了其经济版图，而中产阶级则在持续失势。
报告所涵盖的数据跨度为1979年至2022年。数据显示，国民收入分配明显向社会最顶端倾斜。报告指出，收入前1%的家庭在转移支付和税收之前所占的收入份额，已从1979年的9%上升至2022年的18%，几乎相当于将其在经济“蛋糕”中的份额扩大了一倍。
中产阶级空心化
在顶层繁荣的同时，经济阶梯上的其他群体却难以维持原有地位。国会预算办公室发现，收入前1%群体的市场收入占比扩大，而收入后20%群体的占比从5%降至4%，这意味着大部分压力集中在中间阶层。
即便将社会保障体系和税制的稳定作用考虑在内，中产阶级的相对地位仍在下降。在这43年里，“中间60%”群体在转移支付和税收之后的收入占比下降了6个百分点。而收入前1%群体在税后收入中的占比则从7%翻了一番，升至14%。
收入增长差距在超级富豪群体中更为明显。自1979年以来，尽管各群体的平均收入都有所增长，但顶层的收入增长幅度无可匹敌：收入前20%群体的收入增长了一倍以上；而在收入最高的0.01%人群中，税收和转移支付后的平均收入更是增长了七倍以上。
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因素
报告指出，市场收入，尤其是资本利得，是造成这种分化的主要原因。在收入分配顶层家庭的收入构成中，已实现资本利得占比更高，使他们在经济繁荣时期财富激增。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观察到的收入不平等加剧，很大程度上正是由顶层群体的市场收入增长所推动。
联邦政府试图通过税收与转移支付体系来缓解这一不断扩大的差距。国会预算办公室指出，在过去四十年间，税收和转移支付在降低收入不平等方面的作用，实际上有所增强。然而，联邦财政收入结构也随着收入分配变化而发生了转变。由于富裕阶层如今在总收入中占据了巨大份额，他们也承担了更大比例的全国税负：2022年，收入前20%的家庭缴纳了全部联邦税收的70%，而1979年这一比例仅为55%。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预算模型主任肯特·斯梅特斯近期在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表示，“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美国的所得税制度具有高度累进性”，是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迄今为止最具累进性的税制。他补充说，在这种累进税制下，“要大幅增加财政收入其实非常困难”，因为富人已经承担了极高比例的税负。
国会预算办公室还发现，在这43年里，美国最贫困群体对政府援助的依赖程度上升。在收入后20%的家庭中，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和儿童健康保险计划（CHIP）福利的收入占比，已从1979年的9%增至2022年的48%。
疫情后的波动
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还描绘了新冠疫情之后的经济波动。与2021年相比，2022年所有收入群体在转移支付和税收之后的平均收入均有所下降。
低收入家庭收入下滑主要源于疫情时期的临时性政策到期，例如扩大的儿童税收抵免和纾困退税抵免。对高收入群体来说，2022年收入下滑则是由于已实现资本利得从2021年的历史高位大幅下降所致。
尽管2022年出现了短暂波动，但长期趋势依然清晰。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标准指标基尼系数显示，当今美国的贫富差距较1979年显著扩大。
《财富》杂志使用生成式AI作为本文的研究工具。编辑在发表前已核实信息的准确性。（财富中文网）
译者：刘进龙
审校：汪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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