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夏天，青岛的海风里还带着些潮凉。7月中旬的一天傍晚，中央在青岛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正在紧张进行，会场气氛凝重，外面却传来一个并不算大的消息：毛泽东感冒了，而且情况不太对劲。
围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心里都明白，这可不是一场普通的小病。那一年的任务很重，会议一场接一场，八一建军节在即，青岛海上大阅兵已经开始筹备。偏偏就在这个关口，毛泽东在海湾里游完泳，返回住地后出现了明显的不适。他本来也习惯性地没当回事，却没想到，这一次病情越拖越重。
有意思的是，这场感冒，最后竟牵出了一位从沂蒙山区走出来的中医，还把中医药送上了莫斯科的舞台。
一、青岛感冒与一位“陌生中医”
当时的青岛，连续几场雨刚过，七月的海水温度并不算高。毛泽东习惯在工作间隙去海里游泳，既是锻炼，也是放松。那天，他照旧下水，没游多久就上岸了。夜里气温骤降，他从会议室回到住处时，开始觉得发冷、头沉，很快就出现咳嗽和鼻塞。
随行的西医医生立即给他检查，判断是受凉引起的感冒，按常规开了药。按理说，这种情况很常见，几剂药下去就能缓解。谁也没想到，药吃了几天，毛泽东不仅咳嗽没有明显减轻，反而出现了失眠，夜里睡得极不安稳。
医生又调整用药，以镇静、退热为主，剂量比较谨慎。但新药吃下去，情况仍不见好，咳嗽、鼻塞依旧，精神状态反倒越来越疲惫。会议还在继续，文件堆成小山，毛泽东的工作节奏却被感冒打乱了。周围人看在眼里，心里愈发焦急。
那几天，山东省委书记舒同也在青岛参加会议。他得知毛泽东的病迟迟不见好，特意找到负责保健的同志，听完病情介绍，沉吟了一下，说了一句关键的话：“济南有位中医刘惠民，医术很好，可以请他来看看。”语气虽不重，却带着肯定。
工作人员起初有些迟疑。其一，中央首长的健康问题，万万不敢冒险；其二，对这位中医的情况，他们并不熟悉。有人压低声音问：“剂量要是掌握不好，出了问题谁负责？”舒同当场表态：“这位刘大夫的药我吃过，多次了，治感冒特别灵，出了问题由我来担。”
有了这句话，事情终于向前推进了一步。经过层层请示，刘惠民从济南被匆匆请往青岛，一位在山东行医多年的中医，第一次走进了中央领导人的视线。
刘惠民到了青岛，见到毛泽东时，态度沉稳，不卑不亢。寒暄过后，毛泽东听到他的名字，笑着说：“你这是施惠于民啊，请你给我看看。”一句轻松的话，把气氛缓和了不少。
把脉、望舌、问诊，刘惠民看得很仔细。过了一会，他做出判断：这是风寒内阻、不得外泄，应当用发汗解表的方法，把闭在体内的寒邪宣泄出去。说起来简单，难点在于用药。一张药方写出来，工作人员一看，心里更紧了——剂量不算小，里面还配了几味性烈、有一定毒性的药材，完全不同于前几天西医开的那种“温和方案”。
顾虑又摆到了桌面上。有人提醒：“刘大夫，主席身体特殊，能不能把剂量再减一点？”刘惠民却坚持：“如果一味求轻，药力不够，很难起效。药可以开，但抓药、煎药、服药，这几步一定要人盯紧。”
舒同见气氛紧张，只好再次作保：“他治感冒的药，我吃过不止一次，真得很灵验。”最后，还是决定尊重毛泽东本人的意见。工作人员把情况向他汇报，有担心，有劝阻，也转达了舒同的保证。毛泽东听完，笑了一下：“没事，舒同同志都保证了，我不怕。”
这句话相当于给刘惠民吃了一颗定心丸。
二、从沂水郎中到省级名医
要说刘惠民为何敢开这样一张药方，得从他早年的经历说起。
刘惠民出生于山东临沂沂水县，祖上三代行医，家里药香不断。少年时，他看着长辈行医抓药，心里逐渐生出兴趣。1916年前后，他正式拜本村著名中医李步鳌为师，从此开始系统学习经典、方药、脉理。那时的教学并不宽松，白天跟着师傅出诊，晚上在昏黄的灯下抄方背书，一笔一划写下《伤寒论》《金匮要略》里的条文。
几年学成后，他开始独立行医。一边给乡里人看病，一边继续钻研。有一年，当地疟疾流行，百姓苦不堪言。他在一本《海上验方》里看到一个治疗疟疾的方子，反复推敲后决定试用。意外的是，几例顽固疟疾在这个方子调理下，发作次数明显减少，有的病人甚至不再发作。这件事让他对中医经验方的价值有了更深的认识，信心也大大增强。
20世纪20年代，他走出家乡，到了奉天立达中医院，在名医张锡纯创办的医院里边行医边学习。张锡纯主张中西医互相借鉴，这种风气，对刘惠民的影响不小。两年之后，他又考入上海丁仲祜主办的中西医药专门学校，接触到更多现代医学知识。
学成回乡后，刘惠民开门行医，诊室里挤满了附近村镇的病人。他曾立下一个颇为朴素却颇有气节的誓言：穷人看病，随叫随到，远近能走就走，十里以内不在病家吃饭，药费视情况减免。时间一长，“十村八店都知道有个刘大夫，不怕累，不怕穷”的说法传开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抗日救亡的浪潮席卷各地。刘惠民并非军人，却忧心国家，他在沂水县创办医药研究所，研究草药，研制简便方。1938年，他参加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并把原先的医药研究所改为“国医救护班”，负责伤病员的救护。其后，他出任山东省人民抗日游击第二支队医务处主任，一边治病，一边组织中医药供应。
抗战后期，他被调回地方，利用并不充裕的拨款经营中药铺，既要保障抗日军民用药，也要兼顾普通百姓看病。后来，他又到山东大药房担任副经理，在药材调度、临床诊治之间来回奔走。这段经历，既磨练了他的医术，也磨砺了他的性格。
新中国成立后，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刘惠民在济南建立中医诊疗所，后来发展为济南市中医院，这是山东较早实行公费医疗的单位之一。紧接着，他又先后担任山东省中医院、山东省中医研究所负责人，开始在更大的平台推动中医发展。
对于医生的职责，他有过一句话，流传颇广：“作为一名好医生，既要有为病人服务的热情，也要有高明的技术，不肯下功夫学习的医生，是庸医，是野医。”话虽不客气，却是他的真实态度。他精通多种疾病的诊治，尤其善治神经衰弱。用的药材大多是常见的，但在他手里能配出意想不到的效果。婴儿瘫、肝昏迷、乙醇脑炎后遗症、风湿病等，在当时都属于棘手病种，他也敢接、能治。
1956年，刘惠民被山东省人民政府评为省先进工作者，同年又获国务院授予的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到了这一年，他在山东一带已经名声在外。舒同长期在济南工作，自己曾多次找刘惠民看病，效果颇佳，所以1957年在青岛听说毛泽东感冒久治不愈，第一时间想起的，就是这位老中医。
三、中医走进中南海，也走出国门
回到青岛那间临时诊室。药方已经拟好，如何抓药、如何煎煮，刘惠民提了一个颇为严格的要求：必须由舒同的夫人石澜亲自去药店抓药，亲自熬药，而且要在场看着毛泽东把药喝下去。他的理由很简单，这不是普通病人，这是国家最高领导人，每一步都必须心中有数。
药熬好端来，颜色发深，味道自然很苦。毛泽东看了看，说了句：“中药30年没喝过了，这次再尝一尝也好。”几碗药下去，他的汗出得很畅快。到了第三天，咳嗽、鼻塞、寒战这些症状基本消失，最明显的变化，是他的睡眠好转了，夜里能踏实睡几个整觉，人也精神了许多。
周围人明显松了口气。毛泽东对刘惠民说：“这次感冒总不好，几次换药都不见效，你两剂中药就解决问题了，中医中药好，你的医术也好。”这不是客套话，而是对一次实际疗效的肯定。
他又对药方里的细节生出兴趣，特别点到一味“酸枣仁”：为什么既用生的，又用炒的，还要捣碎？石澜解释说，生酸枣仁有提神作用，炒熟则偏安神，生熟合用，既不至过分抑制，也不会过度兴奋，达到了调节中枢神经的平衡。这番解释，既合中医理论，又不离生活经验。毛泽东听得很认真，转头对舒同说：“你夫人讲得这么细，将来都可以当医生了。”
青岛会议结束后，紧接着就是一项重要任务：准备11月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庆典。江青提出一个建议，这次去莫斯科，可以带刘惠民同行，既作为保健医生，也为中医争一口气。毛泽东愉快同意。
这件事，背后有两个深层考虑。一则，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展示中国传统医学的疗效与特色；二则，向国际社会释放一个信号——新中国不仅不排斥中医，反而积极提倡中医。建国初期，国内医学界一度出现轻视中医的倾向，国外对中医更是充满疑虑。此时带一位有真本事的中医出访，象征意义很重。
到了莫斯科，飞机刚落地，在红场迎接的苏联领导人中，有布尔加宁、米高扬等人。寒暄之间，他们注意到了身边这位中国中医，对针灸、中药一连串发问，尤其对针灸治疗某些顽症表示好奇。刘惠民不擅夸张，只是按中医原理耐心解释，讲经络、讲取穴、讲辨证，结合自己治病的具体案例，说得对方听得津津有味。
在苏联逗留期间，他给多位苏联领导人把脉、看舌、开方。有些只是小毛病，有些则是长期困扰的慢性病。治疗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中医的思路和方法让不少人感到新鲜。可以说，这段时间，他在无形中承担起传播中医文化的角色。
访苏前后，还有一件小事，颇能说明刘惠民在毛泽东心中的分量。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有个高中同学，名叫王桂芹，被诊断为大脑皮质疲劳，长期头晕乏力，看过许多医生都收效有限。毛泽东听说后，说等从苏联回来，请刘惠民来看看。
返国之后，刘惠民受邀进京，为王桂芹诊脉、开方。药方拿走后，他并没有一直留在北京，而是回济南继续工作。王桂芹在寒假期间按方服药，症状大为缓解。这一变化，让周围人印象深刻。两年后，她旧病复发，毛泽东又安排著名妇科专家林巧稚诊治，这一次的过程更漫长。有人从中得出不同的判断，有人认为病情与生活变化有关，并非完全由药物决定。但有一点不难看出：在重要时刻，毛泽东仍旧倾向于优先想到这位山东中医。
1959年，刘惠民第二次为毛泽东治疗感冒。看完病，他刚写完处方，毛泽东突然来了兴趣，问他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人们常说‘上火’，这个到底怎么解释？”刘惠民先按中医理论讲了一通，讲阴阳失衡，讲脏腑火热。毛泽东听着听着笑了：“你讲的这些，我都不大懂，你看怎么办？”
刘惠民略一思索，换了个说法：“西医学了中医，再用中医的话讲出来，您就懂了。”毛泽东听得眼前一亮：“对咯，关键问题就在这里，西医要学习中医。”这段对话，很有意味，一头连着个人的病情，一头连着国家的医疗方针。
四、从井冈山到北京，中医始终在场
毛泽东对中医的信任，并不是青岛那次感冒才开始的。早在井冈山时期，中医就已经在革命根据地的医疗体系中发挥了作用。
1928年11月25日，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写到，当时一打仗就有一批伤员，加上营养不足、受寒受湿，生病的人很多。那时的红军医院设在山上，条件极其简陋，西药匮乏，只能更多依靠中医，采用草药和针灸等方法进行治疗。在那样的环境下，中医药的一个突出优势，就是可以就地取材，不完全受敌方封锁影响。
他当时有过一句颇为务实的判断：根据地缺医少药，必须发挥中医药的作用，把草医草药重视起来，敌人的封锁就难以完全奏效。事实证明，正是这些被后来人称为“土法”的办法，救治了大量红军官兵，支撑了革命队伍度过极为艰难的岁月。
延安时期，他本人患上风湿性关节炎，一逢阴雨，肩臂疼痛，抬手都困难。西药治疗了一段时间，效果有限。一次，延安的知名中医李鼎铭前来探望，替他切脉后颇有把握地说：四副中药就能见效。这个判断，在当时引起不小的争议，尤其是毛泽东身边的西医医生，很难接受让他吃中药的提议。
毛泽东权衡之后，还是决定试一试。他顶住身边人的反对，坚持把四副药按时服完。结果出乎许多人意料，疼痛明显减轻，手臂活动自如。亲身体验过这种不同治疗方式的效果后，他对中医的信任更深了一层，并把李鼎铭推荐给八路军干部战士，让更多人接受中医诊治。此后，中医药在八路军各部队中逐渐扎根，既治病，又培养中医人才。
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毛泽东点名让粟裕担任主将。粟裕却一度推辞，说自己从长征一路走到北方，什么大场面都见过，就是现在腰酸背痛、腹痛发作时会昏厥，担心拖累战机。毛泽东很干脆地回答：“你的病我知道，我把药都给你准备好了。”他拿出几盒龟龄集，让粟裕安心服用，专心准备战役。战役结束时，药也吃完了，粟裕的病情得到明显改善，这件事后来在军内流传很广。
中西医之间的关系问题，当年在延安就已经摆到桌面上。有一次，毛泽东问李鼎铭：“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医药事业应该怎么走？”李鼎铭的回答很平实：“中西医各有所长，只有团结起来才能进步。”毛泽东点头，说这个设想很好，将来一定要推动中西医结合。
1956年，他在与文艺、音乐界人士谈话时，又谈到医学问题。他提出一个思路：要学习外国的近代科学，用这些方法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从而发展中国的新医学。他举了个例子，中药胖大海其实是进口药材，中医却能把它纳入自己的体系，为所用。他认为，中医之所以能发展，是因为历来都有兼收并蓄的传统，而不是拒绝一切外来之物。
到了1974年，毛泽东已经年过八十，白内障困扰他一年多，视力严重下降，后来几乎看不见东西。中央经过慎重筛选，请中医眼科医生唐由之承担手术。起初，毛泽东并不愿意接受手术，对医生们的话也只信一部分，更倾向于依靠自身抵抗力慢慢熬。然而病情拖下去，已经影响到他处理工作。
唐由之只能一点一点解释。他握着毛泽东的手，把拳头比作眼球，在拳面比划角膜和晶体的位置，用极其通俗的方式讲解白内障的形成和手术原理。毛泽东听得多了，渐渐产生兴趣。知道他爱古诗，唐由之还念了白居易关于“金篦刮障”的诗句，说唐代就有针拨内障的手术方法，如今再结合现代器械和消毒手段，已经形成了一种中西结合的手术方案。
7月23日，手术开始。时间并不长，四五分钟左右便告一段落。唐由之包扎好伤口，说：“主席，手术已经完成了。”毛泽东有些意外：“这么快？我还以为你没做呢！”第二天换药时，他已经能看见东西，只是还不习惯再度包扎。两人围绕要不要立刻遮盖，又争执了好一阵，最后采取折中方案，让毛泽东戴上特制眼镜，由唐由之守在门外，观察情况。
几个小时后，左眼出现不适，唐由之一看，好在并无严重感染迹象，及时处理、重新包扎，情况稳住了。毛泽东沉默良久，说了一句：“你胜利了。”唐由之回答：“主席，您也胜利了。”他解释，这次手术本身，就是在您提出的中西医结合思路指导下完成的。毛泽东听后，心情明显宽慰许多，愿意再配合包扎几天。
从井冈山的伤兵救治，到延安的中医药试验，再到青岛感冒、莫斯科之行、北京眼科手术，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脉络：中医从偏居一隅的“土法”，逐渐走进国家最高决策者的视野，又被有意识地推向更广阔的舞台。刘惠民只是其中一个代表，却通过1957年的那次感冒，把自己的名字、也把中医的价值，牢牢写在了那段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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