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夏天的青岛，并不算凉快。海风一阵阵吹过来，带着一点潮气，掺着闷热。就在这样的天气里，一群在战火年代叱咤风云的老将军，又一次聚到了一起。
他们是中顾委华东组的成员，来青岛参加第四次集会。会议地点原本很正式，安排得一丝不苟，可在场很多人心里都明白，这样的聚会，以后能有几次，已经不好说了。年纪摆在那里，身体状况也摆在那里。
有意思的是，这一次会议的气氛，与以往相比，悄悄有了一点不一样的味道。原因不在别人，就在那位从战场上一路杀出来、脾气刚烈出名的上将许世友。
这位将军的一些细微变化，被一个人敏锐地捕捉到了。晚宴前后，聂凤智的夫人何鸣，把许世友身边的秘书轻轻拉到一旁，压低声音嘀咕了一句：“今天的老许头，不大对头。”这话，说得不重，却透着一股说不清的沉甸甸。
要理解她为什么这么说，得把时间往前拨，再往回拉一拉。
一、深山草鞋的将军
从戎一辈子的人，到了晚年，往往会暴露出一些看似古怪、实则一以贯之的习惯。许世友就是这样。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山东打游击，在山里摸爬滚打的时间，并不比在指挥部里坐着的时间少。解放战争中，他又在这片土地上指挥作战，对胶东、鲁中一带的山山水水极其熟悉。也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城市灯火再亮，他始终对深山老林更有好感。
子女回忆他时说得很直白：“他不喜欢都市生活，喜欢深山老林，每周至少要去野外一次，不然准生病。”这话听上去像玩笑，细想却并不夸张。习惯一旦在战时养成，并且贯穿生死考验，往往会变成整个人性格的一部分。
许世友的爱好不多，却都挺“硬”：习武、喝酒、打猎。练功是本行，打猎是消遣，喝酒，则几乎成了他身边人绕不过去的话题。
关于他酒量的传说很多，夸张的也有，但大体可以肯定一点：他爱喝，而且是真喝。有一回在北京，周恩来总理请他吃饭，两人酒桌上你来我往。周恩来本身酒量极好，结果许世友反倒先“投降”，只好拱手认输。那顿酒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劝他要少喝一些，他嘴上应下来了，习惯却并没有真正收住。
打猎也是如此。他为此收藏了一把德国猎枪，经常钻进深山。打来的野味，自己吃一部分，更多拿出来分给身边工作人员。他几乎每顿都要吃自己打到的野味，哪怕只是尝上一口，心里也算踏实。
后来中央下达“禁止打猎”的命令，文件拿到他手里，他同意下发，却忍不住在上面批了一句：“打猎不行，打鸟还是可以的。”这短短几个字，多少透出了他的直率和倔强。命令必须执行，态度也照样要表明。
不过，随着年纪增大，身体发福，灵活性下降，他对这一套野味也慢慢“松口”，吃得少了。不是观念突然转变，而是身体实在吃不消，功夫也耽误了，他心里很清楚。
如果把这些“特殊爱好”先放一旁，他的日常生活，用“简朴”二字概括，并不为过。
衣着上，他基本只穿军装。衣柜里几乎看不到什么花哨衣服。偶尔有几张照片里，他穿着非军装，也是家人硬劝，他为了拍照勉强穿上。1984年7月6日，党中央决定1985年换发新军装，他听说后，一门心思想着换新装，盼了好久。等不到消息，就派秘书去问，得到的答复却是“暂时不做”。这一句话，让他郁闷了好几天。
鞋更讲究“实用”。他很少穿皮鞋。在他看来，皮鞋要系鞋带，一旦有紧急情况，耽误功夫，而且磨脚，不利于行军。于是常年是一双圆头布鞋，拍照时才换皮鞋应付一下。更有意思的是，他还经常让秘书到3053服装厂拿一些不要的边角料布条，自己按照编草鞋的办法，慢慢编成“布草鞋”穿。看着土，却好使。
对于所谓“特殊待遇”，他一向心里别扭。按资历和战功，他完全可以享受更高规格的生活条件。现实中，他用车只是北京吉普。车上的座椅还是定做的铁皮座，坐着不见得舒服，却很合他的心意，开车上山下乡打猎都方便。至于可以配发的高级轿车，他干脆封存不用。
他在南京安家后，当地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又怕天气炎热影响身体，特地给他调了一辆带空调的高级吉普，工作人员还给这车起了个绰号叫“巡洋舰”。哪成想车刚开来，他一扫眼就不高兴了：“有车坐就行了，坐那么高级干什么。”一句话，把在场人都堵住了。
等他发现工作人员背着他悄悄试车，更是火气上来：“你们不错啊，你们真是‘高级’了，你们去坐吧，我不坐！你们都是忘本！”最后，这辆车只好原样退回南京军区。
出于健康考虑，大家还是不敢就这么算了。既然他坚决不肯换车，那就干脆动动脑筋，把那辆老吉普悄悄改造一番。趁他开会的时候，工作人员把车开进车库，加厚顶棚、调整弹簧、换座椅，还小心翼翼装上空调，并把出风口和控制按钮藏得严严实实。从外观上看，车还是那辆旧车，他也就乐得继续坐。不得不说，众人这番“小小瞒天过海”，一方面保住了他的面子，另一方面也勉强让他享受了一回“新车”的待遇。
二、不爱排场，只信真情
许世友喜欢和士兵在一起，这一点，在他后来的很多选择上，都能看得很清楚。
1958年，为响应党中央号召，他下到连队，以普通战士身份生活一段时间。那一年，他已经五十多岁了，却坚持和年轻战士一样站岗、干活。战士们心疼他，抢着替他分担任务，他脖子一梗，谁劝也不听，只认准一点：到了连队，就不能搞特殊。
这种性子，也反映在他对“排场”的态度上。1955年他下连队视察，部队按惯例搞了欢迎仪式，拉横幅、举旗子、敲锣打鼓，一个程序也不少。他一看，脸一下沉了：“你们弄这些旗子和喇叭做啥，吃饱了撑的？我不喜欢这一套，快叫他们回去。”场面一下子冷了下来，但他并不在意。
有一次他从南宁返回广州，事先就叮嘱地方干部不要兴师动众。结果他一出车站，还是看到一群干部排队迎接。那一刻，他脸色发青，一个字都没说，直接迈步走人，把人全晾在那里。很多人当时挺尴尬，但时间久了再回头看，这位将军的脾气，确实是一以贯之。
也难怪他对深山老林情有独钟。城市里的灯光、人情世故、迎来送往，对他来说是一种负担。在山里，只有泥土、树木和身边的战士，他能放松下来。
1985年3月2日，中顾委华东组第三次集会在上海举行。为了迎接这批资历深、年纪大的老干部，上海可以说下了不少功夫。会议地点选在锦江饭店，这在当时是规格极高的地方，专门用来接待重要外宾和各国政要。许世友被安排在16层总统套房，一应设施非常齐整。
从组织者的角度看，这样的安排有其合理性：老将军们年纪大了，身体多有病痛，住得舒适一点，也算心意到位。但许世友一进卧室，看到那张软床，脸上马上露出不满，当场对服务员说：“这样的软床我不住，叫他们换一张木板床上来。”
服务员犯了难。锦江饭店的床不少，却偏偏没有木板床。这种要求，在普通客人身上几乎不会出现。最后只好想办法，用几个板凳拼在一起，上面铺几块木板，再加上褥子，被子，一张“简易木板床”算是凑了出来。他躺上去，觉得踏实，这五天会议期间，就一直睡在这张自制的木板床上。
会议结束时，主办方出于礼貌，希望老干部们再多住几晚，享受一下难得的清闲。他却摆摆手，叫秘书：“搬家，住在这里太浪费了。”不等多劝，直接转住到自己熟悉的延安饭店。这地方虽然不如锦江饭店豪华，用他的话说却“住着放心”。过了一阵，像聂凤智、杜平等人，也悄悄搬过去住，大家反倒觉得自在。
这次上海集会，还有一个小插曲，后来被证明意义不小。许世友专门去了华东医院，做了一次体检。
其实从1985年年初开始，他就感到腹部有疼痛。身边人看在眼里，谁都知道他年纪大了，劝他去医院检查。他不以为意，只觉得是小毛病，扛一扛就过去。在战场上滚了一辈子，枪林弹雨都走过来，区区疼痛，在他心里算不上什么。他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脑子清楚，腿脚灵便，根本不会有问题。”
直到在上海参加中顾委集会，他的症状已经明显，实在拖不下去，才不得不同意去华东医院检查。检查结果出来，负责的医生都严肃起来——甲胎蛋白指标是常人的四十多倍。这个数字摆在那儿，意味着问题已经不再是一般的肝功能异常。
医院连夜会诊，综合他长期大量饮酒、既往肝硬化病史等情况，得出的判断是：“很有可能是因为肝脏上的病变引起的。”具体病灶尚需进一步观察，但风险相当高。
工作人员一时间压力陡增，又不敢贸然告知。他们商量后决定，暂时对他保密，免得影响他的情绪。许世友那段时间仍按老习惯与老战友、老同事在会上喝酒、聊天，表面看去和往常无异。
从医学角度看，这样的隐瞒有利有弊。可在当时的环境下，考虑到他的脾气和性格，许多人也只能先稳住眼前这一步。遗憾的是，病程并不会因为沉默而停下脚步。
三、集会上的反常举动
时间到了1985年8月1日，中顾委华东组第四次集会在山东青岛召开。
这次地点选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区域附近，对他意义特殊。事实上，这时他已经很清楚地感觉到身体不适的程度，远非一年之前可比。但只要一提“山东”“战斗过的地方”，他态度就很坚决：必须去。这种执拗，不难理解。对很多走过那段岁月的人来说，再看一眼曾经挥洒过汗水的土地，本身就是一种心愿。
在这之前，南京方面已经接到相关报告。7月30日，南京军区收到关于他病情的材料，里面提到“高度怀疑肝癌，或是肝硬化基础上发生的癌变”。这句话非常严峻，事实上已经说明问题十分严重。
8月初，他还是按计划出现在青岛。几次复查的结果，与上海华东医院的判断基本一致：指标异常，肝硬化明确，虽然暂时还未发现占位性病变，但持续恶化几乎难以避免。
8月5日，集会安排了一项参观活动——登上南极科考“向阳号”科学考察船。一般情况下，类似的外出活动，他并不积极参加。以往开会，他最重视的是讨论、座谈，对参观游览性质的活动，常常直接婉拒。这一次，却出人意料地表现出极浓厚的兴趣，还主动提出要去看看。
这一点，已经多少引起了一些熟人的侧目。按许世友的惯常性格，他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习惯。而一旦改变，多半是心有打算。
船上的空间本就有限，上指挥舱的舷梯更是狭窄，正常情况下供两人交错通过没问题，可对他来说就不那么轻松了。多年来的生活习惯，加上年岁渐长，他身形明显发福，腿脚也不如从前利索。再加上病痛拖累，必须有人搀扶才能稳步行走。
指挥舱的舷梯却狭窄到容不下两人并行，这给护送他的人员出了难题。要照顾安全，就得上下一齐用力。于是才出现了那一幕：上面拉、下面托，半拉半推，才把这位一生在山地、战场上翻山越岭的上将送上狭窄舱梯。站在一旁的年轻官兵，多少都有点错愕——昔日硬汉，如今也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照顾。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是在往日，他很可能根本不会允许别人这样搀扶推拉，甚至会当场发脾气。但这一次，他没有恼怒，耐着性子，任由众人小心翼翼地扶着上去。进入指挥室后，他在观察椅上坐下，目光透过舷窗，静静看向前方海面，许久都没有出声。那一刻，周围人都懂得，要安静，不必打扰。
不多会，有人提出要给他拍照留念。按他过去的脾气，照相，尤其是合影，向来是不太愿意的。身边工作人员提过要求，多数被他拒绝。有的人趁他不注意抓拍，还会招来他一通训斥。这一次，他却非常平和地答应了。
于是，场上出现了有些罕见的场面：各级领导、随行官兵一个接一个地走上前，和他合影。摄影记者忙前忙后，调整位置、变换角度。他始终保持着一种难得的好脾气，不但没有表现出不耐烦，对任何人提出的合影要求，都一一配合。
现场很多人注意到，他那天一直轻声说话，面色红润，看上去精神还不错。对于原本就担心他身体的人来说，这种状态反而成了一种安慰：似乎病情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糟。只有少数几个人，隐隐有一点不安。
其中一个，就是何鸣。
她跟着丈夫聂凤智出席这次会议，对许世友的生活习惯、脾气秉性，算得上相当熟悉。两家往来频繁，既是战友，又是至交。正因为了解，她才觉得他那一天有点“过于顺从”，过于配合。
除了在船上的表现，到了青岛后，他对“吃”的态度也让她觉得奇怪。按常理说，他早年吃过太多苦，有什么吃什么，不太挑剔。给他做饭的厨师后来回忆，说他从不对菜色多提要求，“做什么吃什么”。可这一次，他住进宾馆后，却嫌菜没味道，专门点名让随行厨师来给他做饭，这种“讲究”，在他身上并不常见。
更让身边工作人员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天早晨。他平常起床、翻身，都需要人帮忙搀扶，动作缓慢。那天，值班人员按惯例去房间准备扶他起床，推门一看，他已经穿好衣服，端端正正坐在床边。没有叫人，没有抱怨，似乎早早就醒了，安静等在那儿。看起来是一件小事，却让熟悉他的何鸣心里发紧：老许今天不大对头。
晚上，情况印证了她的隐隐担忧。8月5日晚间，聂凤智收到有关他病情的汇报，得知“情况不容乐观”。可能是巧合，也可能是他自己对身体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感受，这一天里的一系列反常举动，像是无声的信号。
那次集会的宴会上，大家原本就想办法控制他的酒量。消息已经在参会领导和山东方面高层内部传开，大家都明白，不能再让他像过去那样敞开喝了。可直接拦，谁也没有这个勇气，又怕伤了他的面子。思前想后，有人出了个折中方案——把啤酒换成白酒，借此在量上做文章，尽量少敬几杯。
宴会开始，他坐在主桌，神情有些沉，敬酒的人一圈圈走过来。他端起酒杯，连干两杯，觉得不过瘾，便招呼服务员换酒。一听要换，桌边年轻的女服务员显得很紧张，手足无措。她不知道该怎么在“不能多给”和“不能得罪”之间拿捏好分寸。
许世友看她半天没动作，心里烦起来，啪地把酒杯往桌上一放，起身就要往外走：“没有酒，你们请什么客！”这脾气，倒和从前别无二致。
周围人赶紧起身，连劝带拉，把他拦了回来。不多会儿，桌上换上了茅台。他看着酒瓶，情绪明显好转，又重新坐回位子上，与大家推杯换盏，话也多了几句。
就在宴会接近尾声的时候，他忽然拉住聂凤智，语气不重，却带着一点异样的意味：“咱俩喝一杯吧，喝了一辈子酒，恐怕喝不了几次了。”这句话，让聂凤智心里一震。
从医学检查到内部报告，再到这些天的身体感受，许世友多半已经有所察觉。即便没人向他明说，但那种从内到外的虚弱和疼痛，是骗不了当事人的。他未必知道诊断的全部细节，却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那一句“恐怕喝不了几次了”，像是随口一说，又像是给老战友提个醒。
聂凤智很快意识到，这并不是简单的感慨，而更像一位久经沙场的将领，对自己“能走几步路”的判断。他这一生，在无数战役里都做过类似判断：部队还能坚持多久，弹药还能打多久，敌人还能顶多久。现在，他把同样的目光投向了自己。
四、生活习惯的突然改变
从外人看来，那次青岛会议上许世友的一些表现，不过是老将军心情不错、多了几分随和。但在熟悉他的人眼中，那是一系列被打乱的“生活节奏”。
最显眼的是围绕“酒”的变化。在上海体检之后，医生已经明确指出，他长期大量饮酒严重损害了肝脏细胞，早有肝硬化病史，继续这样下去，风险极大。南京军区收到“高度怀疑肝癌”的报告，已经不是泛泛之言。
从那之后的一段时间，他在某些场合里，喝得比以前少了一点。有时候，身边人劝，他会顺势把杯子放下。可一旦来到熟悉的环境，比如山东旧地，再加上久未谋面的老战友在旁边，他的自我克制，又很难坚持住。
在青岛的那几天，他的日常起居，也悄悄发生了变化。中午休息时间，他比以前更早回房间，晚上熄灯时刻也提前。翻身时不再硬撑，而是更愿意让人帮忙。对照过去那个宁可自己咬牙也不叫人的许世友，这些小改变，透露的含义并不轻。
他一向喜欢往山里跑，可这一次到山东，行程中多安排的是相对平缓的活动。参观“向阳号”，看一看新中国科技力量的发展，走一走码头，听年轻军官汇报工作。这些内容，与他早年在山东领导的那支地方武装已经完全不同。一个时代过去了，新的力量接上来，他实际上是亲眼在看这个交替过程。
有一段短短的交谈，流传得并不广，却颇有意味。有年轻军官向他介绍科考船上设备的情况，讲到南极科考的艰苦时，他点点头，说了句：“你们这是另外一种打仗。”这话不长，却说明他并不只把战场局限在枪炮之中。在他眼里，只要是在为国家开拓新路，就是战斗方式的延伸。
再看对吃穿住行的态度，表面上看，他仍然保持着那种一贯的节俭：对豪华宾馆不放心，对饭菜要求不多，对“高级车”有抵触。可青岛之行中，他又破例要随行厨师照看饭菜，要秘书多帮他照料起居。这种看似矛盾的做法，背后其实是身体状况下滑后的本能调整——一方面不愿在形式上搞特殊，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已经没法像从前那样硬撑。
这种微妙的拉扯，也正是何鸣那句“今天的老许头，不大对头”的由来。她看到的不是表面上的随和，而是习惯节奏被打乱后的那一点隐约不安。
如果把许世友这一生的轨迹拉长来看，从早年习武闯荡，到参加红军，再到抗日、解放战争，他几乎一直在与“极限”打交道。不论是体力还是心理，他都习惯把自己推到最前线。这种人，对自己的身体状态，通常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敏锐。
所以，当他在宴席上对老战友说“恐怕喝不了几次了”，那并非简单的酒桌话，而是一种对自身状况的冷静判断。有意思的是，他说完这句话，并没有把气氛弄得多么凝重，仍然举杯、碰杯，像往常一样把这一杯酒喝下去。
从参观“向阳号”时罕见的配合合影，到对饮食起居突然多出来的几丝讲究，再到那一句略带预感的话，彼此之间看似零散，串起来看，却构成了他晚年生活节奏的一个明显转折点。
对熟悉他的人来说，这种转折，既让人心里发紧，又让人隐约感到，他其实早已在悄悄做准备——既对身体的变化有所认识，也对可能到来的结局保持一种平静。对一个在战场上经历无数生死关头的将军来说，这种态度，并不突兀。只是旁人，在那一刻，多半还来不及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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