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覃牺牲后，其岳母激动的告诉外孙：从现在起，不姓周该姓毛了|延安|毛楚雄|烈士

1938年初的一个冬日，湘乡县韶山冲的山风依旧刺骨。屋里却很静，只有纸页翻动的声音。少年毛楚雄捧着一封从延安寄来的信，照着舅舅的读法，一句一句念给外婆和母亲听。信的署名只有两个字——“泽东”。对这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那一刻，纸上的字不仅代表着伯父的问候，更像是一种看不见的召唤，将他和远方的硝烟、和父亲早已献出的生命紧紧连在一起。

围绕这封信，毛泽东一家几代人的命运，在战火与变局中交织起来。毛泽覃的牺牲，没能让这个家庭沉入悲痛之中，反而像一条深埋的火种，借着时间的风，悄悄点燃了后来几个人的一生。

有意思的是，要理解那句“从现在起，不姓周，该姓毛了”，不能只盯着一时的激动，而要把视线拉长，从1920年代的风雷，一直看到1960年代的白发与黄土。这样看去，才会明白，一个青年烈士的名字，是如何在岳母、妻子、儿子身上一代代“活下去”的。

一、从长沙到韶山：一个家庭被卷入时代中心

时间要从1926年说起。那一年，北伐战争声势正盛，广州成了革命的中心之一。周陈轩带着女儿周文楠南下，抵达这座当时充满新思潮与枪炮声的城市。就在这里，周文楠同毛泽东的三弟毛泽覃结为夫妻，一个普通农家女由此走进了革命者的核心圈子。

周陈轩并不是旁观者。她留在广州，参与掩护和联络工作，往来的人渐渐多了起来，谈的都是如何扩大发展、如何对付反动势力。对一位出身乡间的妇女来说，这种生活既危险，也新鲜。不得不说，她那时已经在心里做出了选择：这条路再难，也要跟着走下去。

1927年形势急转直下，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席卷城市。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党员流血牺牲。周陈轩带着满身疲惫，回到长沙老家，以一个“普通家庭”的身份，再次把家门悄悄打开。很快，党组织就在她的家里恢复了地下联络点，来往的同志换了一批又一批，她则继续做着接头、掩护、送信这些琐碎却关键的工作。

这些年里，年轻的毛泽覃奔走在湘赣边界，搞工农运动、组织武装，危险一步步逼近。1935年4月26日，他在江西宁冈一带为掩护游击队员突围英勇牺牲，年仅31岁。这一消息，后来才陆续传到家中。

消息最终传到长沙的时候，家里没人放声痛哭，只是沉默。对于习惯了送丈夫、送亲人走上前线的革命家庭而言，“牺牲”二字早在心理上排练了无数次。真正刺痛人的，是想到他留下的父母、妻子和孩子，还有还没有来得及实现的理想。这一切，在周陈轩心里，慢慢沉淀成另一种决心：既然人没了，那就守住他的精神。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形势更加紧张。就在这一年，周陈轩带着女儿周文楠、外孙毛楚雄，以及继子周自娱，一起离开长沙，回到毛氏故里韶山。这个决定，并不只是为了避祸，更像是在主动靠近那个已经牺牲的女婿，把他的“根”重新扎回故乡。

抵达韶山后，生活一切从头开始。房子要修，地要种，身份要隐蔽。对小小的毛楚雄来说，变换的不只是居住地，还有他以后的人生方向。

二、“不姓周，该姓毛了”：一个外婆的选择

来到韶山后，周陈轩的家庭成了当地人口中的“周外婆那屋”。她把一个本该享清福的年纪，变成了每日操劳的起点。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给外孙讲故事，讲家里的过去，也讲国家的局势，讲毛泽东兄弟们少年从军、奔走各地的经历。

这时的毛楚雄，刚刚进入少年阶段，正是记性最好、心中最容易留下深刻印象的时候。周陈轩对这个外孙寄予厚望，经常说起父亲毛泽覃的事情，也讲伯父毛泽东的故事。她反复提到一句话——“继父之志，报父之仇。”这不是简单的“读书好好学习”，而是把一个少年往战火的方向推。

有一天，她看着院子里的楚雄，情绪陡然涌上来，对外孙说：“楚雄，从现在起，你是韶山人了，不姓周，该姓毛了。”语气激动，话却很清楚。这句话，既是对烈士毛泽覃的认同，也是对这个外孙未来道路的一种公开宣示。

毛楚雄听完，沉默了一下，随即点头，很干脆地回答：“好，我姓毛，叫毛楚雄。”短短几句话，把一个家庭内部的血缘、感情和责任重新排列了一遍。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的乡村社会，改姓并不是一件轻率的事，它涉及宗族、祠堂、香火观念。然而在周陈轩看来，只要有利于延续烈士的精神，有利于孩子将来走上革命道路，这些传统束缚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很快得知周陈轩、周文楠和毛楚雄已经回到韶山的消息。1938年初，他托人送回一封信，并附上20元光洋。这在战时是笔不小的生活费。信抵达韶山时，屋里人围坐一圈，谁也不说话，只听信中的字句。周陈轩、周文楠看着毛泽东的笔迹，不自觉地红了眼眶，楚雄则一遍遍地照着舅舅教的读法，大声念出来，心里既激动又骄傲。

同年5月，毛泽东在写给堂兄毛宇居的信中，还专门提到周外婆带着楚雄回到韶山的事，希望宗亲们照顾好她一家。他在信中说明，自己寄了一点钱给楚雄等人，叮嘱他们节俭，也鼓励族里人当成一家人看待，不必计较血缘远近。这些文字，实际上也是在为毛楚雄这个“重新入族”的少年，做一种理所当然的背书。

1940年，周文楠离开韶山，赴延安学习，投入更直接的革命工作。她离开之后，韶山这家人和延安方面的联系，因为战事变化和“皖南事变”等复杂局势，一度中断。寄来的生活费收不到了，消息也不畅通。家里很快显出窘迫的样子。

面对困境，快60岁的周陈轩没有退缩。她带着已经辍学在家的毛楚雄，上山砍柴，下地干活，养猪种菜，还自己纺线织布。农活累，家务多，但她仍保持一个习惯：只要家里略有余钱余粮，就尽力照应那些生活更困难的乡邻。久而久之，她在韶山乡亲中的名声越来越好，大家都知道“周外婆这个人，心眼正，对人热心”。

这一阶段，对毛楚雄影响极大。一边是外婆口中“伯伯、爸爸”的故事，一边是眼前粗糙却坚韧的生活，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少年，很难不把“走革命路”看成唯一正当的选择。

时间又过去五年。抗战接近尾声，内战阴云渐起。毛楚雄下定决心，告别外婆，前往投奔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临行前，周陈轩拿出周自娱生前写的《毛泽覃行状》，一段一段念给外孙听，让他记住父亲从少年立志到牺牲前一刻的经历。念完，她久久不语，只简单叮嘱：“记住，你爹是怎么走的路。”

楚雄没有多说，只重重地点头。就这样，一个换姓的新韶山人，带着父辈的故事，走向更大的战场。

三、“为国捐躯，虽死犹荣”：隐瞒与牵挂同在

1947年，西北战场风云诡谲。胡宗南率大军进逼延安，配合国民党整体战略，在多地对中共力量进行清剿。在这种背景下，年仅19岁的毛楚雄被秘密处决，牺牲在自己刚刚迈入的革命道路上。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青春刚刚铺展开一角，就戛然而止了。这件事，当时并没有公开，消息也没有立刻传到远方的外婆耳中。

两年后，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部队路经韶山，特意派人去看望长期守护在毛泽东故居的周陈轩。多年风雨之后，老人见到戴着八角帽、穿着军装的解放军战士，心里清楚，这是自己和家人用许多代价换来的局面，激动得热泪直流。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在北京，仍惦记着韶山的周外婆。得知她已经年高，又独自在老家生活，便格外关心。听说周文楠打算把母亲接到东北同住，他很快写信表示赞同。1950年5月12日，他在信中建议由自己写信给湖南方面，协助解决旅费问题，同时又担心老人年纪大、路途遥远，问是否需要女儿亲自前去接迎。这些细节，从侧面能看出他对这个老人家的挂念。

周文楠从沈阳出发，南下湖南接母亲时，在路过北京的途中，专程去中南海拜访毛泽东。两人在谈话中，毛泽东详细询问周陈轩这些年在韶山的生活情况，吃得怎样，身体如何，乡邻关系怎样。这些具体问题背后，夹杂着一个更棘手的难题——毛楚雄牺牲的真相，到底要不要告诉这位白发老人。

周文楠一直犹豫。她清楚，外婆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楚雄身上，不止一次对人说要看着外孙成才。此时若把消息原原本本地说出来，会不会让老人一时承受不住？

毛泽东给了她一个折中的办法：告诉外婆，楚雄是个有志气的孩子，是韶山人民的好儿子，现在被送往很远的地方学习，暂时无法通信。时间久了，老人或者会慢慢接受“音信全无”的现实。至于那句“为国捐躯，虽死犹荣”，更多是在亲人之间的互相宽慰，而没有立即传到外婆耳里。

可以想象，当时的毛泽东心情并不轻松。毛泽覃是亲弟弟，毛楚雄是烈士之子，又经多年培养才走上前线，却在弱冠之年倒在敌人枪口下。这个家族付出的代价，并不比许多烈士家庭少。只不过，他身处新中国的领袖位置，更必须控制私人的悲痛，只把关怀化成一封封信、一句句叮嘱。

周文楠接到这个建议，只能默默点头。在那样的年代，对老人隐瞒部分真相，并不是冷酷，而是一种出于体恤的取舍：有些痛，知道得越晚，日子可能还好过一点。

之后，在女儿的陪同下，周陈轩告别了生活了13年的韶山。村里乡亲闻讯，纷纷赶来送行。她和大家一一握手，说话不多，却处处流露不舍。对于这个曾经掩护过无数同志、也在这里抚养烈士后代的老人来说，韶山不仅仅是居住地，更是见证她一段重要人生的地方。

到沈阳后不久，周陈轩又随家人迁往哈尔滨，与女儿、女婿一家生活在一起。东北的冬天更冷，但一家人在一块儿，生活相对稳定，衣食时常有保障。对经历过战争、逃亡与饥饿的老人来说，这样的晚年已可称得上“安稳”。

四、骨灰归来：烈士亲人的另一种“回乡”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建方方面面展开，但一些不为人注意的细节，却彰显出对烈士亲属的关怀。1955年，毛泽东专门派人赴哈尔滨看望周陈轩，并带去300元生活费。那时普通干部的工资并不高，这笔钱对老人一家来说，意义不止是数额，而是“还记得你”的态度。

1956年，毛泽东在北京接见周文楠的丈夫王英樵时，再次详细询问周外婆在东北的身体和生活情况。他问得很具体：年纪多大，有没有大病，经济上有没有困难。王英樵回答，老人已经七十三岁，身体尚好，精神也不错，自己和妻子收入不低，家里只有一个女儿，生活基本无忧。

听到这些情况，毛泽东明显松了一口气，还向在座的老朋友介绍：“周外婆是毛泽覃烈士的孩子毛楚雄的姥姥，是一位很好的老人。她带着楚雄，在韶山住了十多年，为抚育革命后代，呕心沥血，含辛茹苦，在韶山人民中很有威信。”这段评价，既是对她个人的肯定，也是在公开场合为广大烈士亲属“正名”：他们的贡献，并不只是“家属”二字那么简单。

周陈轩对毛泽东、对韶山，一直抱有很深的感情。她曾对身边同志说，一生有两个心愿：一个是到北京见到毛主席，一个是能再回韶山，看看那片“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这两句话，并非夸张，而是一个经历风雨的老人对自己过去几十年经历的一种概括。

1968年8月10日，周陈轩在哈尔滨病逝，享年八十五岁。女儿周文楠很快给毛泽东写信，报告母亲去世的消息，并提到老人临终前的愿望：希望将自己的骨灰安葬在韶山。毛泽东收到信后，当即在批示中指出：“关于骨灰安葬问题可按周文楠意见办。”这句简短的批示，为一个在革命队伍中默默付出的老人，打开了另一条“回乡”的道路。

同年11月3日，周文楠和王英樵护送骨灰回到韶山。当地干部群众早有准备，举行了极为隆重的迎接仪式。第二天，四百多人参加了追悼大会。一个普通农村妇女，在生命结束后，以这样的形式回到自己守护过的地方，这种场景在当年的韶山并不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