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冬天，广州湾外海的风浪并不算大，但港口里的空气却沉得出奇。日军军舰缓缓驶入，这个原本挂着法国旗帜的租借地，即将被另一支侵略军队接管。
“从今天起，这里改由大日本帝国负责。”一名日本军官冷冷地说，岸上的法军军官沉默不语。谁都清楚，这片土地本来属于中国，却在半个世纪内被两股外来势力轮番掠夺。
有意思的是，广州湾的名字在当时的中国地图上，远没有上海、天津那样醒目，但对列强来说，却是极难得的一块“风水宝地”。如果把目光往回拨几十年，就能看见这出戏的开场。
一、避风港变成租借地
1897年，南海一带台风频仍，法国“白瓦特号”军舰为了躲避风暴，闯入了广州湾海域。表面上是紧急避风，实际却是一次带着目的的“踩点”。
“长官，这里水深港阔，背风向阳。”水手的回报，让军官心中有数。广州湾三面环陆、一面向海，扼守雷州半岛要冲，天然良港的条件，在老练的殖民者眼里，一眼就能看出价值。
那时的清政府刚刚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国力衰弱、军心涣散，列强纷纷上门“分蛋糕”。法国在越南站稳脚跟后，视线自然向北移动，南中国海沿岸成了它重点打量的地带。
不得不说，广州湾的地理位置确实敏感。向南是东南亚航道，向东可以联通珠江口，又靠近北部湾出入口。对法国来说，这里既能当战时军港，又能作为支撑在华势力的前进基地。
1898年，法国以“囤煤、修筑军港”为名，向清政府提出租借广州湾。条约文本规定租期99年，表面上仍属中国主权，只是“暂借使用”，看起来似乎还留了一分体面。
但清廷根本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空间。外债累累、战败接连，朝野上下一片疲软。面对法方的强硬态度，谈判很快就走向单方面接受，广州湾在1899年正式划入法国的租借地版图。
值得一提的是，这块地方在历史上并不陌生。早在汉代，这一带就已经与海外有零星贸易往来，到唐宋时期更是南海航线的重要节点。地理优势积累了上千年，却在清末一纸条约下，被他国插上旗帜。
法国人给这块地起了一个带有法语味道的新称呼，实际却是在中国南海边缘另立一个“海外据点”。从此，广州湾虽名义上是中国领土，实际上却被当作法属印度支那的北部延伸。
当地百姓很快意识到事情不对劲。租借条约刚刚生效不久，就有农民、渔民聚集到法国军营附近，高喊“侵略者滚出中国”的口号。面对质问，法军军官只是挥手下令驱散，稍有反抗，就动用武力镇压。
二、租借地里的沉重日子
租借一旦落实，随之而来的就不只有军港和炮台。法国当局在广州湾修建兵营、码头、仓库，将这里纳入其在东南亚的军事体系，同时也把眼光伸向了背后的土地和人口。
说白了，这里既是补给站，也是牟利场。港口被设定为“自由贸易港”，外国船只可以低税甚至免税进出，法商在岸上开设洋行、仓栈，掌控仓储、转运和高利润买卖。
中国商船若要在此停靠，却要额外缴费，各种名目的捐税压在本地小商贩身上。明明是中国的海湾和码头，用起来反倒要看别人脸色，这种讽刺在当时已成普遍现实。
更让人难受的是鸦片、赌博和色情业的泛滥。在租借地管理当局的默许甚至操纵下，鸦片馆、赌场、妓院一间间开张。表面上是“商业繁荣”，背后却是对当地社会结构的腐蚀。
“就抽一口，不会有事。”不少人就是在这样的怂恿声中，一步步跌入深渊。有家庭因此家产耗尽、人心离散，在那个狭窄的租借地里，社会风气急剧败坏，成为殖民统治常用的控制手段。
与此同时，法国也在这里布置防御工事和炮台，港外的岛礁上出现了新的堡垒。广州湾港区逐渐被打造为“白瓦特城”，不仅是军舰停泊地，还肩负着监控整个雷州半岛乃至北部湾航道的任务。
在这种压迫之下，地方民众并没有一直沉默。20世纪初，湛江一带陆续出现抗法斗争，农民和渔民自发组织武装，熟悉地形的优势，让他们在丛林和滩涂之间与法军周旋。
“枪不够多，人总是有的。”一位参与者后来回忆时只留下这样一句话。起义队伍装备简陋，却多次给法军造成不小损失。法国当局既感到头疼，又不敢放松镇压。
遗憾的是，清政府对这些抗争几乎没有实质支持。甚至在某些阶段，为了避免“影响外交”，还配合法方对起义力量进行打击。结果就是：外有租借地的压迫，内有官府的掣肘，民间反抗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广州湾在这样的双重夹击之下，逐步失去了曾经的活力。码头仍然有船进出，但真正收益的大多是远道而来的资本，而不是脚踩这片土地的百姓。
三、列强易手与租约终结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北京的龙旗降下，这个延续了两百多年的王朝宣告结束。广州湾的居民也听说了“新政府要振兴中国”的口号，对改变命运隐隐抱有期待。
然而，租借条约并不会因为王朝更替自动作废。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后来在南京建立的国民政府，在对外关系上都不得不面对一堆“继承前朝条约”的现实问题。
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一再提出调整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和租借地的诉求。列强对这些要求普遍回避，或只在个别问题上做出有限让步。广州湾这种面积不算大、却极具战略价值的港湾，更不在他们愿意放手的清单上。
有意思的是，法国在欧洲战场压力渐大时，对远东的掌控也出现松动迹象。但松动不等于放弃，它更倾向于在尽量控制成本的前提下延续既得利益，广州湾依然被牢牢握在手里。
进入全面抗战时期，局势发生了新变化。1940年前后，法属印度支那已经处在日军强大压力之下。日本为了打通南下通道，开始对这一地区施压、渗透，并把目光投向广州湾。
1943年，日本取代法国，对广州湾实行军事占领。法国旗帜在炮台和营房上被降下，换成了太阳旗。本地百姓并没有迎来什么“转机”，只是从一个殖民者手中，落入另一个更残酷的侵略者之下。
日本军队对这块港口的利用更偏向战时需求。码头被用作军需中转站，周边地区被征用修筑工事，物资和劳动力被强行抽调。之前就已十分艰难的民生，再次被压到崩溃边缘。
“他们走了，换来的却是更狠的。”不少老人后来回忆这段岁月时，用的都是类似的表达。从法国到日本，两重占领留下的印记，在港口附近的老街上保留了很多年。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达八年的全面抗战结束。对于广州湾而言，这意味着日本军队必须撤出，中国对南海沿岸的主权要求获得新的国际支撑。
战后安排中，广州湾的地位开始发生根本变化。租借的合法性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越来越站不住脚，加之法国本身在欧洲战场伤痕累累，无力也无条件再在中国南端长期维持一个租借地。
在中国政府持续施压和谈判之下，广州湾租借关系最终走向终结。对外号称99年的条约，没有走到纸面上的终点，就提前五十多年结束，港口重新回到中国的主权管辖之下。
从1899年正式移交，到战后来华权利的撤销，这块土地实际处在租借状态的时间，只有四十余年。对普通百姓来说，等待的年头依然漫长，但对照当初签下的期限，已经是一次明显的“提前收回”。
回到地理意义上看，广州湾在完成角色转换后，很快重新融入中国的行政体系。港口、军港、城镇的布局一步步调整，“广州湾”这个旧称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湛江”这两个字。
湛江的历史层层叠叠，汉唐以来的航路、清末租借地的痛楚、法日轮流占据的痕迹，都压缩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段里。对熟悉这段历史的人来说，地图上的一个地名，并不是简单的标注，而是一串具体的年月日。
在更大的视野下，广州湾也并非孤立个案。近代以来，香港、九龙、新界、澳门、威海卫等口岸，以租借或租界的形式，被卷入类似的条约体系。有的期限较短，有的像广州湾这样写着“99年”。
随着20世纪中叶以后国际格局的剧烈变化，这些不平等安排陆续被翻页。广州湾的提前收回，是其中较早发生的一笔，为之后其他地区的回归提供了一种现实参照。
到20世纪末，香港、澳门先后回到中国版图，珠江口两岸和南海沿线的政治版图，呈现出与百年前完全不同的面貌。曾经被迫纳入他国版图的港口，大多重新归入同一张地图。
从台风夜里那艘法舰闯入广州湾开始，到战后租借关系彻底终结，时间跨越不过半个世纪，却浓缩了列强入侵、中国衰弱、民间抗争以及旧约束一条条解开的全过程。这一段在地图上时隐时现的地名，最终停留在“湛江”二字上，也停留在近代中国结束屈辱条约的一连串时间节点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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