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夏天，黄河以西的山西岚县，夜里常常能听见远处闷闷的炮声。白天，山风吹过山梁，尘土卷在半空，汽车、骡马、担架队来来往往，把前线的硝烟和后方的忙乱，串成了一条看不见的线。就在这样一个时节，一个从大洋彼岸赶来的年轻女护士，悄悄走进了八路军第120师的生活里。
她叫白求恩的“学生”也不确切，只能说受同一个信念感召。她的中文很流利，名叫诺尔玛·尤恩，来自加拿大，是世界上那一批很少数愿意亲眼看看中国战场的人之一。延安和山西之间的路很不好走，尤其1938年春夏，路况差、车辆少、气候多变，任何一次出行，都带着一点“赌”的意味。
这一年，对于中国抗战来说，是极难的一年。卢沟桥事变已经过去整整一年，全国战局越来越吃紧，华北战场尤其紧张。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像尤恩这样的国际友人陆续出现在陕北、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成为一段特殊历史的见证者。
有意思的是，后人提起她在山西的那段经历，往往会提到一个画面：八路军高级将领贺龙，在办公室里听副官汇报，突然被一句“还有一个洋女人”惊了一下；而120师的副师长兼政委肖克，则因为“听说贺龙和一个洋女人在一起”，忍不住跑来凑热闹。这一幕背后，其实折射出的是抗战年代特殊而朴实的人情味。
一、从延安到清涧：一个洋护士的起点
时间要拨回1938年春天。那时，延安已经成为全国抗战的一个象征，窑洞里有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也有从欧美远道而来的医生和记者。尤恩在延安停留了一段时间，学习基本的条件、了解中国的战局，也观察到后方医疗资源的紧张。
当年，她主动提出要到更靠近前线的地方去工作。按照安排，她搭上一辆前往陕北清涧一带的大卡车。车子一路走走停停，时而抛锚，时而陷在泥坑里，再加上天气变化，进度非常慢。对于一个刚到中国未久的外国人来说，这样的路程恐怕算不上“安全旅行”，但她并没有退缩。
经过一天多的颠簸，卡车抵达了位于陕北清涧县的兵站医院。这个医院的性质与城市里的正规医院完全不同，更像一个前线医疗补给枢纽。前方的野战医院、临时救护所，需要药品、绷带、器械，大多要从这里转运出去。这里不在最前沿，却和前线血肉相连。
尤恩在清涧的工作，谈不上体面，却极其琐碎。她帮着分类药品、登记器械，和中国医生、护士交流护理经验。有时候，还要给刚参加工作的年轻护士示范一些操作技巧。环境简陋，她手里的本子上记的多是药名、数量、来源与去向，远远称不上“高级医疗研究”，却对当时的战地医疗极为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清涧当地还发动过一次集中灭蝇行动。对卫生条件本就脆弱的战地医院来说，苍蝇可能带来的疾病，绝不只是“小麻烦”。这次活动，她也参与其中。有人后来形容，她拿着简易器具，在院子里忙前忙后，脸上满是汗，却还在和一群中国青年用夹杂着方言的普通话聊天，说起消毒和细菌的问题，很认真，也很投入。
有一件事，她一直记得。一次，当地一位孕妇临产，半夜出现难产征兆。附近能叫得上的医生都忙于处理伤员，情况一度有些紧张。尤恩凭着在加拿大受过的专业训练，拿着助产钳，为这位妇女成功接生了一个健康的婴儿。那一夜，窑洞外还是黑压压的山，而屋里却多了一个新生命。对她而言，这样的小事，比写在纸上的战地报道更真切。
清涧时期，她已萌生要去更前线一点地方的念头。1938年6月中旬，她提出希望能得到一张前往贺龙所部驻地——山西一带的通行证明。考虑到她的身份和能力，组织方面最终同意了这个请求，安排她和四五名护士一道向山西出发。
他们先坐车到黄河边，再乘渡船过河，渡口简单甚至称得上简陋。但对许多当时的抗日军人来说，这条河已经渡了不知多少次。船靠岸后，是云遮雾绕的山路。一路行进数日，沿途时不时传来远处爆炸和枪声，空气里似乎都带着火药味，这是她第一次如此接近真正的战斗区域。
二、岚县相逢：贺龙、肖克与“洋女人”
经过几天的跋涉，尤恩终于抵达八路军120师司令部所在的山西岚县一带。这里地形复杂，以山地为主，既适合游击，又不乏隐蔽的村镇，既是前沿，也是相对稳定的指挥中枢。司令部的驻地十分朴素，和传统意义上的军营大相径庭，更多是利用当地民房改建。
她到的那天，正好有一批补给物资送达司令部，包括弹药、罐头、药品、衣物，以及几名新到的卫生员。随行的副官按程序向贺龙汇报，说物资都到了，还补充了一句：“还有一个洋女人。”
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贺龙声音浑厚，听到这句话，略微一怔：“什么？”副官只好重复了一遍。还没等多问，人已经被领了进来。
在那间简陋的办公室里，这位来自湖南的老红军将领，打量着眼前的外国护士。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多数八路军战士习惯把外国人称作“洋人”或略带玩笑意味的“洋鬼子”，但语气里并没有敌意，更多是一种朴实的好奇。
贺龙开口问：“你知道我是谁吗？”这在今天看上去像一句玩笑话，但在当时，有点测试对方了解情况程度的意味。尤恩回答得很快，而且用的是流利的中文。她说，自己知道贺龙的名字，也听过一些关于他的故事，比如在湖北抓过两个传教士，还亲自给他们讲课，希望他们转变观念。这些信息，多半来自延安和沿途接触到的宣传材料。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有人对贺龙的年龄估计存在偏差。有人告诉她“快五十了”，实际上，贺龙生于1896年，1938年时是42岁。她真正见到他，发现他比想象中年轻得多，虽然留着小胡子，但精神矍铄，说话爽朗，举止之间带着一种粗中有细的潇洒。这个印象，她后来一直记得。
她还问起一件事：是否真的曾从国民党军队手里缴获过一艘摩托登陆艇。贺龙笑着回答，那条小艇确实存在，还用来带游击队在湖泊里打水匪。这类细节，透露出当时八路军既要对付外敌，又要处理地方匪患的复杂局面。
正聊着，120师的副师长兼政委肖克走了进来。1938年，肖克不过三十出头，生于1908年，性格活泼，文质彬彬，但骨子里极富行动力。他之所以突然出现，是因为听通讯员说“司令员屋里来了一个洋女人”，一时觉得新奇，便赶来看看情况。这在紧张的战事中，算是一点不多见的“花絮”。
肖克在屋里一边打量来客，一边和贺龙商量，究竟应当把这位外国护士安排在哪里。贺龙有顾虑，一方面希望她能发挥医疗专长，另一方面又考虑她身份特殊，不宜直接随部队奔赴最危险的前线。两人一番讨论后，决定先安排她住在比较安全的地方，由一位女教师照料。
于是，一名与她年纪相仿的女教师被叫到了司令部，她姓陶，名东，是当地教育界参与抗战的一员。贺龙对她半带玩笑地交代：“这个‘洋鬼子’是来看护我们的伤员的，你带走吧，该给什么就给什么，好好照顾她。”这句带着笑意的话，在当时的山村里引起不少议论，但语气之中，既有照顾，也有信任。
当天晚上，尤恩就和几名女战士、工作人员一起住进普通老乡家的房子。山城夜里风很凉，她一整天奔波，刚躺下不久就睡着了。不多时，门外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把几个人都惊醒。开门一看，是一个穿着缴获来的日军军大衣的战士，看上去有点疲惫，却很精神。
这名战士把一堆东西往屋里一放，有咖啡、香烟、饼干、巧克力等罕见的“奢侈品”，笑着说：“这些是我们游击队从日本运输队那里截下来的，你应该喜欢。”话很简单，语气却很自然，说完敬了个礼转身就走，没有多聊。这样的场景，恰好说明当时八路军物资来源的艰难，也透露出一种朴实的幽默感——缴获来的东西，竟然成了招待外国朋友的“特供”。
第二天，她在司令部门前的院子里转了一圈，看见大量缴获物资堆在一起，从罐头到棉衣，从药箱到零散的车胎，应有尽有，却又极其杂乱。对长期生活在工商业发达社会的人来说，这样的“仓库”，既陌生又新鲜。
三、战地医院：一英里土路与一座小镇
在岚县待了两天后，尤恩便正式投入工作。前线医疗站并不集中在某一栋大楼，而是散落在村镇之中，很多伤员只能暂时安置在老百姓的家里。医疗站本身更像是一个指挥和协调伤员救治的小枢纽，条件简陋，医生寥寥，物资短缺。
她每天要走上一英里土路，从住处赶到医疗站。山西北部当时的土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后泥泞难行。对于习惯了城市道路的人来说，这条路既累人，又单调。但对她而言，这成了每天必须完成的“固定行程”。
医疗站内部的困难，不用夸张就足够严峻。手术用的消毒设备不足，药品匮乏，大部分器具都要重复使用。她和中国医生一边处理伤口，一边尽量改善用药方法。她教负责配药的大夫如何配制溶剂，如何尽可能在现有器械条件下制作相对符合要求的蒸馏水。这些技术在现代医院是基础操作，在战地环境下，却需要一遍遍细致琢磨。
有时，一整天忙下来，她和几位中国医生会在院子里随便坐下聊几句。有人问她，加拿大的医院是什么样子，她略微对比了一下，说那里器械齐备、手术灯明亮，但战地里，每一块干净的纱布、每一瓶完整的药水都显得更珍贵。这样的谈话，既有交流，也有互相鼓励。
1938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一周年。120师组织了群众纪念大会，地点不在豪华会场，而是在当地能容纳大队人马的场地里。当时师首长，包括贺龙在内，都发表了长篇讲话，谈抗战形势、谈群众动员。对于习惯简洁会议的外国人来说，这样的长篇讲话多少有些“难以消化”，她听了一会儿，便觉得疲惫，对其中很多政治术语也不那么感兴趣。
晚上，部队和当地干部组织了一场话剧演出，主题自然离不开抗日与觉醒。她却对话剧表现出极大兴趣，坐在观众席里，看演员换衣服、变角色，配合着简单的灯光和道具，把农民、士兵、地主、日本侵略者一一搬上舞台。她后来提到，这种文艺形式朴素直接，却很有感染力，能让不识字的乡亲看懂战争和选择。
夏季过得很快。到了8月，战线东北方向战斗变得频繁，伤员骤然增多，原有医疗力量明显吃紧。某一天，贺龙罕见地亲自出现在医疗站。他平时更多时间在前沿阵地和指挥部之间穿梭，很少专门来到医疗机构，这一次出面，足见重视。
他向在场医务人员说明前线伤员激增的情况，希望从现有队伍中抽调一部分力量，前出支援。话说得不算激昂，却很实在。对于这些医生护士来说，这意味着离前线更近一步，风险更高一步。
面对这样的征询，尤恩选择站出来。不用太多铺垫，她表示愿意前往前方医疗点。很快，组织上组成了一个小分队，由两位中国大夫、一名卫生员和她一道，准备马上出发。
当天下午5点左右，一行人骑马离开驻地，沿着山路向东北方向赶路。一路上，他们时不时遇到被临时安置在路边或村子里的伤员，有的人是刚从前线撤下来的，有的人已经在等运送多时。遇到情况合适的，他们就地处理伤口、做简单包扎，再安排担架队接应。这样边走边救，速度自然被拖慢。
第二天，他们终于抵达息马坡镇。这个镇在当地原本只是个普通集镇，抗战爆发后，因为地势和交通位置的关系，成了暂时的伤员集中点。很多伤员被安排在镇上的一座教堂里，挤得满满当当。木制长椅被挪开，临时铺上草垫、被褥，教堂的彩色玻璃窗外，是敌机可能随时出现的天空，里面则是呻吟声、脚步声和忙碌声交织在一起。
在息马坡镇的那几天，她和其他医务人员几乎分不清白天黑夜。有人割伤，有人中弹，有人因感染高烧不退。药品有限，他们不能像平时那样用量充足，只能尽量把每一滴消毒液用在最关键的地方。有些伤势较轻的，当地就地安顿；伤势严重但还能搬动的，则组织担架，准备往岚县方向转移。
等到伤员基本安排妥当，队伍才回撤。回到岚县后，司令部专门为这批从前线回来的医务人员办了一个小小的欢迎会。条件有限，谈不上丰盛，只是比平日多出一些难得的菜肴。席间，贺龙对他们频频举杯，气氛并不拘谨。
有一段对话流传较广。有人回忆说，贺龙拍拍尤恩的肩膀，半是认真半是感慨地问：“要是日本皇军去侵略你们的国家，会是什么光景？”这一问，其实包含了他对中国现实处境的强烈感受。面对这样的问题，她没有直接给出想象中的答案，只是沉默片刻，转而提出另一个请求：希望能得到一张回延安的通行证。
此时的她，已在前后方奔波数月，工作强度极大，身体明显消瘦。她开始考虑未来去向，甚至有了回加拿大的打算。贺龙听完，并没有挽留过多，只说：“可以。我们这里条件差，你许多专业本领也施展不开，回延安也是好事。”话说得很实在，不带客套。
不过，她还答应要参加一位中国医生的婚礼。战火连天之中，一场简单婚礼显得格外珍贵。等到婚礼结束，到了1938年9月中旬，她才正式启程离开岚县，沿着来时的路线往延安方向返回。
四、离开山西：武汉、重庆与归国之路
回到延安之后，尤恩开始认真安排回加拿大的行程。按当时的交通条件，她需要先从延安前往西安，再设法转往长江中游的武汉，在那里寻找进一步南下或出国的路线。这个设想在纸面上看起来很顺，但1938年的战局，并不留给个人太多从容。
当年10月，日军对武汉发动全面攻势。实际上，从她抵达武汉的那一刻起，城市就已经笼罩在紧张气氛中。街头人流拥挤，军队、机关、难民交织在一起，关于前线失守的消息不时传来，谁都能感觉到局势在迅速恶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她想按照原计划从容离开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经过安排，她和部分人员被通知必须迅速撤离武汉，沿长江往上游方向转移，目的地是重庆。那时，重庆还没有被正式确定为战时陪都，但已经是重要的后方城市之一。
他们乘坐的船只条件简陋，船上挤满了各种身份的人：机关工作人员、随军家属、伤员、难民，也有像她这样准备离开的外国人。沿江而上，本该是一段相对平静的路程，却在途中遭遇日军飞机的轰炸。
据后来回忆，当时飞机出现时，船上很多人已经来不及分辨方向，只能匆忙寻找掩护。炸弹落入江面，水柱冲天而起，船身剧烈摇晃，紧张气氛几乎令人窒息。有种说法是，恰好在轰炸发生的那一刻，她并不在船上，而是下船透气，暂时躲过了最危险的一轮爆炸。无论细节如何，能够平安抵达重庆，就已经是极大的幸运。
到重庆后，她并没有立刻离开中国。抗战的需要仍在，许多战地医院急缺人手。经过协调，她再次被派往新四军战地医院工作了一段时间。新四军那时主要活动在长江以南一带，战斗环境与华北不同，但医疗条件同样艰苦。她在那里的工作经历，和此前在陕北、山西一样，都是与伤员、药箱、简易手术台打交道。
不得不说，这段辗转各大战区的经历，对她个人思想感情的影响很大。一个来自北美的护士，原本可以在条件良好的医院里安稳工作，却因时代的浪潮，先后来到延安、清涧、岚县、武汉、重庆，再到新四军的战地医院。与其说是“冒险”，不如说是一种主动选择。
等到战地任务告一段落，她才终于返回加拿大。这时距离1938年夏天她初到山西，已经过去了一段日子。她把在中国看到的一切，带回了自己的国家，也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记录。
回头看那一年，1938年的中国抗战仍然极为艰苦。徐州会战结束后，武汉保卫战又在酝酿之中，战局整体上处于极为被动的状态。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战，以有限的兵力与装备应对强敌，医疗条件自然远不能与正规军相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像尤恩这样的国际友人显得尤为特别。
她在清涧接生的那个孩子，在岚县走过的一英里土路，在息马坡镇教堂里忙碌的日夜，在武汉江面上经历的惊险时刻，都构成了抗战史上一个微小却真实的横截面。贺龙在简陋办公室里那句“还有一个洋女人？”的疑问，肖克赶来“看热闹”的轻松身影，则把这段历史稍微拉近了一些，让人从另一个角度看到战争年代的人情和笑声。
这些细碎的瞬间，没有改变战局，却悄悄改变了很多人的记忆。对当时的中国军民来说，那位说着一口中文、愿意跟着队伍在山路上颠簸的外国女护士，不只是“洋女人”，也是同一条战线上默默出力的一员。对她自己而言，1938年的中国山河，也成为此后人生里挥之不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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