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的北京，春寒还未完全退去。4月6日这天，一则消息在中南海里静静传开：张治中病逝，终年七十九岁。消息不算突然，却依旧让不少人心头一紧。这个在旧中国与新中国交替之际屡屡站在“转折点”上的人，终于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有意思的是，围绕他身后事的一点“波折”，反而映照出另一段长达四十多年的交情。当有人提出张治中“身份特殊，不必大张旗鼓”时，周恩来态度干脆：“一定要搞个仪式。不仅我参加，还要通知他党内外的老朋友参加。”短短几句话，既是对一个人的评价，也是对一段历史的交代。
张治中其人，在很多人口中只有一个标签——“和平将军”。但要理解周恩来这句“我亲自参加”的分量，还得从头说起，从那段风雨飘摇的岁月说起。
一、黄埔相识：从“旁听者”到“兄弟相称”
时间若往前拨回到1920年代，地点在珠江边上的黄埔岛，故事的起点并不算轰轰烈烈。
那时，国共第一次合作刚刚展开，孙中山倡导“联俄联共扶助农工”，黄埔军校在这样的背景下创办。1924年底，已经在军旅中辗转多年的张治中，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代理中队长，同时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参谋长。
周恩来此时三十出头，早已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几个月，主抓政治教育工作。他的讲课方式，与传统军人“只讲战术不谈信仰”的习惯大不相同。课堂上既有形势分析，也有对理想与信仰的阐释，一些年轻学员听得热血沸腾。
张治中比周恩来大八岁，出身安徽巢县的普通人家，少年时在私塾里读了十年书，因家境清贫辍学外出谋生。当学徒、做警察、上军校，他走过的路算不上光鲜，却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有空就读书看报，思考国家前途。到了黄埔军校，他已经是国民党体系中一位有一定资历的军官。
然而，周恩来的几次授课，还是让这位见多识广的军人眼前一亮。张治中常常挤在教室后排旁听，一边听一边暗自思量：这套政治工作办法，若能真正深入军队，军队的面貌会完全不一样。不得不说，这种“旁听”，既是出于好奇，也是出于认同。
久而久之，彼此之间的好感变成了交往。张治中在接触中，对共产主义思想逐渐产生兴趣。有一回，他终于开口，对周恩来直言：“想参加中国共产党。”这在当时并不是一句轻率的话。按他的身份，一旦传出这样的风声，很可能前途尽毁。
周恩来听到这句话时，既意外又欣慰，却不能轻易答应。他认真地向张治中解释：两党之间有约定，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军政干部入党，目的是避免引发不必要的政治猜忌。“中共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的目标较大，此时恐有不便，不如稍待适当时机为宜。中共可以暗中支持你，把工作做好。”这种回答，既有原则，也有顾虑。
多年后，周恩来在北京见到张治中的小儿子张一纯时，还半带玩笑地说：“要是当时你父亲参加了共产党，现在要么是元帅，要么是烈士。”一句玩笑，背后是对那段选择的清醒认识——在那样的年代，高层军人公开倒向共产党，很难有“第三种下场”。
值得一提的是，从黄埔时期开始，两人的关系就不仅仅停留在工作层面。在广州，他们曾一起参加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简单婚宴。张治中为这对革命伉俪“操办”了几桌饭席，还在席间把羞涩的新娘抱到桌上让大家“看清楚”。多年以后，邓颖超回忆，仍觉得那一幕十分鲜活，并专门提到张治中：“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帮助过我们。”
从那时起，两人在政治立场上有差异，却逐渐把对方当作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这种交往方式，在之后几十年的大起大落中显得格外不易。
二、战火年代：既不出手相向，也不轻易退场
历史往前推移，中国的局势很快走向血雨腥风。1927年“清共风暴”骤然袭来，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形势急转直下，大批共产党人被屠杀。张治中身在国民党军队序列，对这种变化并非一无所觉。
在政变前夕，他就已感觉到气氛异样，曾悄悄提醒来上海与自己联系的陈赓：“情况不对，你到上海告诉他（周恩来），行动务必小心。”这句话后来被陈赓牢记。虽然难以改变历史的大趋势，但从个人立场讲，这已是力所能及的一种提醒。
接下来的十年土地革命和三年解放战争，枪炮声几乎从未停歇。耐人寻味的是，张治中始终没有率部与共产党军队在前线直接交锋。这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非常罕见。邓颖超曾经明确评价：“在第二次国内战争的时候，文白先生是唯一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人。”这里的“文白”，正是张治中的字。
这并不意味着他脱离了政治中心。相反，他在国民党军政系统中仍是重要人物，多次就国家大事向蒋介石进言。尤其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他连着三次提出不同意见，劝蒋介石调整路线，减少内战，集中精力应对外患。张一纯后来回忆：“可惜蒋介石全都没有听从。”
当全面抗战爆发，全国形势发生巨大转变，国共两党再度合作。抗战后期，随着胜利在望，各方围绕战后中国的走向展开较量。1945年，国共双方达成意向，准备在重庆进行谈判。毛泽东决定亲自赴渝，同蒋介石会面。安全问题立刻摆到台前。
周恩来先期赶到重庆，负责谈判前的准备工作。为了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张治中。这个选择并不复杂——既懂国民党内部运作，又与共产党保持友好，最适合担负这种微妙的任务。
张治中几乎没有迟疑。他腾出自己的宅邸作毛泽东下榻之所，还专门研究警卫部署。他建议从政治部警卫营抽调一个手枪排，成员多是老乡，可靠又听话。但周恩来考虑到一旦出事，责任会被全数推到他身上，明确表示：“这样不好。如果发生任何事情的话责任都会给你，不如还是找重庆警备司令部，你的人换成便衣，做内部保卫。”这个对话，张一纯在场，全程记得清清楚楚。
四十三天的重庆谈判异常艰难，最终签署了《双十协定》，在纸面上为和平打开一条通道。协定签署后，毛泽东返回延安，张治中亲自陪同。周恩来则在重庆桂园设宴，答谢承担警卫任务的人员，也把张治中的孩子叫来，对这位“后辈”格外关照。
席间，周恩来握着张一纯的手，一边问这问那，一边说：“你拿本本子来，我给你题词。”提笔写下：“光明在望，前程万里，新中国是属于你们青年一代的。——一纯世兄。”这几个字写完，张一纯疑惑：“您怎么写‘世兄’？”周恩来笑着解释：“这是说，我是你父亲的弟弟。”一语看似玩笑，实则点明两人之间“亲兄弟”一般的情谊。
不过，关系再好，该算清的账也要算清。在解放战争进入关键阶段时，这一点表现得尤为鲜明。
三、北平和谈：桌上掰扯，心里还有分寸
1949年初，战场形势已经非常明朗。国民党军接连失利，各地起义和倒戈不断出现。内外压力之下，蒋介石1月宣布“引退”，提出可以与中共和谈。李宗仁接任代总统后，也希望通过谈判争取体面收场。
在国民党内部，能够同时与中共和各派系保持联系，而且相对有威望的人并不多。蒋介石和李宗仁都清楚，最合适出面的人选是张治中。于是，张治中被任命为和谈代表，率代表团北上。
临行前，他做了一件让周恩来非常不快的事——专程赶到溪口去见已经“下台”的蒋介石。这次见面让外界误以为，蒋介石虽然宣称“引退”，实则仍在幕后控制局势。周恩来得知此事后，心里颇不舒服。
1949年4月1日下午三点，张治中专机抵达北平机场。他刚下飞机，就敏锐地察觉到接机场面有些“冷清”。来的人不多，中共代表团成员没有一个露面，周恩来也不见踪影。对于历来讲究礼数的他而言，这种差别对待让人心里发堵。住进六国饭店后，他忍不住向身边人感叹：“于公于私都该来接才是。”
当天晚上，宴席结束后，中共代表团终于在会场出现。周恩来不绕弯子，开门见山地提出质疑：“你为什么要在离南京前到溪口去见蒋介石？这种做法完全是为了加强蒋介石的地位，起了混淆视听、破坏和谈的作用，也证明蒋所谓的下野是假的，他还在幕后台前操纵。”
张治中一时有些尴尬，只能把自己的考虑讲明。一方面，他认为见蒋介石，是为了摸清蒋对和谈的态度；另一方面，在国民党内部关系尚未完全理顺的情况下，拜会党总裁，也可以消除部分人的疑虑，减少和谈阻力。他的话不算圆滑，却是心里话：“我不能不去溪口，既不是蒋叫我去，也不是李宗仁让我去。”
事后，他回忆那一刻的气氛，直言中共方面的反应“实非始料所及”，对谈判情绪的确有所影响。这种“硬碰硬”的交锋，其实也体现出彼此之间的一个默契：该坚持的立场绝不含糊，该说的话当面说清，不搞虚情假意。
在正式谈判上，张治中作过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比喻：“国共两党之争，好比是兄弟之争。”这句话出自他的情感理解，以为大家毕竟都是中国人，本应同气连枝。
周恩来当场回应，态度鲜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斗争，绝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他还判断，《国内和平协定》的内容在南京代表团与主张和平的人士中可能会被接受，但南京好战派一定不会同意，“其实，任何的东西他们都不会接受。”
事实发展印证了这番话。协议达成后，蒋介石在溪口大发雷霆，痛骂张治中“丧权辱国”。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拒绝在协定上签字。和谈破裂已经不可避免。
就在这段时间里，张治中的内心极为矛盾。和谈既然失败，按正常逻辑，他理应返回南京“复命”。可停在北平的飞机一直没有起飞。站在他的角度，有几重压力挥之不去。
一方面，他毕竟是国民党重要干部，长期被视为蒋介石的亲信。如今留在北平，很容易被标签为“背叛领袖”。另一方面，外界可能会说他“投机”，在国民党大势已去时转身靠拢共产党。他自己也反复在心里追问：“我是为和谈来的，和谈既然破裂，为什么不回去？留在北平算怎么一回事？”
在这种摇摆状态下，周恩来又一次出面劝说。这回，他说得异常直率：“你这是封建道德。为什么只为一个人着想，而不为全国人，为革命着想？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这番话既是动之以情，也是以大局相劝。
经过反复思考，张治中终于下定决心，留下来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这一步跨出以后，他的人生轨迹完全改变。
四、新中国建立：从“年三十”走到“年初一”
和谈破裂后，国民党内部很快有人散布说法，称张治中是被“软禁”在北平。为澄清事实，他在1949年6月26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他在声明中写道，留在北平八十多天，所见所闻“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让他感到欣慰，觉得民族前途出现了新的希望。这段表述，既是个人感受，也有鲜明的政治立场。
新政协筹备期间，毛泽东在会上向各界人士介绍张治中：“这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我想邀请他在人民政府中担任职务，你们看怎么样？”这句“好朋友”，并非出于礼貌，而是对他一贯主张和平、愿意冒风险促成缓和的认可。
面对这样的邀请，张治中并没有顺势“接住”。他当场表示不愿担任新政权的领导职务，理由很坦白：“过去这一阶段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成为过去了，我这个人也应该成为过去了。”这话听起来带着几分自责，有人觉得他过于自谦，但也能看出他对历史成败有清醒的判断。
毛泽东的回应非常形象：“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声明之日起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年初一’做起。”这句带有生活气息的比喻，让在场的人都听懂了：立场一旦明确，过去的一页可以翻过，后面还有事情要做。
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新疆局势牵动中央的关注。那里地广人稀，民族、军政问题交织，稍有不慎就会出现新的动荡。张治中在新疆问题上此前就有一定接触，这一次，他亲自出面做工作，促成当地军政力量的和平起义。起义成功，不仅保全了大量力量，也避免了大规模冲突。
为了新疆的后续建设，他还专门写了一份上千字的建议。毛泽东看后，十分赞同，随即提议：“请你与彭总一起到新疆去，就地解决具体问题。”不久，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彭德怀担任主席，张治中任副主席。对一位出身国民党系统的老将来说，这种安排既是信任，也是责任。
值得一说的，还有一个对后世极有象征意义的细节。新政协讨论国名时，提法不少，有人建议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认为这样更能突出“民主”二字。会场上意见并不一致。
张治中对此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共和”二字本身就包含民主的含义，再加“民主”，既有重复之嫌，也显得累赘。以他的表达，更简练的名称更符合国家的身份。最终，“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字被采纳，沿用至今。一位曾经在旧政权担任高级职务的将领，以这样一种方式参与了新国家的命名，无论如何，都是一段颇有意味的插曲。
新中国成立后，张治中在新疆、西北和全国政协等岗位上持续工作。即便在特殊年代，他对国家前途仍怀忧虑之心，很多时候选择谨慎表达，用自己的方式维持一种理性态度。
晚年时，他对自己的这一生做过一个颇为严苛的评价：“我很惭愧，六十九年来奔波劳累，只有过错，毫无贡献，现在看到中国人民脱离黑暗，趋向光明，这就是我这生最大的安慰和愉快。”这种说法显然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却反映出他内心深处的负疚感。经历过那么多折腾，站在晚年的节点，他更看重的是国家整体的走向，而不是个人的功名成败。
在国民党旧部的回忆录中，关于他的记述并不算多。他在党内不拉帮结派，也少参与内部争斗。有人对他评价温和，却又带几分无奈：既不绝对忠于某个派系，也不彻底“翻脸”，始终试图用温和方式挽回一些东西。成效有限，却不能简单否定。
1969年4月6日，张治中在北京离世。消息传出后，如何为这位“和平将军”安排告别仪式，一时间在相关部门引起讨论。有观点认为，他毕竟出身旧政权，不必太过隆重。就在此时，周恩来的话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一定要搞个仪式。”
1969年4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为张治中举行告别仪式。场面不喧闹，却庄重肃穆。周恩来走到灵前，缓缓鞠躬，以这种方式向老友告别。这一躬，既是向张治中本人，也是向那段曲折复杂的历史，做了一个沉静的回应。
回顾张治中的一生，从少年走出巢县，到投身辛亥革命，从黄埔军校的课堂，到重庆谈判的案头，从北平和谈的争执，到新疆和平起义的幕后，他的轨迹几乎贯穿了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关键节点。有人说他性格温和，有人说他优柔寡断，也有人认为他在关键时刻做出了重要选择。这些评价不必强求统一。
可以肯定的是，在国民党整体腐败、战局不断恶化的背景下，他尽力避免内战扩大，努力为和平寻找缝隙。这样的努力并未彻底改变历史方向，却在关键处起了实实在在的作用。周恩来之所以在他逝世时坚持“亲自参加”，理由大概也就在这里：交情归交情，更重要的是，他曾经为民族的存亡做过自己的选择，这一点，值得被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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