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9月25日，北京的秋天刚刚转凉。那一天，阎又文在病床上安静地咽下最后一口气，年仅四十八岁。病房并不热闹，只有妻子和几个孩子守在旁边。临终前，他只是轻声对妻子说了一句：“有事情找组织。”短短八个字，没有解释，没有铺垫，听起来像一句再平常不过的叮嘱。
家人当时并不明白这句话的分量。更想不到的是，这一句“找组织”，竟像一把钥匙，却迟迟打不开一扇被封尘几十年的门。
一年多之后，他被安葬在八宝山。按说，这样的安葬规格，已经不算低了。但孩子们去看墓碑时，却越看越糊涂。碑文上写着：“……中国共产党党员，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寥寥数语，不见入党时间，不见具体经历，像是刻意遮掩，又像是仓促敷衍。
有意思的是，从那以后，阎家的“怪事”接二连三。
大女儿在申请入团时，被老师婉拒，说了一句：“你们家政治历史很复杂。”老六后来申请入党，又得到一个模棱两可的回复：“你父亲历史问题不清楚。”家里明明有烈属待遇，有八宝山墓地，可一到“政治历史”几个字上，却处处磕磕绊绊。
孩子们一头雾水，只觉得既委屈又说不清，只能硬着头皮到处跑，找人、写材料、查档案。越查越乱，越问越糊涂。直到三十多年后，一个偶然的相遇，把尘封的秘密一点点翻了出来。
一、“复杂家庭”的困惑与追索
新中国成立以后，阎又文的履历其实并不隐蔽。他随傅作义接受改编，参加了解放军序列中的工作，后又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在前线做政治工作。回国后，调入水利部农田水利局担任副局长，1961年转到农业部，出任粮油生产局局长。
从职务上看，这是一条标准的干部成长路径。工作稳定、岗位重要、级别不低，没人会联想到什么“历史问题”。在单位里，他严谨勤勉，一板一眼。那几年，全国粮食紧张，特别是自然灾害严重时期，粮油系统压力极大。
阎又文身为主管粮食的局长，手里有一定权力，却格外克己。那时不少领导干部都有特供证，可以在困难时期领取比普通群众更好的供应。他家里孩子多，生活紧巴巴，但他一次都没拿过特供。有同事劝他：“孩子大了，正需要营养，多少用一点没什么。”他脸一沉，说得很重：“我管的是全国的粮食，全国人都不够吃，凭什么让自家孩子多吃一口？”
这句话，当时听的人觉得有点“傻”，但又不得不服气。视察地方时，他本可以吃改善伙食的白面条，却总是坚持和当地群众同吃粗糙的食物，红薯叶也照吃不误。不得不说，在那些日子里，这样的坚持并不容易。
工作上，他还要频繁接触苏联专家。四十多岁的人了，他硬是自学俄语。理由很简单：翻译再好，终归隔了一层，直接交流，很多事情说得更清楚。他没把这当成“才华”，只是当成工作需要。
1962年9月，他被确诊为食道癌。病情发展很快，很快就到了回天乏术的地步。对外，他没有提什么“特殊要求”；对内，他也没向家人多透露一点往事，只留下那句“有事情找组织”。随后，他安葬八宝山，组织上给了应有的礼遇，却在关键的“身份”上，留下一团雾。
阎家人从此在“政治历史复杂”的标签下跌跌撞撞。孩子参军，有人犹豫；申请入团，老师摇头；提干，政审卡住。家里人一遍遍去单位、去统战部门询问，希望证明父亲是“统战对象”，得到的答复却截然相反：“不是统战对象，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既然是党员，为何又说“历史问题不清楚”？既然是党员，为何墓碑上连入党时间都不写？他们试着到水利部调档，却发现档案记录简略得出奇，既不写早年经历，也不谈特殊贡献，一切似乎从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
就这样，阎又文的子女背着“说不清”的家世，一走就是几十年。政审表上，那一栏“父亲历史情况”，成了全家人绕不过去的坎。
转机出现在1993年春天。
那年，公安系统一次老干部聚会上，已经退休的北京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刘光人，与老同事王玉重逢。两人寒暄几句后，聊起往事，谈到一些老同志的家庭情况。说到阎又文的子女时，刘光人忍不住叹气：“阎家的孩子，这些年不太顺啊，参军、提干，总是绕不过他父亲的‘历史问题’。”
这句话，让王玉一下子愣住了。
“阎又文？哪个阎又文？”他追问。
“山西来的，后来在农业部当局长，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刘光人解释。
王玉听完，整个人明显激动起来，连茶杯都差点拿不稳。他沉默了一阵，低声说：“这么多年，一直在找他的后代，一直没有消息，没想到他们的日子还过成这样。”他抬头，对刘光人说：“老刘，这件事，你一定要帮忙，我得见见他的孩子。”
那一刻，刘光人才意识到，自己长期以来隐隐的怀疑，多半是真的。这个让一家人吃尽苦头的“历史问题”，背后，很可能藏着一段从未公开的故事。
二、从山西学子到“白皮红心”
阎又文本是山西万荣人，出身贫寒。年轻时，他一边打工一边读书，在老师和乡人资助下，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法学院出身，在当时已经算是“新知识分子”。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华北局势骤然紧张。刚刚毕业不久的他，和不少同学一样，带着强烈的救国激情，奔赴延安。
延安的几年，是他命运改变的起点。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在此开办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一期一期办下去，前后办了七期，专门培养情报、侦察方面的干部。阎又文被选中，接受系统训练。课程内容既有理论，也有实战技巧，要求很严。正是在这段时间，他逐步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情报工作者。
训练结束后，组织上给他安排了一条危险而关键的路线——潜入国民党军队内部做情报工作。他被派往国民党西北军马鸿逵部，名义上是做政治工作，身份却是中共的秘密情报人员。
1938年，傅作义以“晋绥军”将领的身份，在华北抗战中崭露头角。他派人到延安，希望中共能够派出政治工作干部，帮助他的部队开展思想教育。延安方面考虑再三，选中了阎又文。于是，这位山西大学出身的青年，来到了傅作义身边，担任团政治部主任。
有意思的是，就在这一年前后，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地下党员。但这个消息，连傅作义都不知道。对外，他只是傅部队伍里一个有文化、有能力的政工干部。
阎又文写作能力突出，逻辑清晰，善于把复杂问题讲得通俗易懂。傅作义很欣赏他，常说：“别人给我写的东西，总是写不到心里去，只有又文写的稿子，像是我自己说的话。”时间一长，阎又文从团一级政工干部，逐步被调到傅作义身边，担任秘书，负责起草电报、公文，参与处理重要军政事务。
这个位置看似文职，实际分量极重。傅作义的对外表态、对上级的汇报，一封封电报、一个个讲话，常常要经过他这位秘书的笔头。对中共而言，这正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情报窗口。
1939年下半年，形势突转。蒋介石密电各地部队，要“清共”。傅作义也接到指示，要对潜伏在部队中的共产党人采取行动。面对这个命令，傅作义心里并不好受，因为他清楚，自己部队中的这些政治干部，是他亲自向延安“求来”的。
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傅作义在内部会议上明确表态：“这些人是我向毛泽东要来的，不能加害人家，还要安全把人家送回去。”在这一点上，他的确留了一份情面，把能送走的共产党干部尽量送走，以免被清洗。
那一阵子，地下党组织撤离匆忙，来不及一一安排。阎又文和组织，一下子失去了联系。这段断线，一断就是七年。
在这漫长的七年里，他继续做着傅作义的秘书，表面上看，是个对国民党忠心耿耿的幕僚，时刻在身边办事；内里却始终是那位延安训练班出身的情报干部，只是再也接不到指令、收不到暗号。
这种状态，说轻松是不可能的。既要维持表面的可靠，又要守住内心的忠诚，而且没有任何渠道可以证明自己还在“坚持”。试想一下，那种孤军深入、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滋味，恐怕比在前线打仗更折磨人。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形势大变，国共矛盾很快显露出来。就在这个关口，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决定重新寻找当年派出的潜伏人员。王玉被派出，任务非常明确：找到阎又文，恢复组织联系。
从延安到归绥（今呼和浩特），路程上千公里，沿途战乱未平。王玉化装成商人，边打听边走，前后停留了两个月，始终没有找到可靠线索。时间一天天过去，他心里的疑问也越来越多：阎又文还在不在？还在傅作义身边吗？更关键的是，他是否依然坚守当年的选择？
1946年春节前后，王玉再一次来到包头。一天，他在一家小饭馆吃饭时，突然听到邻桌有军人的口音，似乎是晋绥军系统的人。他心里一动，主动上前搭话，以老乡为名攀谈。几句试探后，对方提到傅作义部队的一些情况。王玉抓住机会，问起：“你们部队有没有一个叫阎又文的？”
那位军官随口答道：“当然有，他现在是傅司令的秘书。”这一句，让王玉瞬间心里一亮。
很快，他设法请这位军官介绍，得以进入傅作义机关“串门”。不过，第一次见面，并不顺利。七年未见，当年的接头人早已模糊在记忆深处。阎又文对这个突然出现的“商人”几乎没有印象，自然也谈不上信任。王玉几次试着接话，都被他冷冷应付过去。
王玉没有死心，暗中打听到阎家的住址，决定冒险登门。那天晚上，他敲开阎家房门，见到阎又文，开口就问了三个问题：“你叫阎又文？山西荣河人？山西大学毕业的？”阎又文略显疑惑，却还是点点头。
王玉这才表明身份：“阎又文同志，我是从延安来的，党中央派我来找你。”这一句说出口，屋子里一下静了下来。对方久久没有说话，眼眶却慢慢红了，过了一会儿，才吐出一句话：“多少年了，一直盼着这一天……”
从那天起，两人重新建立了联络。为掩护接头，他们把阎又文投资的一家布店，当成秘密联络点。店铺在街上开门营业，顾客进进出出，看起来再普通不过，但在后面的小屋里，情报和指示开始流转。
考虑到阎又文身份特殊，组织上给出了极为严格的纪律要求：只能建立单线联系，不许和当地公开的党组织发生任何关系，以免增加暴露风险。因此，在敌占区，除了王玉，几乎没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在解放区，则只有极少数高层领导掌握这条情报线。
后来，这条线划归中央社会部管理，真正知情者只有三人：罗青长、李克农和王玉。也正因为这种极端保密，才有了后来“史料空白”的尴尬——很多人只看到了表面上的“傅作义秘书”，看不到那张隐藏在白皮下的“红心”。
三、“痛骂”公开电与北平解放
恢复联系后，阎又文很快发挥出潜伏多年的价值。他身处傅作义身边，既能接触到作战计划、兵力部署，又能了解高层的心理变化和内部矛盾。这些信息，经由隐蔽渠道，一点点传到延安和各大战区。
有一件事，后来被多次提起。绥东战役前夕，阎又文在布店密谈中，详细向王玉介绍了傅作义部队的实力、部署，以及他准备进攻绥东解放区的意图。王玉感到事态严重，立即赶赴绥东丰镇，向那里的解放军领导反映情况。
然而，领导最初并不完全相信这一判断，认为情报里对傅作义兵力的估计“有些夸大”。王玉不便透露情报来源，只能苦口婆心地提醒，对方仍有顾虑。事实证明，阎又文的判断是准确的。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全面内战爆发，绥东战役打响，双方损失都不小，傅部队一度占据不少要地。
多年后，李克农在回顾华北战场时提到，早期战局吃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对这条情报线给予足够重视。所幸，在后续作战中，随着情报的不断汇总运用，华北野战军逐渐稳住了局面，没有再在傅作义手里吃大亏。
更关键的是，这条线在平津战役前后的作用，远远超出了普通意义上的“情报”。它不仅提供了敌情掌握，更影响了政治决策的走向。
绥东战役后，傅作义颇有几分“得意”，认为自己打了一场漂亮仗。在这样的心态之下，他产生了一个念头：写信公开“理论”一下。对象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他想通过公开电文，一方面展示自己的胜利，另一方面为己方的行动辩护，同时也是向国内外亮明立场。
作为秘书，阎又文不可避免地被叫去“出主意”。傅作义对他说：“要写，就要写得有分量，让他们看看我们的理由。”阎又文当然明白，这不仅是一封信，更是一场舆论交锋。他一时拿不定主意，只得迅速向王玉报告。
王玉听完，立即将情况上报给李克农。李克农心里有数，这件事不止是文案问题，事关政治斗争，便往上请示。周恩来得知后，又转报毛泽东。几经传递，最终拍板的指示，出乎很多人意料——“公开电要骂得狠一点，要能激起解放区军民义愤，要能够导致傅作义狂妄自大。”
这句话，大致意思就是：既然要写，不如借力打力，把这封信做成一根“反向使用”的杠杆。一来，通过对中共的激烈声讨，激发解放区群众的斗志；二来，适当放大傅作义的“胜利感”，让他在自我陶醉中逐步滑向更加有利于我方的政治选择。
指示传到阎又文那里，他心里自然明白，这是一件极难拿捏的事。电文必须骂得“有劲”，不能软绵绵；同时，还要在夹缝里留出分寸，既要让傅作义满意，又不能出现真正伤筋动骨的问题。那一夜，他几乎未合眼，在灯下反复推敲字句。
公开电最终很快问世，题为致毛泽东的公开信。文字锋芒毕露，直指中共发动内战，声称傅作义部队取得的胜利，是“人民意志的胜利”，把对方描述成违背人民意愿的一方。文中还出现了几句极具戏剧性的表达，比如谈到“只要毛先生参加政府，我愿在毛先生部下当一个最低级的职员，绝对忠实服从”，字面上看是讥讽，实际上暗藏一层“留口”的意味。
这封公开信一发表，在当时舆论场上确实掀起不小波澜。傅作义看后，很是得意，觉得这封信既替自己出了气，又显得大义凛然。更令他意外的是，延安方面并没有遮遮掩掩，毛泽东还特别指示《解放日报》全文转载，让解放区军民“共同欣赏”。
许多人当时当然不知道内情，只觉得双方气氛紧张，言辞犀利。阎又文的老朋友、老同事，看到这篇电文后，不少人心里一凉：怎么会写出这种东西？难道真是立场变了？连一些长期并肩战斗过的同志，都与他疏远，甚至公开指责他“背叛”。
当时有人传话，说有领导气愤之下，甚至提出要“清理他的党籍”。这种误解，对一个潜伏干部来说，是再痛苦不过的。但出于保密纪律，他不能解释半句，既不能向外界说明什么，也无法向家人表露真正的心迹，只能继续在傅作义身边，默默执行组织的决策。
1949年北平解放后，傅作义率部起义，进城后按照安排拜见毛泽东。随行人员中，就有阎又文。会见时，毛泽东冷不丁说了一句：“你的文章写得挺生动啊。”在场不少人以为这是“敲打”，心里替他捏了把汗。只有极少数知情者明白，这是别有深意的称赞。
从华北剿总成立开始，阎又文的职务一路抬升。他不仅是傅作义的秘书，还担任政工处副处长、新闻处处长，同时也是对外发言人。华北剿总内部的重要会议、作战部署、对局势的判断，他都能第一时间接触到。这些关键信息，通过隐蔽渠道影响了辽沈、平津等大战役中的诸多决策。
1948年12月中旬，解放军完成对北平的包围。城内形势紧张，军心浮动。傅作义一度在“死守”和“谈判”之间摇摆，心里非常矛盾。各方压力交织在一起，他多次找阎又文谈话，问他怎么看。
阎又文给出的分析，既有军事层面的判断，也有政治后果的推演。他指出，凭北平城内兵力和补给状况，进行长期死守，必然会陷入被动，对傅本人的历史评价也极为不利。他建议，主动与中共接触，寻求和平解决，避免城市破坏和人员巨大伤亡。
当然，他不会简单地说“应该投降”，而是不断通过老友、部下等多条渠道，做傅作义的工作。有人从个人安危角度劝，有人从家族、后代出发说话，有人从民族大义谈起。表面看，是一批人“各说各话”，背后其实有一条看不见的线在串联。
1948年12月17日，傅作义方面与解放军代表第一次正式接触。谈判初期气氛紧张，条件差距很大，一度谈得很僵。傅作义从会场回来，情绪极度低落，甚至萌生了“破釜沉舟”的想法。阎又文没有离开，一直在他身边，从现实力量对比到历史责任，一点点分析，既不当面逼他，又不断把他往“和平”一侧推。
几经起伏之后，谈判最终选择了派邓宝珊出面继续接触。傅作义的态度也就在这样反复权衡中，逐渐由犹豫转向接受。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城内基本没有遭到大战破坏，文物建筑、市民生命大体保全。这在整个解放战争中，是极有分量的一笔。
阎又文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很难简单用几句话概括。他既是情报传递者，又是心理工作者，更是某种意义上的“纽带”。遗憾的是，出于工作性质，他不能在任何公开场合同身上挂勋章，也没有在各种回忆录里留下大段自述。很多年里，他只是“傅作义的秘书”，而已。
四、晚年的沉默与身后的昭雪
新中国成立后，阎又文并没有选择离开傅作义，而是继续在他身边工作，这是组织的安排。那段时间，他的身份仍然处于严格保密状态。公开档案上，他不过是原国民党将领部下的一名重要文职干部，改编后进入新政权工作。至于他何时入党、在战争年代做过什么，并不对外说明。
1958年前后，情况有了变化。在党组织征得傅作义同意后，他的党员身份，才在一定范围内予以确认。表面上看，是“1958年入党”，实际上，只是把一个早已存在的事实，写进了当时的组织关系中。至于他在延安训练班时期的记录、潜伏多年的经历，依然属于高度机密。
这种低调和隐蔽，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工作上，他从军队转到水利部、农业部，一步步走到局长岗位；生活里，他保持着一贯的朴素，不给家人谈论过去，也不借当年的功劳为自己争什么待遇。孩子们从小只知道父亲脾气严厉、作风较真，很少听到他讲战火年代的故事。
1962年病重后，他看起来更像一个普通的老干部。面对死亡，他没有留下长篇的遗嘱，只那一句“有事情找组织”，既像提醒妻子今后遇事按组织程序办，又像在无意中指出自己一生的归宿。
他走后，墓碑上的模糊，与家中屡屡受阻的政审，渐渐拼成了一个说不清的“谜团”。因为保密纪律仍在延续，他的真实身份，连负责政审的部分部门也掌握不全。有的档案只看表面年份，就形成了“历史问题不清楚”的印象，继而影响到了子女的入团、入党、提干甚至生活待遇。
1974年，傅作义逝世。按说到这时，一些历史问题已经逐步理顺，但阎又文的名字，依旧隐在档案角落里。他在公众视野中，甚至慢慢被各种文学、影视作品所“改写”，有的把他塑造成毫无立场的“投机分子”，有的干脆作为“反面人物”处理，形象离真实越来越远。
直到1990年代初，随着档案整理和老干部回忆工作的深入，一些一直沉底的材料，才重新浮出水面。王玉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阎又文的情况，罗青长也在合适的场合讲起这位老战友。当他们得知阎家的孩子多年来在政审上吃了不少苦头，心里多少带着愧疚。
1993年5月31日，农业部党组向阎又文六个子女所在单位，发出了一批正式函件。函件明确写道，阎又文曾是党的地下党员，因当年工作需要，长期未公开身份，导致其子女在政治、工作和生活待遇方面受到不应有影响，请各单位按政策予以纠正。
这一纸公函，某种意义上，是对一个迟到太久的结论的确认。对阎家子女来说，几十年的委屈，无需大张旗鼓倾诉，只要那几个字——“地下党员”——能够在正式文件上写清楚，也就够了。
同年，罗青长撰文《丹心一片照后人——怀念战友阎又文同志》，对这位曾经的同事做了高度评价。他写道，阎又文“白皮红心，默默无闻奉献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华出众，文笔锋锐，行必踏实，事繁勿慌，和若春风，外圆内方”。这几句话，既是对他工作风格的概括，也是对他性格的真实写照。
2008年，阎又文的事迹被收入有关部门编著的《无名的丰碑》一书，和许多同样隐姓埋名的地下工作者放在一起。书名起得很贴切——“丰碑”二字分量很重，“无名”却更见真实。在那个年代，不少人一辈子都不能公开自己的功绩，甚至在历史叙述中长期被误解、被忽略。
如果回头看阎又文的一生，线路并不花哨：山西寒门学子，延安受训，潜伏敌营，长期失联，重新接头，提供情报，参与平津大势，建国后改行做水利、农业工作，直至抱病离世。中间没有惊天动地的宣言，也没有慷慨激昂的“名场面”，更多是无声的坚持和不能说的委屈。
当年那封“痛骂”毛泽东的公开电，曾让他在很多老战友眼里一度成了“叛逆者”。而在另一条隐秘的线索上，这封电文却是遵照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指示完成的一次特殊“政治动作”。两条叙事线长期并行不相交，让这位“秘书”的形象在普通人眼中愈发模糊。
直至档案解密、证据串联，隐线与明线重合，那个复杂又清晰的人，才逐渐从迷雾里走出来。对普通读者来说，也许记不住他在某年某月递过多少份情报，但那些关键节点——延安训练班、绥东战役、公开电文、北平和平解放——串起来看，一位“白皮红心”的地下工作者轮廓，已经足够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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