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26日清晨，韶山上空的雾气还没有散尽，山坡上的露水正往下滚。此时，已经年近花甲的毛主席，正踩着湿漉漉的山路，往一处杂草掩映的坟地走去。身后跟着的，是湖南省委负责同志和几位警卫员。有人轻声提醒：“主席，路滑，小心脚下。”毛主席只是摆了摆手，脚步不紧不慢，一直朝前。
这一天，距离他离开故乡，已经整整三十二年。
他后来回忆过，1910年第一次离开韶山去东山书院读书时，站在村头回望，只觉得天地很大、前路很远。而到了1959年再回头看，故土仍在，父母却已长眠多年。故乡没变，自己已不再是当年那个“石三伢子”。
1959年的夏天，对新中国来说，并不轻松。“一五计划”完成，工业化起步，城市里的工厂轰鸣作响；但严重的自然灾害正在酝酿，几个主要粮食产区减产明显，吃饭问题压在每一个决策者心头。毛主席在北京主持完八届七中全会后，没有急着回中南海，而是一路往中原、华北、华中跑，到河南、河北、湖北实地打听生产和粮食情况，田间地头反复询问。
就在这样紧张的背景下，他决定抽出几天，回趟韶山。
有意思的是，这个决定并不在原来的行程表上。1959年6月23日，他到了湖南，在长沙听取情况汇报。当晚，省委安排了一桌简单的家常菜：腊肉、豆豉辣椒，还有一盘黑乎乎的臭豆腐。有人还略带紧张地解释：“主席，这是家乡常见的小菜，也没什么好东西。”毛主席夹起一块臭豆腐，笑着说：“这才是好东西。”嘴里说着，神情却明显有些出神。
饭桌上，他忽然对身边人说了一句：“明天，到韶山去看看。”话音落下，现场安静了一瞬。
秘书高智有点不确定，又追问了一句：“主席，是回韶山？”毛主席点点头：“是，就明天。”这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其实等了三十二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他曾不止一次想回老家看看，但抗美援朝的战事、恢复国民经济的紧迫，都让这个愿望一次次往后推。
当晚，他乘火车赶到湘潭，再转乘吉普车去韶山。车子在山间公路上颠簸前行，田野里的蛙声、远处村寨的灯火，一幕幕往后退去。毛主席望着窗外，心里自然不会平静。1927年“马日事变”之后，他离开故乡时说过：“二三十年革命不成功，不回韶山。”如今，他带着共和国的十年答卷，再次踏上这片土地。
有警卫员后来回忆，那一路上，主席话不多，只偶尔提起过去某一年的旱灾、哪一处田垄曾修过水渠。三十多年不在故乡，却仍记得田埂的走势、山坳的形状，这在旁人看着，多少有些让人感慨。
汽车在一栋新修的小楼前停下，这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松山一号”。这座小楼并不气派，一层结构，陈设简单。早在1958年，毛主席就托堂弟毛泽普转话给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说自己若有机会回乡，只要住一座“简便一点”的小房子，别铺张。他还特别叮嘱：“一层就好，有个卫生间就行，太复杂就不像样了。”
走下车，他站在院子里，朝山下、山上看了几眼，缓缓说了一句：“久违了，家乡。久违了，乡亲父老。”这话不算长，却透着一种难以掩饰的感慨。
当天晚上，他顾不上休息，把公社、大队的干部都叫到招待所，详细询问生产、口粮、社员生活，有时甚至问到某个生产队的具体数字。这场座谈会一直开到凌晨一点，直到突然停电，屋里一片漆黑，他才笑着说：“这下可以睡个好觉了。”
走出会客室，他又在院子里缓缓踱步，对周小舟、罗瑞卿说：“离开家乡三十二年了，总算又回来了。心里很高兴。家乡的臭豆腐、腊肉，你们也尝到了吧？”两人点头，说味道很好。毛主席又把卫士长李银桥叫过来，叮嘱道：“明天，乡亲们要是上来，想跟我说话，你们不要拦。乡里人热情得很，你们态度要和气。乡亲们端茶送水，也不要挡，这是他们一片心意。”李银桥连忙回答：“一定注意。”
这一番安排，说明他心里清楚，这趟回乡，感情的分量不比调研轻。
一、清晨上山：在父母坟前三鞠躬
第二天一早，天色刚蒙蒙亮，还不到五点，他已经起身穿衣，洗漱完就走出招待所。同行的人发现，他看上去略显憔悴，很可能又是一个不太安稳的夜晚。
他沿着山道往下走，正巧碰见公社书记毛继生，便对他说：“今天先上坟，去看看父母。”毛继生赶忙答应：“我给主席带路。”就这样，一行人沿着山坡小路往上走，路边草木浓密，空气里带着潮湿的泥土味。
有一位农民远远看见他们上山，怕主席年纪大了走不动，就吩咐儿子拿了一根踩田棍，匆匆送上来。毛主席接过看了看，笑着说：“不用，我走得动。”话不多，却让旁边的人都记住了这个细节。
坟地并不显眼，杂草丛生，墓碑被野草遮住一大半。由于多年无人打理，加上弟弟们相继牺牲，坟包早已失去了当年的模样。毛主席缓缓踱步，一碑一碑地看过去，直到在一座长满茅草的合葬墓前停下。墓碑上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他却没有犹豫。
他立在坟前，很长时间没有说话，只是微微低头，目光定在那一块石碑上。随后，他深深鞠躬三次。对知情人来说，这一刻承载的，不只是父母之恩，还有多年未能尽孝的歉疚。
这次上山并无提前安排，来不及准备祭品、花圈。同行的一位警卫员动了个心思，撕下几根松枝，又在山坡上折了几朵杜鹃花，和野草扎成一个简陋的花圈，递到毛主席手里。毛主席接过来，动作格外轻，生怕惊动了地下长眠的双亲，将花圈轻轻放在坟上。
站在一旁的人后来回忆，那一刻，整个山坡静得只剩下鸟叫声。毛主席静静伫立，缓缓说道：“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寥寥八个字，把自己对父母、对那个时代普通农民的感情，都压在里面。
毛继生在旁边小声问：“主席，要不要把坟稍微修一下？”毛主席想了想说：“不用修，就把坟上的洞眼填一填，保持原样。以后每年清明，就劳烦你们去培培土。”这回答听起来朴素，却有他一贯的态度：既不铺张，也不刻意做样子。
下山的路上，毛主席慢慢开口，对身边的人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信那些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老师、同志、朋友，这是要承认的。以后有机会，还要再来看他们。”这几句话，说得平平静静，却透出一种认真的庄重。
当天上午，祭拜结束，他走下山坡，穿过谢家屋场，走过池塘边熟悉的小路，朝三十二年前离开的那座土砖房走去——那就是韶山上屋场的毛氏故居。
二、走进老屋：遗像前一句“娘”
故居门口早已站满了闻讯赶来的乡亲。有人穿着旧蓝布衣，有人抱着孩子，挤在一起往里看。一看到毛主席的身影，掌声和呼喊声几乎同时响起：“毛主席万岁！”这并不是事先安排好的口号，而是村民本能的表达。在他们眼里，这位走出韶山的“毛伢子”，如今是国家领袖。
毛主席一边挥手，一边走近人群，尽量与每一个伸出手来的乡亲握手。有人握住就不愿松开，嘴里不停念叨：“主席回来了，主席回来了。”毛主席笑着回应：“乡亲们好。”他提议大家在故居前合影，让这一刻留下一个印记。
这座故居多数是瓦房，墙体是土砖。1927年“马日事变”以后，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到处抓捕共产党人和积极分子，毛家的房子也被没收、捣毁，屋里原来的东西大多被糟蹋一空。新中国成立后，地方政府才把房子收回，根据乡亲的记忆，尽可能恢复原状。
走进屋里，木桌、土灶、蓑衣、农具，一件件虽然普通，却都牵着他童年的记忆。有些细节，已经有些模糊；有些场景，一眼看去又仿佛就在昨日。走过正堂，穿过横堂，他来到父母曾经住过的那间卧室。
墙上挂着两张黑白照片。那是他父母唯一一次较为清晰地被镜头留下的样子。毛主席站在遗像前，许久没有说话，只是缓缓往前挪动脚步，几次想开口，又像是咽了回去。最后，他轻声喊了一句：“母亲，您的儿子回来了。”现场的记录者后来写下的是“母亲”，民间口口相传的则多是“娘”。不管是哪一种称呼，背后的情感，差别并不大。
他转头问身边工作人员：“这照片怎么还在？”工作人员回答：“是从主席外婆家找回来的。”毛主席点点头，说起了这张照片的来历。那是1919年，母亲病重，他在长沙为母亲求医时陪着照的相。那时母亲得的是淋巴结核，在那个年代，这病并不罕见，但受制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和家庭经济状况，最后终究没能治好。第二年，父亲又因重伤寒去世。
说到这里，他明显有些动情，停了好一会儿，又缓缓补了一句：“过去医术不高明，要是现在，他们不会这么早走。”这话带着遗憾，却也带着那个时代普遍的现实——乡村的普通农民，很难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离开卧室，他从后门走到屋后的晒谷坪。这块坪曾是他少年时代劳动、晒谷、翻粮的地方。站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他抬手指了指右边的一片竹林：“以前那块坪不在这里，在那边。”稍稍顿了一下，又说：“1919年，我母亲去世，她的灵柩就停在那边，等我回来。”这几句话，让身旁的人都默默无言。
参观故居之后，他又提出去看看韶山学校。这所学校前身是毛氏宗校，在1952年更名为“韶山学校”，校名是他亲笔题写。消息传到校园，师生们一下子沸腾了。等他到校门口时，孩子们已经列队站好，掌声和欢呼声一阵接一阵，“热烈欢迎毛主席”的呼喊此起彼伏。
走进队伍，他一边跟孩子们握手，一边问年级、问学习情况。一位少先队队员双手把一条鲜红的红领巾系在他脖子上，他笑着说：“你们看，我又年轻了，成少先队员了。”孩子们听了，笑声一片。在那个年代，这样轻松的一句话，足以让很多孩子记一辈子。
临近中午，他不得不离开韶山学校。校门口，他的车缓缓启动。在车子渐行渐远时，一位老师带头唱起《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歌声很快被全校师生接上，在校园里和山谷间回荡。
当天夜里，他躺在松山一号的小床上，很难入眠。故乡的每一处景致，每一个人影，都和父母的身影重叠在一起。很多往事，就这样一段一段浮上来。
三、往事重现：从“石三伢子”到《祭母文》
毛主席的父亲毛顺生，早年在湘军当过兵，后来退伍回乡，白手起家，经年累月地种田、经商，成了小有积蓄的农民。他性格坚毅，做事精细，对儿子要求很严，常常一脸严肃。有人说他“精明”，在旧社会，这种性格未必讨人喜欢，却在无形中给了孩子们吃苦耐劳的底色。
母亲文七妹，出身普通农家，性格温和，心软得很。她在青年时期曾接连失去两个孩子，到第三个孩子出生时，心里难免惶惶。1893年冬，她在韶山生下毛泽东时，特意把孩子抱回娘家唐家托，在一座观音庙前叩拜，把庙里的一块大石头认作“干娘”，给孩子起了个乳名——“石三伢子”。这一连串举动，说到底不过是一个普通母亲对孩子平安长大的朴素祈求。
因为这个缘故，毛泽东童年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外公外婆家里度过的，直到九岁才回到韶山正式上学。母亲待人宽厚，见不得别人受苦。有一次，她得知儿子把自己的饭节省下来，悄悄让给没有午饭的同学，自己空着肚子回家，非但没有责骂，反而摸着孩子的头说：“你做得对，只是不该瞒我。早说的话，可以多带一点，不要饿坏了身子。”这类小事，在乡里人眼里算不得什么壮举，却在孩子心里扎下了根。
1910年春天，父亲把十七岁的毛泽东送往湘乡县立东山学校。临行前，毛泽东写了一首七言诗稿给父亲看：“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首诗后来广为流传，在当时则是一位青年向父亲交出的“军令状”。父亲未必对诗中字句有多少评价，但对“学不成名誓不还”的决心，是听懂了的。
从那一刻起，韶山对毛泽东来说，不再只是生活的地方，而是一块承诺已下、暂时不能久留的故土。1910年之后，他回乡的次数逐渐减少，时间也越来越短。
1919年春天，他原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却在3月12日因母亲病重，决定留在长沙，一边主持新民学会活动，一边在修业小学教书谋生。母亲文七妹在两个弟弟的陪同下到长沙治病，他四处打听医生，替母亲抓药，陪着输液，尽量做到不离开病榻太久。在那段时间里，他既忙于新文化、新思潮的传播，又挤出时间侍奉母亲，日子虽然紧张，却并不敷衍。
病情略有好转时，他带着母亲和两位弟弟，来到长沙城里的一家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这也是文七妹一生中唯一一张正式照片。照片里，她坐在中间，神情安静，眉目慈祥，看上去并不像重病之人。毛泽东站在母亲一侧，身姿挺拔，脸上还带着青春的稚气；弟弟毛泽民、毛泽覃分立两旁。那一年，他26岁；毛泽民23岁；毛泽覃才14岁。
母亲在弟弟陪同下回到韶山后，他仍留在长沙，从事宣传、组织工作。谁也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10月初，他接到弟弟来信，得知母亲病逝的噩耗，立即带着毛泽覃连夜往韶山赶。等他回到家乡时，母亲已经入殓两天，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弟弟告诉他，母亲临终前一直呼唤他的名字。听到这句话，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在灵堂前长久痛哭。灵前的灯光昏黄，他在极度悲痛中写下长篇《祭母文》。那是他一生中篇幅最长的悼文，字里行间既有母子情深，也有对旧社会命运的控诉、对自我性格和人生道路的反思。从文字可以看出，他并非只把母亲看作家庭里的慈母，更把她视作一个默默承受、乐于助人的普通劳动妇女。
过了“头七”后，他带着毛泽覃返回长沙。悲伤不可能一夜消失，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把世上的人分成三类：损人利己者，利己不损人者，可以损己利人者。他说，自己的母亲属于第三类。这种评价，不完全是理性分析，更带着强烈的感情判断。但不得不说，这样的感情，也塑造了他后来看待人民的方式。
母亲去世一个多月后，他把父亲接到自己身边尽孝。有人注意到，那段时间，他仍带着黑纱，显然还沉浸在思母之痛之中。他也带父亲照了一张合影，试图以此弥补一些先前未尽之责。
没多久，新的打击接踵而至。1920年初，父亲毛顺生因多年劳累，加上妻子去世造成的精神重创，感染急性伤寒病逝，年仅五十岁。那时他已经离开湖南，在北京参与驱张运动，革命形势紧张，路途遥远。最后不得不忍痛做出选择：留在斗争一线，无法返乡奔丧。
父母双亡后，兄弟毛泽民把两位老人的遗体合葬在同一坟冢里。远在外地的毛泽东，只能把悲痛压在心底，把未尽的孝道转化成另一种力量。这也是为什么，1959年再回韶山，在那座合葬坟前，他久久不愿离去。
四、离乡与守诺：两次归来与未了心愿
从1910年第一次出乡求学，到1976年病逝，在这六十六年间，毛主席回韶山的次数并不多，加起来只有十几次。新中国成立后，他只回去过两次：一次是1959年这趟较为系统的回乡调研与省亲，一次是1966年住滴水洞。
实际上，早在1950年4月，岳母八十寿辰时，他就曾派长子毛岸英回韶山祝寿，并特意嘱咐儿子，回乡要谦逊，不可摆架子。他还细细交代行程细节：从湘潭到韶山的路多是小路，可以骑马；但到了离家三十里地的银田寺，就必须下马步行，“在那么多长辈和乡亲面前，骑马回家，不合适。”这种对礼数和乡情的重视，既是出于个人教养，也透露出他对故乡长辈的一份本能尊重。
岸英回乡探亲后，他在北京向儿子打听家乡的一桩桩琐事，甚至连哪块田的收成、哪家老邻居的境况，都问得很细。说到某些趣事，他会大笑，语气轻松。但笑声背后，那份想回去却抽不开身的无奈，外人未必听得出来。
1956年冬天，他在中南海会见堂侄毛远耀、毛远翔，又一次详细询问乡里亲友的情况。1958年，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期间，堂弟毛泽普进京开会，他便借机托付“修一间简便的房子”，为将来回乡做准备。这些看似顺口一提的话，其实是多年来积累的愿望，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出口。
1959年韶山之行结束时，乡亲们纷纷赶来送行，场面颇为热烈。车子发动前，有人悄悄说：“当年你走，是父母在村口相送；现在，是整个村子送你。”这话虽然没有记录在正式文档里，却道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变化：离开时是读书少年，归来时已坐在共和国主席的位置上。但在乡亲眼中，这两种身份，有时候又重叠在一起。
据在场的人回忆，他上车后，望着送行的人群，声音压得很低，对身边人说：“以后还要回来，看看乡亲，看看父母。”这一句话，后来被多次提起。1966年，他确实再次回到韶山，不过这次住在西面的滴水洞，那里幽深清凉，是他少年时代常来玩耍的地方。那次回乡，因为当时的历史环境，他没有再进故居，也没再上山祭拜双亲，留下了一个明显的缺口。
1976年，他病重期间，曾多次提出要再回一趟韶山，看看故土和父母坟茔。中央经过研究，初步定在9月15日安排专机护送。有关部门为此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包括路线、医疗、接待等细节。但疾病的发展远比计划残酷，他在9月9日逝世。那趟预定中的回乡之旅，永远停在了纸面上。
从1927年离开故乡立下“不成功不回”的誓言，到1959年最终带着新中国十年的建设成果回到韶山，再到晚年一再提起“还要回去看看”，这其中的情感变化，透着一种复杂的层次。一方面，他把个人的悲欢压在国家大局之后，不让私人情绪干扰决策；另一方面，在有限的时机里，他又极其珍惜与故乡、与父母“相会”的每一次机会。
在那首写于1959年清晨的《七律·到韶山》中，有两句广为人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很多人习惯从革命意志的角度去解读这两句，其实放在他这一番回乡经历里看，也有另一层意味。所谓“牺牲”，不仅是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也包括无数革命者——包括他自己——在亲情、乡愁上的长期克制与割舍。
当夜色再次落在韶山山坡上，招待所的灯光逐一熄灭，这位从韶山冲走出的农家子弟，又要踏上新的旅程。故乡仍然在那里，父母的坟冢也仍在那片山坡上，静静地守着那条不太平整的山路。1959年那一声“娘，您的儿子回来了”，就这样定格在许多人的记忆里，也深深刻进了那段历史的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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